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主校区博士，武汉大学珞珈学者特聘教授
随着中美竞争的深入，两国越来越聚焦于人才竞争，近年来国家多次召开高级别人才会议，就人才培养问题作出指示。对教育体系的改革也提上日程，大家也对目前的人才培养体系表达出不满。
尽管中美关系目前处于低谷，中国在很多方面也已超越美国，但从本人的观察来看，就人才培养特别是博士生培养而言，除了少数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如汉语言文学），总体上质量不如美国，对于去美国学习过、了解中美两国学术现状的人来说，这种对比更加明显。
比如，本人所在的新闻传播学科是舶来品，美国在1960-1970年代已培养了大量的新闻传播学博士时（本人的博士导师就是1970年代初博士毕业），国内最老牌的三所新闻传播学院（人大、复旦、中传），2000年才获批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即使至今，当美国的修辞学、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健康传播经过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修辞学已超百年，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已超80年，健康传播已满50年），已经培养了大量的博士，有了海量的研究成果时，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在这些领域才刚刚起步。
除了起步比别人晚，中国的博士培养质量为什么不如美国，这个沉重的话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国内的很多师生，也令国内的教育管理者不解。
很多博士生对自己所受的学术训练甚至对导师不满，博士生导师们也对学生的学术表现不满，都在干着急甚至互怒。
毕业典礼上被授予学位的毕业生。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作为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学习过五年且任教过七年、同时也在国内的研究型大学任教过六年的人，我要说，这肯定不是学生的错，也基本上不是导师的错，而是国内的博士培养体系有问题。
本人觉得有必要基于自己的经历来谈谈这个问题，希望对国内的师生和教育管理者有所启发。由于本人的背景是新闻传播学科，故只谈该学科博士的培养，不涉及其他学科。
1.国内博士培养的课程体系建设需要大力加强。
国内很多学校的博士培养是3学年制，只需要上一年的课程，其中政治课和英语课各2个学分，就占了三分之一的学分要求，再修8个学分也就是4门专业课，就满足毕业的学分要求了，可以开始做资格论文了，这样做出来的论文质量可想而知。
而且这些专业课程通常是每两周才上一次课，有的课程甚至一个月才上一次，加上课程内容落伍，阅读量和深度都不够，这种博士课程体系不够深入，与美国的博士培养要求相去甚远。
如果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读过硕士和博士就会发现，别说博士课程，就是绝大多数硕士课程，也比国内的博士课程阅读量还要大很多，授课教授也更投入。
美国的硕博学生课程标配，每学期修3门课（各3个学分），这就满负荷经常熬夜到凌晨了，我曾经尝试过一学期修4门课，结果发现阅读材料根本就读不完。
国内的硕博学生，通常一个学期修5-6门课，而且看起来时间都还比较充裕，其深度可想而知。
而且，美国的教授比国内的教授普遍更投入更负责，上课的一定是该领域的专家，开学第一周就会把非常详细的教学大纲（syllabus）发给学生，上面罗列了一学期每周要学习的研究话题、每个话题的经典阅读材料和最新研究进展文献，每周要批阅学生的阅读反思并提供反馈意见。
课堂上，教师和学生进行充分的讨论，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让学生的各种疑惑得到解答。教师每周至少有3个小时的法定办公时间，欢迎学生去讨论。
这样比较下来，美国的博士生至少要上满2年的专业课程，从理论课到研究方法，再到各种研究专题、跨学科课程，而且课程阅读量大、内容前沿，教授授课敬业，国内博士生与他们的差距，就不言而喻了。
美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博士4到6年毕业的占绝大多数，3年能毕业的非常罕见，一般是个别国际学生出于家庭原因需要早点毕业回国，但会留下缺憾。
我在读博前，先花1年在美国读过传播学硕士（2年的硕士项目提前1年毕业，除了睡觉、吃饭就是阅读和写作，好在我是英语专业出身，阅读速度快），即使这样，读博期间，仅修课就花了2年半，然后准备资格考试和做博士论文，4年毕业也觉得很匆忙，总觉得还有缺憾。
比如，仅仅是研究方法的课程，除了本系必修的1门质化研究方法、1门修辞批评、1门量化研究方法外，也在本系旁听过1门话语分析，在心理学系修过1门统计学，在教育学院修过民族志方法、高级测量、高级统计分析这3门课，并在社会学系和政治学系分别旁听过民族志方法与统计分析。
