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ID：urban_evolution），作者：淡忠奎，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年薪60万招清北毕业生当中小学教师，“不差钱”的鄂尔多斯又一次上了热搜。
地处西部内陆，鄂尔多斯因煤而起。此前由住建部联合高和投资发布的一份《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称，保守估计鄂尔多斯拥有资产过亿的富豪人数不下7000人。
另一个可与之匹敌的城市是地理位置相邻，资源禀赋相似的陕北重镇榆林。
今年以来，随着煤价高涨、能源和电力短缺蔓延全国多地，承担“保供”任务的两座能源大市曝光度更胜平常——
就在刚刚过去的10月份，陕西支援14省份采暖季用煤3900万吨，榆林获批核增产能1720万吨每年；内蒙古释放产能，鄂尔多斯接下7706万吨保供大单……
作为各自省份的“工业压舱石”，两地各维度的对比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今年前三季度，在能源工业的有力带动下，鄂尔多斯和榆林分别实现GDP为3262.9亿元和3620.76亿元。虽然二者尚有357.86亿元的差距，但是鄂尔多斯增速略高于榆林，使得这场“双雄之争”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能源双雄”竞速，谁能抓住新一轮周期的机会，率先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彻底摆脱“初级能源主宰”城市命运？
发家史
2000年和2001年，地级市榆林和鄂尔多斯先后设立。彼时，两市的GDP仅为100余亿元，在省内的排位并不占优。
2002年至2012年被称为煤炭的“黄金十年”。随着煤炭价格大涨，两城乘势而上，短短十年，经济总量突飞猛进，至2011年，榆林和鄂尔多斯的GDP分别达到2292.26亿元和3218.5亿元，排位也分别跃升至各自省份的第二和第一位，一时风光无两。
凭借煤炭行业身价一路狂飙，两地人均GDP持续位居全国前列。以鄂尔多斯为例，《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显示，当时鄂尔多斯人均GDP1已超越香港，位居全国第一。
“那时候的鄂尔多斯，遍地的好车，什么劳斯莱斯幻影，什么法拉利，在一线城市极少能看到的豪车，在我们这里随处可见。”当地的煤炭供应商曾如是回忆。
然而进入2012年，煤炭消费增速开始急速的放缓。在产能建设超前、进口煤大幅增加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我国煤炭市场进入深度调整期，价格大幅下跌，行业经济效益持续下降，煤炭“黄金十年”正式落幕。
榆林和鄂尔多斯经济遭受重创，煤炭企业纷纷爆发大规模债务危机，陆续传出“榆林经济归零”“鬼城鄂尔多斯”等质疑。相比鄂尔多斯，榆林对于煤炭的依赖更甚，榆林经济增速严重下滑，二者的差距拉大至1644.85亿元。
彼时，按照陕西省落实“五个扎实”和“追赶超越”要求，榆林市确立了总体上“高于全国，紧盯鄂尔多斯市”的发展新目标，鄂尔多斯成为榆林未来五年经济发展的总标杆。不过，随着煤炭行业触底反弹，以及2018年初内蒙古经济“挤水分”，榆林经济增速一举反超鄂尔多斯。
至2019年初，榆林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宣布榆林“（2018年）实现生产总值3848.62亿元，增长9%，经济总量跃居西部第六、呼包鄂榆城市群第一”。这次反超，令榆林上下欣喜而振奋，“建设陕甘宁蒙晋交界最具影响力城市”也被在各种场合提及。
然而，榆林的防线依然不够稳固，时至今日两地间357.86亿元的差距并非不可逾越。从前三季度增速来看，榆林和鄂尔多斯分别为8.0%和8.2%，相差甚微。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导、永秀智库理事长白永秀对城叔表示，煤炭价格上涨只是一方面，原煤产量并没有大幅增长。具体到榆林来说，前三季度投资大幅下滑，受全运会和疫情管控影响，消费数据也没有很好的表现。
不过，他认为鄂尔多斯超榆林还是比较困难。从能源资源来看，二者条件相似。鄂尔多斯胜在一些非能产业的布局，这方面榆林一直没能真正发展起来。但是，榆林人口达360多万人，相较鄂尔多斯（215.36万人）多出一百多万，消费能力相对更强。榆林能否“守擂”成功，仍然是留给年底的悬念。
新周期
作为全国煤炭主产地，今年前9月，鄂尔多斯和榆林原煤产量分别为4.7亿吨和4.03亿吨，合计约占有全国总产量（规上原煤产量29.3亿吨）的30%左右，位居全国第一、二位。
与此同时，受国际供需形势及大宗商品联动上涨等因素影响，煤炭价格一度攀升。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仅1月至7月，煤炭长协均价为601元/吨，同比上涨11.5%。
量价齐升，对两市工业经济的拉动效果显著———
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榆林和鄂尔多斯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8.3%和 7.8%，其中鄂尔多斯能源工业同比增长7.5%，占到全市工业增加值的83.4%，贡献率达79%，拉动全市工业增加值增长6.2个百分点；同期，榆林能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拉动规上工业增长7.8个百分点。
从效益指标来看，更为明显。1-9月，榆林规上工业实现营收达4063.9亿元，同比增长62.0%，利润总额1267.8亿元，同比增长144.2%；1~8月，鄂尔多斯规上工业实现营收达3724.7亿元，同比增长46.6%，实现利润总额964.6亿元，同比增长188.1%。
