凯瑟琳·奥康纳和孙子约书亚。
约书亚·奥康纳（Joshua O'Connor）在第一页的标题是“校园枪击”，正文梳理了导致13人死亡的科伦拜高中（Columbine High School）大屠杀的经过。在接下来的几页中，刚满18岁的约书亚描述了一个自己实施大屠杀的详细计划：他将购买猎枪、手枪、突击步枪和弹药，以及他将制造的炸弹；他会锁住那些门，“这样贱女人们就逃不掉了”；他在看台附近引爆第一次爆炸的地方；他开始疯狂杀戮的路线；当一切结束的时候，他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需要让这次射击/爆炸……扬名天下，”他在2018年初写道。"我要能杀多少就杀多少。"
凯瑟琳·奥康纳是孙子的监护人，她曾任缓刑监督官，当时已经退休，她把日记拿给丈夫看，丈夫也同样感到不安。第二天，奥康纳送孙子上学后，她搜查了他的房间，在吉他盒里发现了一把半自动步枪。然后，她做了许多实施校园枪击的学生家长从未做过的事：打电话报警，向警察举报她心爱的孩子已经对他的同学、他的社区和他自己构成了威胁。
上周发生在密歇根牛津高中的枪击事件导致4名学生死亡，7人受伤，这一事件让人们空前关注家长在孩子在校园内开枪时所承担的责任。
几十年来，父母忽视了他们的未成年子女可能诉诸暴力的明确警告信号，但当成年人的疏忽导致流血事件时，家长几乎从来没有被追究责任。这就是密歇根事件中，枪手的两位家长詹妮弗·克伦布利和詹姆斯·克伦布利（Jennifer and James Crumbley）受到指控的特殊之处。他们都面临四项过失杀人罪的指控，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对学校枪击案嫌疑人的监护人所提起的最严重的指控。
本可避免的杀人事件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项新分析，自1999年以来，儿童至少犯下了175起校园枪击案。在被警方确认的114起案件中，77%的凶器是从孩子家里或亲戚朋友家里偷来的。然而，《华盛顿邮报》只发现了五例成年武器拥有者因为没有把武器锁起来而受到刑事惩罚的案例。另外三起成年人被指控的案件正在审理中，其中包括针对克伦布利夫妇的那起。
在密歇根州，奥克兰县检察官凯伦·麦克唐纳（Karen McDonald）坚称，事实证明对这对夫妇的重罪指控是合理的。
枪击发生的前一天，一名老师发现伊森在网上搜寻弹药，但是当局说，当学校通知他的母亲时，她居然发短信给儿子：“哈哈。我没生你的气。你必须学会不被抓住。”
麦克唐纳说，在枪击案当天，一名老师发现了一张纸条，伊森在上面画了一个被枪杀的人，写着“到处都是血”和“我的想法不会停止。帮帮我。”检察官指出，当他的父母被请到学校时，他们拒绝带他回家，也没有翻查他的书包寻找枪支。不到三个小时后，他开始在学校大肆杀人。
克伦布利夫妇拒绝认罪，他们的律师否认了检察官所说的手枪被放在一个没有上锁的抽屉里的说法，称“那把枪实际上是锁起来的”。
学校管理人员也否认他们有任何过错，但在枪击事件中幸存的两名姐妹的父母周四向联邦法院提起了两项诉讼，指控学区玩忽职守。
不管这当中谁真的有错，研究表明，这种致命的结果并非不可避免。在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特勤局国家威胁评估中心（National Threat Assessment Center）回顾称，在2006年至2018年期间有67起针对学校的阴谋被及时举报。报告称，每一次，只要有人看到不当行为后挺身而出，“悲剧就可以成功被避免”。在大多数情况下，举报的是朋友、同学或其他同龄人，但这当中有八起是父母或祖父母注意到并举报。奥康纳发现，约书亚把袭击安排在4月19日，也就是科伦拜高中枪击案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她找到了他自我诊断的精神疾病清单，以及他写的遗嘱，当中具体说明了该如何处理他的骨灰。在第七篇日记中，她读到：“所以今天我刚买了一把高点9毫米卡宾枪……我都等不及到4月了，一定会很好玩的。”
她从不害怕她的孙子，但约书亚的恐怖阴谋清楚地表明，他所需要的帮助，是她和她的丈夫无法给予的。反复思量，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怎么做。