除了研究方法课，还有大量的理论课程和跨学科课程。跨学科训练有利于研究创新，每个博士生都会在其他院系修课。
我为了研究组织传播，也在工商管理学院修过组织理论、领导学、组织战略、组织发展这4门博士课程和1门人力资源管理MBA课程。这些课程需要分学期上，时间跨度自然拉大。
但国内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普遍缺乏研究方法课程的训练，学生靠自学，在研究中难免会有各种漏洞。
在美国读书时的感受是，理论材料可以自己看，但研究方法还是要听人讲授。2016年我在国内的第一届博士生入学，觉得他们不掌握研究方法不行，于是主动向学院提出在当年秋季开了一门质化研究方法，虽然其他博士生导师的课程都是一学期只上8次课，我也凭良心上了13次，因为8周明显不够，当时的课堂每次爆满不得不换教室，几个不同年级的博士生和硕士生都有人来旁听，学院和隔壁华中科大也有几位教师来听，因为这是学院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给博士生开这门课。
2017年由于我在香港浸会全职任教，故没有给武大的学生开课（作为海归，不得不吐槽国内学校管理的不规范。当时想离开武大的原因是，2015年7月入职武大前学校许诺给我30万人民币年薪——这其实比我2008年博士刚毕业在美国任教的年薪还少20万人民币，结果学校前八个月都是按20万年薪发的工资，我一声没吭，到2016年春节开学后实在忍无可忍，就想离开了，也告诉了院长和书记，结果他们说不知道学校只给我按20万发的，后来就补上了。考虑离开的时候，香港那边工作效率高，2016年4月就给我发了全职工作邀请和合同，于是下半年向武大辞职，准备2017年元旦入职香港，但武大新上任的院长说他刚上任我就走，校领导会怪他，又说反正香港不要内地的人事档案，给我保留武大的职位）。
后来，2018年回武大再开课时，看到有些一年级的博士生居然只旁听不修课不想做作业时，我觉得很无语，这是学院给博士生开的唯一一门研究方法课，连研究方法都不愿认真学，能做出什么严肃的原创研究？做出来也会瑕疵多，或者陷在别人的概念里转圈。
学生不想做作业，我也不想再像2016年那样费力地超课时授课了，也和其他博导一样每学期只上8周课。对比中美的博士培养课程体系，令人感慨。
顺便说点2017年在香港高校的感受：收入很高，约为美国的2倍，香港本科生很尊敬留美博士，从内地去的几位美国海归教授对我也很好，但香港看似自由的氛围却令人压抑，香港学生一个个反中情绪非常严重——后来的局势发展也验证了我的预判，香港本土教师对内地教师带着隔膜和警惕，多数本科生英语好但学术能力还是有所欠缺，学生住家上学所以迟到现象普遍。
香港的英联邦1年制硕士远不如美国2年制的硕士，感觉不如教内地985的学生有成就感，于是最终将3年期且可续聘的合同只干了1年就提前辞职了。人活着不只是为了钱，遵从内心最重要。
2.国内的绝大多数学校要求文科博士生发表2篇C刊论文后才能毕业，这一规定不符合学术规律，应该取消。
目前已有清华、北大、上交大取消了这种规定，应该在全国取消为好。
前文已经指出，国内的博士生学制普遍只有3年，课程只有1年，而且课程的深度和阅读量都非常不够，以这种学术基础就开始匆匆忙忙去写2篇资格论文，其质量可想而知。我在带博士生的过程中也深有体会。
各高校的这种不合理规定，主要是为了学科评估提高论文数量的需要，并不能真正有利于培养博士，培养文科博士的第一要务是先把博士课程体系建设好，让博士生把基础打牢。
取消发论文才能毕业的强行要求，并不是不鼓励学生发论文，而是让学生扎扎实实花2年打好基础后才开始写，效果会更好。
美国的高校没有强制要求文科博士生发表论文才能毕业，而是强调博士毕业论文必须有创新，这样学生反而更能安心读书，专心把基础打牢，以后做起研究来更得心应手。
3.国内的博士招生制度需要改革，以确保透明公开地选拔最优秀的学生。
国内的博士招生，通常是一个博士生导师每年有一个招生名额，考生只能报考同一所学校的一个导师，决定权百分之百在导师个人。这不利于选拔最优秀的学生，也会造成不公平的结果。
举个例子，如果报考导师A的考生有10位，报考导师B的考生只有3位，那么，报考导师A的考生被淘汰的概率，要远高于报考导师B的概率。
这种情况在国内各校各学院都普遍存在。更何况，国内还存在很严重的人情关系因素，也容易造成录取不公（曾有好几个考生想送科研经费或送钱20万买我的博士招生指标，但都被我一概回绝了。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收过任何考生的一分钱，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宴请）。
美国是怎么做的呢？我在美国任教时也参加过博士生录取。
博士项目的秘书初筛候选人材料，将成绩绩点、GRE、托福等硬性条件不符学院最低要求的考生先排除，然后将符合要求的所有考生的毕业学校、成绩绩点、GRE、托福分数情况列在Excel，将每个考生的申请信、推荐信、论文样稿以PDF文档给每位考生单独建个文件夹，然后由博士项目的主任建立一个所有招生委员可以登录的邮箱，共同进行线上审核。
招生委员会分两种形式，一类是由博士项目主任在征求所有导师意见的基础上组成一个委员会进行审核，二是所有导师参加审核，我工作的学院就是以第二种形式进行的。
