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第一次有出版商洽谈教科书授权事宜，2016年以来，张香华持续收到类似邀请，她都一一回绝。
作家、教师出身的张香华表示，对现在台湾教育和新课纲“去中国化”甚至“反中”无法苟同，尤其痛心于如今的“国文”、历史教材，删减文言文，以“东亚史”观点取代“中国史”等现象，根本是执政者“去中国化”的教学策略。
“（青少年）在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即便读了柏杨的文章，又怎能领会柏杨的精神？”张香华这么说。
这本名著将于2024年与两岸原出版社合约到期后，永不再续约，张香华甚至希望两岸出版社自即日起便不再出版此书。她强调，柏杨生前一再交代，当大陆文明已经进步了，就要废除这本书的发行。
《丑陋的中国人》绝版，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
张香华与柏杨，图片来源：台媒
处境都变，情怀未变
作为柏杨身前名著，《丑陋的中国人》初面世时在两岸都备受争议，因为其挑战的是民族自尊。但由于柏杨的著作初衷是为民族续命，因此两岸也都大有读者支持。
当时，对此书的爱与憎，只是在爱国方法上的分歧，但两岸读者与作者一样，都希望中国重新站起来；不过现在，其获得台湾某些出版商青睐的原因在于“方便反华”，而大陆则飞跃式进步，因此张香华说，《丑陋的中国人》已功成身退。
无论在海峡左岸或右岸，《丑陋的中国人》已不合时宜，然而，就此书的写作目的而言，封存，是一种圆满，而非缺憾。
仍心存中国情，却身陷于“去中之岛”的张香华，有首梅艳芳的歌应符合她此刻的心境：浩瀚烟波里，我怀念，怀念往年，外貌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变。
“功成身退”的一代思潮
柏杨所身处的时代，是在绝处求生的中国，他带着被洋人欺压的耻感来到台湾，度过其最精华的岁月。因此在思索让中国富强的途径上，柏杨不脱“民国文人”模式，简言之，就是“中国必须西化”。
那是一个自我否定，又急欲脱困的大时代，柏杨则是时代中人。
柏杨因被指控为共谍而入狱九年，狱中完成了三部中国历史书稿，1976年出狱，1983年开始编撰《柏杨版资治通鉴》，耗时10年，1985年出版《丑陋的中国人》。
“2008纪念版”《丑陋的中国人》
政治犯的经历，使柏杨的思想更偏向西方民主，并开始关注人权议题，1994年柏杨担任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创会会长。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2006年封笔。
就像李敖一样，被蒋家关过，自然讨厌老国民党与其党国体制与思想，又由于当时两岸隔绝，因此在思维上，只有在西方文化里能找到容身之地，并据此反国民党。《丑陋的中国人》也可说是一部反抗国民党党国体制与文化的著作。
柏杨撰写《丑陋的中国人》时，已是蒋经国执政末期，社会朝开放路径发展，但该书在备受批评的情况下仍能出版，就是绿灯信号。因此，这本书也象征着美国解离国民党体制、西方价值进驻台湾的重要节点之一，而柏杨本人身在局中，恐怕未能看清这一点。
《丑陋的中国人》是一部以西方视角看中国文化的评论作品，全书的重点在于阐述“酱缸文化”，所针对的是中国的官场文化，以及在此文化支配下的中国社会，而腐败的核心则被认为是儒家文化。
时至今日重新阅读此作，会觉得柏杨骂的是美国社会——那个当初他笔下“伟大的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因为将书中的“儒家”全换成“资本”，并没有太突兀的违和感。
换言之，因循苟且的腐败，是所有人类文化的共同现象，只是支配者的性质有所差异而已。柏杨痛批的，其实是人性，中国文化不过是背了黑锅，因为柏杨是中国人。
国耻时代的中国文人，有着恨铁不成钢的强烈情感，以西方文化作为对照组，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偏差得很严重。柏杨对儒家的误解与偏见，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文化现象。
但在今日，自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破产后，所有曾经以西方文化为高标的文化理论也都随之破产——尽管福山信众们还在嘴硬——包含柏杨的“酱缸文化”。这不是说，“酱缸”概念是错的，错误之处在于，柏杨将它贴上了“中国独家”的标签。
