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长江产经智库（ID：YangtzeIDEI），整理自丁可（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在“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的‘重新连接’（recouple）”双月论坛研讨会上的演讲，原题为《丁东亚生产网络视角下的中日产业链合作》，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与演变机制
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东亚地区出现了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内生产能力最强、分工协作效率最高的生产网络。在这个国际分工体系里，最初是日本，包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向中国大陆出口中间产品，主要是一些技术含量比较高、附加价值比较大的科技产品。在中国大陆利用比较廉价的生产要素，把它组装成最终产品，再出口到欧美发达国家市场。东盟也是这个生产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是以中间产品贸易的形式来参与东亚地区的分工。
东亚生产网络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产品就是苹果手机，我搜集了苹果200家供应商地理分布的数据，可以看到200家供应商当中除了35家来自美国以外，几乎所有的供应商都位于东亚。从国籍来看，大概东亚的供应商占整个苹果的供应链比重75%左右。如果我们再看这些供应商生产基地的分布的话，这一比例更高达90%以上。虽然学界在讨论这种跨越国界的分工体系的时候，更常用全球供应链或者全球价值链这样的表述，但实际上全球价值链核心的驱动力量是来自东亚。
东亚生产网络为什么会形成？我的同事，也是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的主要编委之一猪俣，他在两年前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分析的框架，认为有三个要素在驱动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和演变：比较优势、广义的贸易成本以及主导市场。
首先看比较优势。与全球其他地区相比，东亚有个显著的特点是区域内各个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性非常大，既有像日本、“四小龙”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也有像中国、马来西亚、泰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还有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这样的低收入欠发达国家。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他们通过分工协作进行交换获得的经济收益就越大，各个国家参与东亚生产网络的动力也就越强。
第二个因素是广义的贸易成本，即在各成员国之间商品、人员、技术、知识，包括资金能不能够自由地流动。生产要素流动的成本越低，贸易成本越低。和其他地区相比，东亚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区域内的各个国家是通过海洋联系起来的，海运的成本与陆运和空运相比极为低廉。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后随着物流技术的发展、随着通关成本的下降，海运的成本一直在非常显著地下降，这是驱动东亚生产网络形成的第二个重要的因素。
第三个因素是主导市场。市场的规模越大，市场的半径越大，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就会越高。从东亚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二战以后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一直向东亚的主要国家开放市场，进入本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加入WTO，这个趋势就更为明显了，美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开放市场的存在，是东亚生产网络出现的第三个前提。
当然，东亚生产网络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分工体系，随着三个要素的不断变化，它本身也是在不断地演变、不断地转型。特别是最近这十年东亚生产网络的结构转型的趋势非常明显：
首先是区域内各个国家他们的比较优势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中国的经济腾飞导致工资水平迅速上升，改变了各个国家相对工资上的比较优势。比较2009年和2019年东盟主要国家和中国的工人月工资水平，可以看到仅仅在十年前，中国的工资水平仅仅处于东盟的中上游位置，但是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已经遥遥领先了。
这种比较优势的变化会导致一部分劳动密集型、附加价值含量相对比较低的产业，从中国大陆转移出去。但另一方面，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在中国又会进一步发展起来，这是第一个变化。
再看贸易成本的变化，最近这十年区域内的地缘政治风险在加大。中国和日本、中国和韩国、日本和韩国，区域内这些主要工业国家，他们在外交上都多多少少出现一些风波，这使得更多的国家希望能够将供应链分散出去，尽量缓解供应链过度集中带来的风险，这是第二个变化。
第三个变化是主导市场。除了美国继续向东亚开放市场以外，中国市场强势崛起。我搜集了从90年代中期到去年的东亚各个国家出口市场里中国的排名数据。在2010年代之前，其实中国作为东亚的市场的定位并不是很突出。在一些东盟国家，比如像印尼、马来西亚，中国只能排在他们出口市场的第四位。
但最近这十年，中国市场的排名迅速提升，2016年的时候有一半的国家，中国排名升到第一位。到了去年，除了越南之外，对于所有的东亚区域内的经济体来说，中国大陆都是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市场的强势崛起，完美地体现了刘志彪老师的重要观点，即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模式出现了非常深刻的转型，从客场的全球化开始向主场的全球化进行转变，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依托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来整合全球的生产资源和创新资源。
