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选自《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京报小童书（ID：xjbkids），原文标题：《父母丧失养育的直觉，形成了当下育儿领域的公共性危机》，书籍作者：安超，本文摘编：王一，编辑：申婵，题图来自：《小舍得》剧照
如今，“教你育儿”是一门炙手可热的“生意”。从妈妈们用图文和视频分享育儿经验，到众多领域的大佬出版家教书，教育越来越像一份有标准答案的考卷。坊间也有段子“老大照书养，老二照猪养”，形容没有育儿经验的父母对育儿知识的追捧。
到“老二照猪养”时，许多父母已经认识到，别人传授的知识是死的，育儿过程却是变幻莫测的，每个个体都不一样。然而，并不是每个家庭都会生育第二个孩子，并因经验的增加而获得育儿上的淡定。依然有许多父母在四处咨询时，以某种案例为范本，以“我这样做对不对？”的自我怀疑为结尾，期盼获得来自标准答案的指示，忘记了父母的直觉才是最接近标准答案的答案。
《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的作者安超认为，人们在生活世界中受到的教育是人类最本原意义上的教育。就具体的养育行为而言，它属于生活世界的范畴，自然而然地具有生活性的特征：未分化的、情境的、不言而喻的、非征服的、示范的、效仿的等。
“养育”带有强烈的身体化特征，养育经验常常是日用而不自知的、缄默性的实践性知识，而非显性知识。更重要的是，父母或者说抚养者具有先验的善意，具有对于世界的本质直观能力，具有身体性的直觉。这种基于魅力、基于实践的养育学尚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本书也是安超的博士论文，以她的家族，也就是山东省泰县鲍村安氏家族为个案，采用口述史和民族志的方法，梳理了安氏家族100年来（1918-2018）在传统农耕时期、集体化时期和市场经济时代五代人的养育实践和个人成长史，总结了平民家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基于不同的社会情境最终形成了哪些对于日常生活和教育的经验判断、文化洞察、集体常识和行动策略。
书中的当代育儿案例里，有大量正在社交媒体中被热烈讨论的话题，包括不同阶层的育儿焦虑，隔代教育的不得已和不愉快等。几代人逐渐被传递和被推翻的育儿经验呈现出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之间的矛盾，不仅对家庭的和谐产生冲击，也给育儿过程带来了一定的危机。
以下内容是安超分析了五代人的养育实践后，对民间育儿危机的总结。经出版社授权，我们原文摘编如下（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希望给焦虑的父母带来警醒。
“家”是近代的概念，一夫一妻制的历史也不长，核心家庭是近百年的产物。“传统社会的父母不会理会专家说什么，也不担心自己的养育方式会对孩子有什么长期的影响”，但他们的孩子还是很健康地长大了。
现代教育对于历史的遗忘，从根本上忽视了养育是身体化、直觉性、情感性、道德性、传承性的，人为地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其自身内部也潜藏着重重危机。
综合安氏家族的现代教育实践，我认为这种危机表现为：技术和消费向生活世界的全面渗透所导致的身心分离；社会阶层和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大人和小孩离开公共生活退守封闭的家庭，对彼此无限度的情感索求。
一
技术理性，对生活世界来说可能是灾难
技术理性是经济和效率的福音，但对生活世界来说可能是灾难。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阐述了现代社会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对立以及劳动异化的问题，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及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