正因为她做出了这个选择，她的孙子未曾开出一枪，没有杀人，也没有自杀。警方在她拨打911电话后很快赶到，搜查了约书亚的房间，在那里发现了炸弹部件，并没收了他的枪支和笔记本。几小时后，他被拘留。
2018年2月14日，约书亚被捕后的第二天，他目睹了另一名未被及时阻止的校园枪击事件。
那天下午2点出头，在3300英里外的佛罗里达州帕克兰，一名青少年在校园里大开杀戒，造成17人死亡，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高中枪击案。这名学生之前也曾经明确表达过他的杀人念头。
“不是冲动的行为”
1979年1月29日，一名名叫布兰达·斯宾塞（Brenda Spencer）的少女在圣地亚哥的一所小学开枪，造成两名成年人死亡，八名儿童和一名警察受伤。
斯宾塞当时16岁，一个月前，她父亲华莱士给了她一把点22口径的步枪。就像伊森·克伦布利的手枪一样，这是一份圣诞礼物。
1979年10月1日，圣地亚哥校园枪击案凶手布兰达·斯宾塞在承认对她的指控后离开法庭。
检察官从未对华莱士提出犯罪指控。
当时，校园枪击案被认为是令人不安的异常现象，而不是一场需要强化训练、昂贵的技术和武装警察来制止的全国性危机，没有多少媒体讨论华莱士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可能的罪责。
1998年，基普·金克尔（Kip Kinkel）在俄勒冈州瑟斯顿高中（Thurston High）枪击27人，造成两人死亡。他从家里拿了三把枪，其中包括他父亲为这个痴迷于枪支的15岁男孩买的一支格洛克手枪。
金克尔是一名愤怒、暴力、抑郁和严重妄想的九年级学生，他曾两次因攻击其他学生而被停学，还有一次，他试图买一把偷来的枪，被警察抓住。尽管如此，金克尔还是能够获得这些武器。金克尔在学校枪击案的前一天杀了为他提供武器的父母。
直到第二年，埃里克·哈里斯（Eric Harris）和迪伦·克莱伯德（Dylan Klebold）在科伦拜枪击案中杀害了13人，打伤了20多人，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才意识到校园枪击案的威胁。
迪伦·克莱伯德的母亲苏（Sue）谈起自己的经历可能比其他任何枪手的母亲都多，她甚至还写了一本关于她儿子、这次袭击及其后果的书。
“迪伦并不是在家中学到了暴力。同样，我们作为家长，也没有向他灌输愤怒或种族主义，”她在《一个母亲的清算：生活在悲剧的余波中》（A Mother 's Reckoning：Living in the Aftermath of Tragedy）一书中指出。“和一些孩子一样，迪伦没有表现出明显而现实的危险。”
心理学家彼得·兰曼（Peter Langman）说，哈里斯的父母从未接受过采访，无法做出同样的断言。他是《警告信号：在校园枪手袭击前识别他们》（Warning Signs：Identifying School shooter Before They Strike）一书的作者。
“埃里克·哈里斯的父母知道他有愤怒管理问题——他们说他大约每四周就会砸一次墙——他们知道他曾因入侵学校的电脑系统和盗取每个人的储物柜密码而被停学，也知道他曾因闯入电工的货车并偷窃设备而被捕，还知道他制造了至少一枚管状炸弹，”兰曼说，“他们还知道他酗酒和吸食大麻。当然，这并不能预测大规模谋杀，但至少作为家长，他们应该检查一下儿子的房间，看看里面还藏着什么。”
专家发现，大规模射击者很少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杀人。
“这些绝对不是冲动的行为，”曾负责特勤局国家威胁评估中心的马特·多尔蒂（Matt Doherty）说。“他们是提前计划的，这些计划可能在几天、几周、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里进行。”
弗雷德里克郡警长查尔斯·詹金斯（Charles a . Jenkins）说，2017年，马里兰州的父母在18岁女儿的日记中发现了这样一个计划，她在日记中对自己的高中提出了“科伦拜式袭击”。