总体来说，第一、第二个变化推动部分产业链对外转移，第三个变化则会强有力地把全球产业链吸引到中国市场上来。这种趋势在日本的对外投资当中就体现得非常明显。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比较优势的变化，日本企业在最近这十年一直是推行“中国+1”的战略。一方面对中国的投资稳步提升；另一方面，日本明显的将它的对外投资开始向东南亚倾斜，到2019年的时候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余额已经是对中国的两倍。
贸易摩擦与新冠疫情对东亚生产网络的影响
贸易摩擦导致中美之间的贸易成本上升。对华关税，还有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使得中美之间的人员、技术、知识，包括商品的流动的成本大幅提升，它推动了相当一部分以中国为基地，面向美国出口的企业从中国市场转移到周边地区。
疫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方面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中国相对区域内其他国家率先恢复了生产能力，所以原来流失出去的一部分订单在疫情之后是回流了。第二方面是贸易成本因为疫情显著上升，包括日本在内各个国家进一步在推动产业链的回归和多元化，另一方面像海运这样的运输成本大幅上升，使得贸易成本形成了非常陡峭的上升曲线。再看主导市场，随着美国疫情的加剧，中国市场它的重要性是在进一步提升的。
我们知道不同的因素对各个国家造成的影响和冲击是不一样的，具体的聚焦到日本，日企因为贸易摩擦和疫情的因素从中国转移出去的比例非常低。根据我所在的贸易振兴机构做的调查，2019年有打算或者已经实施产业转移的日企比重只有9.2%，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比较的话，根据台湾经济部的调查，台湾的贸易摩擦之后实际转移出去的企业比重已经高达21.5%。
再看疫情的影响，有9成左右的日企在疫情后没有重组供应链、变更生产基地的打算，而美国企业这个数字只有7成。我们还发现一直到去年年底，有接近4成的在华日企是希望能够扩大在华业务的。加上愿意在中国维持现状的日本企业，整个数字高达90%以上。作为一个投资时间长达二三十年的成熟市场，这个数字还是相当令人振奋的。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全球主要市场的日企当中，中国市场上的日本企业现在扩大研发功能的意愿是最强烈的。这里我比较了中国、美国、欧盟这三个主要市场上的日企，他们愿不愿意在下一个年度扩大研发功能。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全球科技最为发达的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市场上的日本企业扩大研发功能的意愿是最强烈的，但是就是在最近这两年形势发生了逆转。
我们可以看到在2019年的时候在中国的日企和在美国市场上的日企数字已经持平，到了去年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在华日企愿意扩大研发，而美国的数字下降到15%。这说明了什么呢？尽管由于疫情还有贸易摩擦这样的多重因素的叠加效应，但实际上日本企业更愿意把微笑曲线上附加价值含量最高的环节放到中国市场上。
在目前这样的环境下为什么日本企业还愿意加强对中国的产业链合作？这里主要有三点因素：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中国在供应链上的优势以及中日在创新上的互补性。
毫无疑问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最近这十年中美轮流成为日本排名第一的出口市场，去年中国又超过了美国。对于日本的优势产业来说，中国市场的意义更为强烈。在全球12大半导体设备中，欧洲在光刻机这个市场占据绝对的领先优势，美国占据绝对领先优势是6种设备，剩下5种设备都是日企占优势。
日企的半导体设备为什么卖得这么好？我们调查了日本的半导体装备出口的数据，与中国市场有密切的关系，到去年日本半导体设备对中国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40%，可以说日本在半导体装备这个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它的绝对垄断地位是和中国市场的崛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市场对于日本来说不仅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市场，而且是一个最赚钱的市场，这里我们收集到海外日企的利润总额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的时候海外日企赚取的利润当中16.8%来自中国，2018年的时候这个数字上升到21.7%，在全球从单个国家的排名来说遥遥领先，而且这个数字还超过了东盟、欧盟这样大的经济区。
我们还有一些数字，可以看到日企在中国市场上的投资回报率，这个利润率也是远远地高于其他地区。这条黑色的曲线就是日企在中国市场上的投资回报率，2015年以后一直在全球处于最高水平，最近一直维持在15%左右的高收益水平，高于中国大多数上市公司或者是民营企业。我们再来看看地缘政治上对日本非常重要的美国，美国市场上日本投资的回报率多少呢？只有5%。
再看第二个因素，就是中国在供应链上的优势。我刚刚提到中国的工资水平迅速上升，使我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一些比较优势。但另一方面中国有全世界最完备的工业部门，我们的供应链的完备程度、供应链的效率是全球最高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供应链的优势会在一些行业帮助中国企业抵消掉因为工资上涨带来的成本因素。
这里我比较了中国、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四个国家的日本企业采购渠道的数据。蓝色是本土采购，日企在当地它的中间产品从本土采购的比例有多高，大致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来在中国的本土采购比例是最高的，2019年的时候已经达到70%，而且这个数字在不断地上升。
日本企业就算是转移到东南亚之后，他们仍然在继续地维持和中国供应链上的联系，我们比较了东南亚主要五个工业国的采购渠道的数字。大家可以看，东盟和中国这两组数字的对比是非常有趣的：日本企业最近这十年从东盟区域内供应链采购的比重是在下降的，但是从中国的采购比重却在上升，这说明什么呢？就算你是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将供应链多元化，一部分转移出中国，但是想在全球供应链当中完全剔除出中国因素，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影响中日产业链合作的关键性因素