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这种现实化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因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内在危机而被广泛使用。所谓的异化与其说是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不如说是劳动与人的创造物、创造力的分离，人的劳动与精神、快乐的分离。
我们可以用其来分析养育劳动的一般特征。从整个安氏家族现代教育的全景分析来看，民间养育学正经历着个体身体与心灵的分离、劳动与快乐的分离、家庭成员关系的貌合神离。
首先是父母养育智慧和直觉的主体性丧失。
父母养育的具身性智慧、修身的教养让位于文字化的专业知识，父母的身体投入和心灵投入呈现专业化、外包化的特征。“母亲不再是养育的女皇，而是科学的奴隶”，Christopher注意到专业化机构对家庭权威的篡夺，教育协助机构通过对父母能力的贬低，通过反复宣称只有它们具备最适用于儿童成长的科学知识，以及不断地怂恿父母放弃自己教育子女的权力并转而求助它们，系统地剥夺了父母的权威......协助性机构的繁荣，使得父母不愿再行使监管子女成长的权力，不愿承担抚养子女的责任。
族中的年轻父母对于“专业机构”的热情非常高，以智育为主的科学早教潮流渐成气候，且有低龄化、智育倾向明显、跨阶层参与、高代价化趋势，这种高投入、高代价的育儿实践使得族中的80～90后父母生育二胎的意愿极低。
其次是劳动与快乐的分离。
当享乐离开了劳动，“生活丧失了其可能的严肃性；公共生活变成单纯的娱乐；私人生活则成为刺激与厌倦之间的交替，以及对新奇事物不断的渴求，而新奇事物是层出不穷的，但又迅速被遗忘，没有前后连续的持久性，有的只是消遣”。
从整个家族的情况来看，祖辈的家务劳动被需要但不被尊重，年轻父母心安理得地“享乐”，依靠祖辈的劳动支撑。祖辈的尊严受损和情感缺失从孙辈身上得到补偿，祖辈不断地通过如食物填塞、玩具收买、放弃管教等以损害儿童成长为代价的方式获取情感慰藉。
年轻父母和孩子依靠现成的、花样翻新的食品、玩具、文化产品来表达自身，但这些产品并非他们的创造物，双方都不得不借助网络、新奇的技术来填补生活中心灵联系的缺失，家庭和亲子关系被货币化。
最后，岌岌可危的亲密共同体内部呈现男性与女性的分离、儿童与成人的分离。
封闭式的核心家庭结构容易导致母亲的“焦虑” “负罪感”和儿童“情绪的矛盾”。Poster指出，母亲全身心地投入与孩子的关系，独自负责满足婴儿的需求，与其他女性是孤立的，婴儿稍有闪失她就会自责。
父母有系统地延缓儿童性活动满足的年龄，导致了儿童的性压抑。父母会采用严苛的方式训练孩子的大小便，而婴幼儿为了获得母亲的爱，学会了放弃身体上的快感，但内心又是压抑和生气的。
族中的90后和00后儿童正在通过身体解放、通过黑色文学、通过一种形式和内容高度分离的语言来反抗父母，对于电子产品和网络的依赖，也催生了一批“恋机仇母”的孩子，家庭亲子关系紧张，父亲不得不作为母亲的助手，起着家庭“安全阀”的作用。
安德欣的妻子侯心兰（1992 -女-专科-医院合同工）经常抱怨丈夫“回来什么都不干，一头倒在床上就睡觉，把孩子当宠物，逗两下就去干自己的事了，我累死累活的，他也不看在眼里”。但有时候她也心疼丈夫工作很累、压力很大，很后悔自己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忽视了丈夫的情感。
突然来了一个小生命，当爸的肯定又惊又喜又郁闷，毕竟10个月都在妈妈的肚子里，他的心情，高兴是高兴，得有个适应、过渡的过程。养孩子别太在意了，跟小狗子一样“拉巴” （养大），不要把全部注意力全都放他身上。（侯心兰-1992 -女-专科-医院合同工）
在安氏家族12个三代抚幼家庭中，年轻夫妻常与祖辈同住，有的夫妻因工作经常异地。年轻夫妻一起外出看电影、游玩的机会几乎没有，性生活次数很少，性生活的质量也很低。
祖辈两地分居的情况非常普遍，大多一个在大城市里，一个留在农村，祖辈也无夫妻生活可言。侯心兰跟我说，她的很多同事和朋友都离婚了，离婚原因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务事。