多家券商研报分析，煤炭行业新一轮周期已经到来，未来十年即使考虑新能源占比提升，煤炭需求仍有望维持稳定健康增长。这对于榆林、鄂尔多斯这样的资源型城市是新的机会，但也暗藏隐忧。
此前鄂尔多斯统计局直言，此轮煤炭价格上涨有效拉动工业经济快速增长，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刺激企业加速淘汰落后产能，调整产业结构。但是，也导致下游企业成本增加，并陷入流动资金短缺等困境，尤其是煤电、煤化工等下游产业。
这在上半年数据已现端倪。今年上半年，鄂尔多斯规上工业中化工、电力两大行业发生营业成本519.3亿元，同比增长33.2%，营业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74.4%，企业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
对煤炭经济更为依赖的榆林亦是如此。去年9月，榆林市统计局发布的《榆林市创新驱动与产业转型升级研究》中指出，“我市属于成长型资源城市，经济发展主要依赖资源的开发利用，当前仍是初级能源主宰城市命运的发展格局。”
从三次产业机构占比来看，2011年至2020年，鄂尔多斯的二产占比从60.2%下降至56.8%，而榆林从68.6下降至62.5%，仍然是二产“一枝独秀”的局面。今年三季度，榆林二产的占比更是达到70%左右，转型压力进一步趋紧。
谋转型
上一轮煤炭“黄金十年”结束，留给太原、榆林、鄂尔多斯等资源型城市长达近10年的巨大冲击依然可感。白永秀对城叔表示，“要趁着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抓转型”，过去资源型城市总是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市场行情好，大家不想搞产业转型。当行业下行，想搞产业转型却没钱了。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测算，到2025年，全国煤炭消费量控制在42亿吨左右，此后将出现消费拐点，“十五五”期间逐渐回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进一步研判，2025年煤炭消费占比将降至50%以下（2020年煤炭占比约57%），到2030年，煤炭需求占比将进一步降至40%左右。
面对转型升级的需求，不久前，国家发改委表示，将联合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十四五”时期支持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统筹支持示范区产业机构调整、城市更新改造、绿色低碳转型等，引领带动全国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振兴。
包头—鄂尔多斯是全国首批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这与其早年间借助“用资源换项目”的新打法，对毗邻城市产业分工协作和高端装备制造、稀土新材料、现代煤化工等新兴产业的持续探索有关。
此外，鄂尔多斯还依托氢能优势加入“上海城市群”。今年8月，全国首批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上海城市群正式获批，由上海联合苏州、南通、嘉兴、鄂尔多斯市等6个城市（区域）共同组成，其中鄂尔多斯承担实现燃料电池整车的商业化运营任务，拟四年示范期间推广10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
与鄂尔多斯产业多元化“转型”相比，榆林似乎更偏倾向于向产业高端化“升级”，全力打造世界一流高端能化基地。榆林市市委书记李春临曾公开表示，榆林的转型升级就是要依托资源优势，做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这篇“大文章”，不仅要把“榆林煤”这一自家地里长的小麦磨成“面粉”，还要做成“面包”“蛋糕”。
作为少有的资源型省会城市，太原被认为是较为成功的转型案例，早在上一轮周期结束前其就已经开始“刮骨疗毒”。据《山西日报》报道，2006年至2009年，太原市先后否决332个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关停、取缔777个污染企业和落后设施项目等。
此后太原经历经济增速的大幅下滑，但也迎来了结构调整的转折期。从2009年起，太原第三产业占比开始逐年攀升。今年前三季度，其实现GDP为3600.60亿元，增长10.9%，其中第三产业占比已经提升至60.4%。
白永秀认为，榆林和鄂尔多斯要学习太原转型的决心，趁着新周期的机遇，尽早转型。他同时指出，榆林和鄂尔多斯的“转型升级”，不光要推动能源产业向高端化升级，更要加快向非能产业转型，二者缺一不可。
不过也有专家指出，资源型城市转型需把准节奏。8月以来，拉闸限电调控在地方频现，直至波及到居民用电，电价与煤价的博弈影响到经济社会生活。
在当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接受媒体采访表示，“长远看，要实现从传统的煤电能源结构转向新能源的结构所需要的技术产业和动力的转型。但目前看，我觉得存在着操之过急的现象。”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也告诉城叔，区域转型是个长期的过程，对资源枯竭型城市来说必须要转，但对处在资源富产期的榆林和鄂尔多斯来说更多是未雨绸缪的问题。
“现阶段花大力气转型也要耗费很高成本，应该尽可能发挥资源优势，立足于区域分工，满足国内煤炭需要，这是现阶段最为紧迫的问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ID：urban_evolution），作者：淡忠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