《丑陋的中国人》尖锐批判中国官场文化，讲的是古代，腹诽的却是国民党，对崇洋的反国民党精英、“台独”与媚日皇民而言，其“贬华”观点自然很有工具性利用价值。恐怕也是直到陈水扁执政后那8年，柏杨才隐隐感觉到他“尖锐的中国情”，被反华势力与分离主义者所利用，而他选择默不作声。
换言之，对绿营而言，柏杨本人在2000年政党轮替后就已“功成身退”了，但《丑陋的中国人》直到蔡英文掌权后仍具利用价值，而其遗孀可不傻，决意由她亲手结束那个时代。
那《柏杨版资治通鉴》呢？
柏杨的历史意见
中国历史可以用西方研究工具来研究，但不能用西方文化观点来解读，尤其是当代观点。
《柏杨版资治通鉴》就是以西方当代文化视角看问题。由于柏杨是小说家、评论家，史学功力自然远不能与钱穆相比，因此阅读其历史意见，易读好懂，能看得到新意，却也充满偏差。
《柏杨版资治通鉴》是史评，非系统性《史论》，更非严肃的《史考》著作，因此读者若想真切理解一段历史，此作并无帮助，但对于了解“评论人的当代思潮”则是很好的途径。例如，柏杨反复对历史中的无名女性抱屈，这就是以当代价值滤镜导读历史的显例，后世之人阅读《柏杨版资治通鉴》不是在阅读《资治通鉴》，而是在阅读柏杨的时代。
《资治通鉴》本身是一种“史论”，因为其编篡方式是服务于当时的史观，并总结在每一段的“臣光曰”；《柏杨版资治通鉴》并未自创编篡体例，只是仿效“臣光曰”的模式给读者“柏杨曰”的阅读导引，因此只能归类为“史评”，臧否历史，也臧否“臣光曰”。
25周年纪念版《柏杨版资治通鉴》
就现代商业逻辑来看，史评的本质与价值，就是偏差，必须专注于一家之言，以利销售。但也正由这种偏差，读者得以摸索作者的情感取向、意识形态立场与其所认同的当代价值观。
当读到柏杨评论“司马光……永不忘记既得利益的士大夫立场”，“司马光不过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乡村绅士”的时候，读者应当知晓，柏杨必须靠批评司马光来凸显当代的进步性，以便铺陈卖点，这类“评论的评论”，往往非关历史真相。
当读到柏杨仅仅因项羽不听某人献策直取关中，就评论其“不过一个头脑简单、肌肉发达的粗汉”时，读者应当了解，你读到的是想当然尔的事后诸葛，但你读不到项羽做此决策的背景、心境与顾忌，而这种偏差正是文学与戏曲的绝佳材料。
柏杨是小说家，解读历史的滤镜不只西方思潮，还有小说家的工作惯性。
曾经身陷囹圄的经历，也使柏杨看历史的角度有着与一般史评者不同的侧重，特别是对政治黑暗面的敏锐与感触。
因此，《柏杨版资治通鉴》与《丑陋的中国人》诉说的是作者身处的时空环境，在那个时代，台湾人在课堂上读的是蒋家带来的中国情，社会上迅速消失的是日本味，习俗仍沿袭着清朝风，外加脱离国际社会的孤独感，与开放初期的“清新空气”。
台湾人虽没参与到1911年的中国，更别说是1949年，但经过蒋家的去殖民化政策，本世纪以前，整体而言岛上都还自我认同是中国人。
今天的台湾，中国认同进入濒危状态，世道已变，而柏杨只活到这个变化的初期阶段，遗孀张香华则目睹整个异化的过程。
台湾的中国人正在走向濒危
试想一种人生，年轻时跟着国民党到台湾，中年时被国民党打入大牢，老年时连说自己是中国人都要犹豫一下，这就是柏杨的人生，骂柏杨是“真正丑陋的中国人”的李敖，也阅览了同样的时代风景。
所不同者，无论当道是哪个党，李敖都骂，但柏杨选择噤声；李登辉执政时，帮他兴建人权纪念碑，陈水扁上台后标榜“人权立国”，柏杨又成了绿营门神之一。
在自己头上贴了一种标签后，就很难插嘴标签之外的事；将自己与某些势力捆绑后，就很难插嘴该势力的胡作非为。因此，李、扁先后掏空台湾的中国元素，柏杨置身事外，他并没有将自己的中国认同与人权价值视为同等重要的事，至少，没有醒目的行为证据。可能因为，前者是逆流，后者是顺流。
柏杨去世前一年，教科书中“国父”称谓改为“先生”，“国字”改为“中国字”，“国历”改为“阳历”，“光复”改为“战后”。
柏杨去世那一年，台湾的中国认同还只是危机，13年后的今天，有的小学生连孙中山是谁都不知道，出版商还想拿《丑陋的中国人》作为中学教材。不要说这些出版商，恐怕整个岛上中国人都在变成濒危动物，“统一”也被视为“叛国”。
在民族大义的关节上，若拿“酱缸”概念检查柏杨晚节，这位“人权斗士”恐怕也过不了关，但遗孀张香华在他百岁冥诞的隔年封印《丑陋的中国人》，算是保住了柏杨死为中国魂的尊严。
去年，张香华感叹柏杨与其作品在台湾关注者寡，在大陆却受到重视。这是肯定的，台岛当道鼓吹“中国人”只能搭配“丑陋”，而这是柏杨仅存的利用价值。
台湾的中国人濒危，反逼得《丑陋的中国人》绝版，但很遗憾，这已是一则不起眼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