你看现在离婚的，其实有什么大事啊，没什么大事。就是因为男的在外面工作，女的在家里带孩子，两人不沟通，互相不了解。（侯心兰-1992 -女-专科-医院合同工）
在马斯特斯被广为引用的文章——— 《危机中的父母》中， 83%的受访夫妇在孩子出生后产生普遍、严重的危机感。女性常因没有做一个好母亲而内疚，父亲则经常抱怨妻子的性冷淡，由于妻子退职而引起的经济拮据问题，孩子所需的附加花费也增添了他们的苦恼，总之，父母角色毫无魅力可言。
核心家庭内部亲密关系的强化是以牺牲妇女和儿童的公共参与、牺牲父亲的家庭参与为代价的。伴随着家庭内部角色的分化，男性进入了广阔的职业市场，而妇女和儿童越来越被束缚在家庭之中。
工作领域和家务、照顾领域的分离，使得丈夫与家庭日常生活脱离，与妻子、儿女的关系日趋疏远。核心家庭的这种养育分工，不仅容易造成母亲的教育焦虑和父亲的边缘化，还容易导致家庭危机。
二
密集母职的概念形成一种文化霸权，限制了母亲的自我发展
从安氏家族的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母亲为了敦促孩子的学习，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发展，专门在家“陪读”。教育孩子成为母亲身份认同的主要来源，这同时也给了孩子巨大的心理压力。
“完美母亲”的角色期待，无视社会底层和少数族群母亲面临的阶级和文化困境，在科学育儿的标准下，她们可能被视为“坏母亲”。
福柯认为，密集母职的概念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当有母亲企图挑战或不遵循这套霸权机制时，便容易被贴标签或定义为“不称职的妈妈”或“失败的妈妈”。这种母职的意识形态，不但限制了母亲的认同和自我发展，也造成其经济依赖的不利处境，使其成为神经质、歇斯底里的女性。
Griffith和Smith指出， “美国式的标准家庭意识形态”使得教育体制成为阶级与性别不平等再生产的机制：国家和学校敦促家长负责孩子学习的背景工作，创造出一种鼓励学习的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就展现出高期待，促使家长积极参与学校和社区的教育，而这些工作通常由母亲来完成，且只有经常在家的母亲才能扮演好这种角色。
如果职业妇女缺少时间投入，便会充满罪恶感，继而又鼓励了“父亲养家，母亲照顾”的传统性别分工。
族中有工作的年轻妈妈们承受着双重重担，她们一方面要保住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要把家务、抚养子女放在首位。族中的80后父母们为了解决这种冲突，通常把家务劳动推给祖辈，使得祖辈的经济和体力资源被“剥削”。
安迪·格林认为，不管向劳动阶级提供教育在理论上有多么冠冕堂皇，在实际中对他们来说幸福可能是不公平的。因为它让劳动阶层瞧不起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教会他们成为可能所要从事行业中的好手。
学校教育非但不会教会他们服从，反而会让他们变得偏激和难以驯服。学校教育不仅“培养学生对统治阶级文化的认同与尊重，同时还不断排斥被支配集团的历史、经验与梦想”， “对于一个下层子弟来说，学校的生活意味着与其家庭、与其血肉相连的生活的断裂”。
另外，主流价值观通过国家介入、商业的宣传不断形塑“爱” “幸福” “有质量的陪伴”等观念，让年轻父母觉得“我应该如此生活” “我应该这样教小孩”“父母应该这样教我”。他们的观念一旦与主流观念相悖，往往伴随着污名，他们会觉得“我的家庭是有问题的” “我的父母是有问题的” “我是有问题的”，并参与到对自身文化的口诛笔伐中，加剧了弱势群体文化的消弭和文化上的不平等。
从安氏家族的情况来看， 80后父母对孩子学业的狂热关注和对艺术特长的追逐，让自己和孩子陷入了疯狂的教育竞赛和文化补偿中。
人们对于学校教育的过度追逐、对于不断更新的技术和文化产品的依赖，使得成人、儿童和教育之间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异化，导致了身心的分离、劳动与快乐的分离、亲密关系共同体的貌合神离。母职至上和完美育儿理念、文凭主义再生产了性别和阶层的不平等。