博士项目的主任会根据申请人在申请信中表达的研究兴趣以及提到的几位教授，将每个考生的审核一一通知导师们。
只有当两位导师愿意接受同一名考生时（一位愿意作为主要导师，另一位作为后备导师），才会确定录取该生。
如果第一位审核的导师淘汰某位考生，后面第二位审核的导师往往也会这样做，这位考生就被淘汰了。
无论是愿意录取还是淘汰某位考生，每位导师都必须在EXCEL表里备注自己的看法。所有导师都能看到其他导师对每位考生的评语，确保透明和公正。
录取之后，再由博士项目主任召集所有导师开会，对所有被录取的考生进行排名（综合依据GRE和学生的研究背景），按学校给的奖学金名额，排名靠前的若干考生给奖学金，排名靠后的则没有奖学金。
通常，美国学生如果没有奖学金，一般是不会读博的，毕竟学费和生活费几年下来是很大一笔开销。
录取的考生一般会有10来个，给全额奖学金的一般会有7个左右，将近20个博士生导师，有的学生因为没有拿到奖学金不能来，大家也自然接受这个结果，毕竟录取和给奖学金的程序是很透明的，也比较公正。
4.国内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生的依附关系过强，不利于博士生的培养，必须打破。
国内的博士生自录取和入学起，就与导师形成了固化的排他性依附关系，有的导师让学生做各种杂事，从写课题、编教材、翻译教材和著作，到各种会议接待、报账等等，不一而足，占用了学生大量的时间，而学生也不便拒绝，因为觉得不能得罪导师。
学生发表的论文，即使没有得到导师的任何实际指导，也得把导师署名一作，基本上看不到博士生与其他导师合作署名发表的情况，否则会被看作是对导师的不敬。
这非常不利于博士生从其他导师那里获得学术上的指导，毕竟，每个导师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能力都有局限，只有从不同导师那里获得一些学术上的指导，才能共同培养出更优秀的博士。
美国的文科博士，录取时不确定导师，只是分配一个临时性的导师，学生在第一年里，通过了解教授们的学术和个性后，基于双向选择，可以在第一年结束前才确定导师，而且在做博士论文前都可以基于研究兴趣的改变而换导师。
博士生与非导师的教授平时讨论学术问题的情况很普遍，与他们共同署名发表的情况也普遍，导师都是保持着开放心态，很多导师都存在与非自己指导的博士生联合发表的情况，也有很多导师并不和自己指导的博士生共同发表。也就是说，共同署名发表完全是基于共同的研究兴趣，而不是仅仅基于导师与学生的依附关系。
美国的文科博士生导师也不会让学生帮助自己写课题和编教材、编书，更不必搞报账、参加各种接待，博士生只需要专心学习，做好助教工作（美国教授的学术生活简单，安心做自己的研究，不像国内这么浮躁，各校争相办各种会，各色人马四处游走，把本该简单专注的学术搞成了满是俗气的江湖）。
国内固化的师生关系，妨碍了学生与其他导师的合作，不利于其成长。
5.国内的教授在学术上没有美国的教授投入，不能给博士生起到学术上的示范作用。
国内的很多教授，一旦当上教授后，就很少做研究了，论文基本上都是博士生写的，自己贡献很少甚至完全没有，有的还不懂学生做的研究也照样一作。
美国的教授，普遍都是非常热爱学术才进入学术界，把学术视为自己的生命。
美国的教授做学术都是亲力亲为，授课认真，从不缺课换课，更不会请别人代自己上课，他们始终让自己保持在学术和教学第一线。
国内的人可能难以想象，美国的很多教授基本上都有过在办公室熬夜写论文的情况，国内我至少没有见过谁这样。
在美国读博时，有一天早晨我去系上，见到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教授在洗手间刷牙，一问才知道他在办公室熬夜赶东西，后来也撞见几次这样的情况，也见过另一位我很敬重的教授在办公室熬夜过。自己在美国工作后，忙起来偶尔也曾在办公室熬夜做论文。
国内的教授很少有这样投入学术的，他们将大把的时间花在各种应酬上。有什么样的教授，给学生的示范当然是不同的。
96岁清华教授坚守讲台73载 学生从“20”后排到“00”后。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当然，国内的教授工资过低也是让他们难以像美国的教授那样专心于学术的原因之一，国家有必要提高他们的收入，让他们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写完这些，心里略为释然。希望学者们和教育管理者能看清中美两国博士培养的差距，对我国的博士培养制度和惯习作出根本性的改变，为国家和世界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学者。
可喜的是，国内没有欧美和港澳新加坡博士学位的中青年教师中，也开始冒出一些优秀的学者，但他们也是在去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访学上过其博士课程后才取得巨大的进步（如人大的刘海龙教授、暨南大学的刘涛教授、复旦的白红义教授、西安交大的吴锋教授），这也进一步佐证了国内的博士培养需要学习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