日本企业为什么愿意强化对中国的产业链合作，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中日在创新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创新可以区分成颠覆式创新和积累式创新，中日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中国企业很明显更擅长颠覆式创新，而日本企业更擅长积累式创新。
中国企业在一些技术生命周期短、市场变化快、商业模式更容易被颠覆的领域创新能力非常强，具体的体现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等和数字经济相关的行业。在这些行业想要获取竞争优势，需要有好的想法、旺盛的企业家精神、有庞大的超大规模的市场进行支撑，有充裕的资金、有快速的反应，这些恰恰是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家最为擅长的。
日本企业和中国企业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日本企业更擅长的是一些对于提高产品的生产率或者产品的性能、精度，在这些方面能起到关键性作用的长周期技术。具体的产品就包括半导体设备、材料、精密仪器、机器人、机床这样的产业链的上游领域，还有像汽车这样相对比较传统的行业，在这些行业后来者要想实现突破是非常难的，需要长期的坚持、反复的试错、不断地积累经验，几十年如一日打磨一个技术，最终才能够实现突破。
关于中日因为创新的互补性带来的合作空间我还想多谈两句：
第一点，创新的互补性它实际上是和制度的互补性密切相关的。最近创新研究有一个新的发现，各个国家的创新模式实际上和这个国家的制度结构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你的金融市场的制度、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都会影响这个国家擅长的创新模式。
比如劳动力市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相对来说更为开放，员工的流动性很高，创新创业非常活跃，这有利于新技术的快速商业化、有利于商业模式创新。但在现在的制度框架下要培育一个长周期的底层的技术，或者说所谓的硬核技术，对中国来说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我们再看日本，日本的《劳动法》对于员工的就业保护强度非常大，企业开除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成本极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大部分企业都形成了终身雇佣制，劳动力市场非常封闭、员工特别是核心员工流动性极低，一辈子就在一个企业工作。
这种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不利于创新创业，不利于将一个新的技术快速商业化。但是反过来，因为团队非常稳定，大的企业可以长期地投入研发上的支持，更有利于你培育一些底层的、通用的或者硬核的长周期技术。制度的差异是结构性的，这就决定了两个国家在创新上的比较优势有可能会长期存在。
可以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中日的互补性。我们知道二维码是日本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厂商发明的，初衷是为了改善流水线上的生产效率，这是典型的通用技术，花费了很多的资源，投入很长的时间和精力才研发出来。但受制于日本大企业的制度，二维码技术在日本并没有找到很好的应用场景。
真正把这个技术发扬光大的是中国。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我们知道中国企业把这个二维码技术的应用场景极大的丰富化、多元化。现在不管是手机支付也好，手机解锁也好，手机点餐也好，生活中二维码无处不在，全世界目前一天二维码的使用频率达到100亿次，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市场创造出来的。
第二，基于创新的互补性的这种比较优势，有可能使得中日之间避免跌入所谓的“萨缪尔森陷阱”。“萨缪尔森陷阱”是指如果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在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端产业获得技术优势，那么会有损该国的福利，赶超者的经济规模越大，发达国家损失就越大。
从中日的经验来看，我们发现由于制度差异造成的创新上的互补性，也许两个国家可以在高端产业形成相对稳定的国际分工关系，未来即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和日本同一个程度，工资上已经没有比较优势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仍可以在高端产业实现水平分工，达到双赢。
未来影响中日产业链合作的因素，我比较关注两点：一点是地缘政治风险，它会推高贸易成本，是阻碍中日合作的最大障碍。第二是贸易协议。如果成功签署和有效执行高水平贸易协议，会有效降低贸易成本，推动产业链合作走向新的层面。
关于第一点，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大量的日企，现在不得不同时启动面向中美的两套研发体系。在面向未来科技的投资的过程当中，很多日本的跨国公司现在也是两边下注。
举自动驾驶的例子，我们看丰田，基本上中美的自动驾驶上做出一点成绩的初创企业丰田都投了，他们一边投了Uber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公司，转过头到中国找了一家小马智行，又是下注4亿美金，基本任何一个新技术出来、一个新的初创企业出来，现在日企采取的策略是两边下注。还有很多日企向我们反映，目前基于数据跨境流通的创新合作难度越来越高，因为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在强化经济安全保障。
怎么化解这种地缘政治风险？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要尽快地签署、有效地执行贸易协议。中日都已经加入RCEP，中国目前正在积极地谋求加入CPTPP，对于两个贸易协议来说，数据跨境流通都是它的核心议题。除此以外，保护知识产权、国企需遵守竞争中性的原则等等，这些都是加入CPTPP的重要条件。
如果中国能够加入CPTPP，并且能够和日本以及其他有关贸易协议成员国共同地有效地执行这些协议的话，将大幅度地缓解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降低贸易成本，从而为区域内国家的产业链合作提供制度性保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长江产经智库（ID：YangtzeIDEI），来源：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作者：丁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