三
儿童沦为成人的玩偶，成人沦为儿童的仆人
现代教育导致的个体身体与心灵的分离，阶层、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并不是其最根本的危机。现代教育最根本的危机是造就了一批不愿意长大的儿童化的成人和心智早熟而生计晚熟的成人化的儿童；造就了儿童对于成人的经济依附和成人对于儿童的情感依附；儿童沦为成人的玩偶，成人沦为儿童的仆人。
成人世界对于自主、创造、个性化的提倡往往是成人洞察和默认了这种依附关系后对儿童小打小闹的补偿和安慰。经历了战争、饥荒、各种运动的50～60后，出生在战后生育高峰时期、经历了激烈教育竞争的70～80后，在中国城乡对立的工业化进程中，在独生子女政策对家庭生态改变的影响下，产生了对儿童过度的情感依赖，儿童受到过度保护已是不争的事实。
本研究认为，儿童正发展为一个“特权阶层”，并作为智育的机器存在。为了孩子的人身安全和排除孩子成长的风险，孩子被禁锢在家庭有限的空间里受到监管和驯化，每个人都把家庭当作充满危险的世界中的避风港湾，而不是帮助人通向广阔社会的桥梁。
孩子成了“宝贝疙瘩”，每位照顾者都不愿意成为风险的担责者。族中老人在带孩子的时候，只有“亲的份、养的份，养得白白胖胖、没病没灾就行了，没有教育的份”，孩子越来越骄纵。
另外，老人也不敢管，哪怕给一个难堪的脸色，就可能会与儿子、儿媳发生口角，为了避免矛盾，他们在教育上一般不过多干涉。孩子们越来越“宝贝”，越来越不好“管”，老师和学校也越来越不敢管，管了后果可能还很严重。
族中一位当老师的家长说， “有一次，一个小孩翻墙进学校，破坏了防盗窗进到教室，把班里同学的书包扔得到处都是，老师批评了她，但家长气势汹汹来问罪，要告老师当众羞辱”。
老师教学时一不小心就落一个“变相体罚”的“罪名”，大声批评学生，可能就是“讽刺性呵斥”。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只能得过且过、明哲保身，放弃教育的天职。对于风险的排除，必然导致成人放弃自己的教育责任，并让孩子错失成长的机会。
卢梭在《爱弥儿：论教育》中提到父母之爱的过度和误用造就了“一些早熟的果实，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要腐烂，造就了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
现代教育倾向于把年轻一代逐渐同成人世界隔离，剥夺了他们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机会，增加了他们对父母的依赖性，窒息了儿童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导致了个体性的丧失，也导致了成人缺乏公共精神。
社会一方面把年轻人从成人世界中排除出去，另一方面又想把年轻人训练成合格的成年人；一方面推宕年轻人责任期的到来，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有责任感。
这种前后矛盾、具有间断性的过程，铸造了一批顺从、随和、充满着保守安全意识的成年人。
在这种背景下，巨婴和小大人在封闭的家庭中陷入了互相依附状态，这种基于依附而生长出的“爱”缺乏公共精神，妇女和儿童从公共生活中退出，男性从家庭生活中退出，家庭生活里失去了公共的精神，公共生活里没有了家庭的温情。
对于儿童的爱，要超越私人家庭的边界，把儿童和成人重新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引向公共生活。不过，比起传统社会和集体化时代的儿童，网络新生代取得了更多参与文化创造的机会，取得了身体和爱情相对自主的决定权利，这种进步如果加上公共生活和严肃精神生活的重建，就意味着童年和教育走向了新的时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京报小童书（ID：xjbkids），原作者：安超；摘编：王一；编辑：申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