詹金斯说，这名少女的父亲还找到了爆炸装置、猎枪弹和她购买的一支猎枪的材料。家长联系了学校官员，学校官员又打电话给警长办公室。她后来承认拥有爆炸材料。
詹金斯说：“我不明白，父母怎么可能看不到家里出现的危险信号。孩子要筹钱买枪支弹药，这总会有迹象的。”
很少有校园枪手比尼古拉斯·克鲁兹（Nikolas Cruz）发出的警告信号更多，他是帕克兰枪击案的枪手。
在马乔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公共安全委员会开会的第一天，其中一名调查人员出示了一张幻灯片，列出了近50例人们知道但没有报告，或当局知道但没有采取行动的威胁行为。克鲁兹折磨或杀害动物的案例有七起。他被看到携带子弹、刀或枪支的次数是19次。他对一个群体或个人发出仇恨言论：8次。他提到想要伤害或杀死某人：11。他威胁要在学校开枪：3次。
委员会主任、皮内拉斯郡警长鲍勃·瓜尔蒂耶里（Bob Gualtieri）称克鲁兹的母亲琳达是“帮凶”。她在帕克兰枪击案前几个月去世。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指出，她在儿子18岁时带他去办了州身份证，这样他就能买枪了，尽管她知道儿子有暴力倾向。调查人员了解到，克鲁兹有一次打掉了她的三颗牙齿，还至少有一次用枪指着她。
“她不可能不知道”她儿子的能量，瓜尔蒂耶里说。“一个理性、谨慎的人不可能对这些苗头视而不见。”
“警钟”
21年前，在距离密歇根州牛津市仅40英里的一个小镇上，一名一年级小学生在一个鞋盒里发现了一把手枪，把它带到学校，用它杀死了一名6岁的同学。这把手枪的主人是一名19岁的男子，他被控过失杀人，对此未提出抗辩，在狱中服刑29个月。
此后，没有任何枪支所有者因为让自己的枪支落入学校枪击案凶手的手中，而面临更严厉的惩罚。
为什么校园枪击案嫌疑人的父母很少面临指控？
缺乏问责可能是一个原因。三年前，联邦律师马克·布兰肯希普（Mark Blankenship）想要起诉一名15岁男孩的继父，这名男孩在肯塔基州马歇尔郡高中（Marshall County High）用他的枪杀死了两人，打伤了14人。
2018年6月7日，马克·布兰肯希普站在肯塔基州默里市卡洛威县司法大楼的巡回法庭上。
但是，就像在密歇根州一样，肯塔基州的立法者从未通过一项要求成年人防止儿童获得枪支的法规，这限制了布兰肯希普在法律上的选项。他在连任中失败，将失败的部分原因归咎于他对继父的批评。
安全倡导者现在想知道，克伦布利案是否代表了美国在学校枪击事件后责任分配方式上的更广泛转变。但其长期影响可能取决于结果。如果这对夫妇被判有罪，是否会有更多的检察官有胆量去追查疏忽大意的枪支拥有者，特别是父母？如果他们被判无罪，这个案子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吗？
无论如何，一些专家说，这些指控可以立即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我希望这将给那些没有安全储存枪支的枪支拥有者敲响警钟，”吉福兹防止枪支暴力法律中心的高级律师艾莉森·安德曼（Allison Anderman）说。“有数百万青少年和儿童生活在没有枪支保护的家庭中。”
事实上，如果美国在科伦拜惨案之后能做出改变，阻止儿童获得枪支，那么至少一万名儿童可能不会自杀，美国一半以上的校园枪击事件也不会发生。
1999年4月21日，科伦拜惨案的第二天，各大报纸的头版。
在听证会上，法官形容凯瑟琳·奥康纳是英雄。奥康纳厌恶这种说法。她不是英雄，她只是想帮助她的孙子。
她同意密歇根州检察官起诉克拉姆利夫妇的决定。奥康纳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在学校开会后，仍然不去检查儿子的背包。
“这太不负责任了，令人难以置信，”她说。“这一点让我愤怒极了。”
奥康纳说，长期以来，她一直小心翼翼地不让她的孙子靠近未上锁的枪支。她和她的丈夫拥有枪支，但他们总是藏好这些枪支并配有扳机锁。
当然，她无法阻止约书亚在18岁时购买半自动步枪。但就连她的孙子也意识到美国的枪支文化会带来多大的麻烦。
“奶奶，”他在这次被捕后第一次见到她时说，“枪支太容易弄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