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曾几何时，名校海归还是职场上的金字招牌，但最近两年，随着大批留学生回国，海归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当匹配的高薪岗位饱和时，许多人不得不屈就一些普通岗位，这时名校、高学历的光环反而成为求职时的“累赘”。自嘲为“海归废物”的他们建立了“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的豆瓣小组。在这里，他们吐槽失学失业、分享辛酸历程……
26岁的莉莉是法国一所知名美术学院的硕士毕业生。
“薪资低，混不出名堂。”回国后，莉莉独自在一座二线旅游城市工作，偶尔还要应付父母带来的压力：“快三十了，只有这点工资，以后怎么办？”
第一次在网上看见“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的豆瓣小组，莉莉突然找到一种归属感，“海归废物”小组被她当作情绪倾泻的出口。
莉莉的困境并非孤例，2020年，大批留学生回到国内，将“海归就业竞争有多激烈”的词条顶上了热门话题。“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小组人数也随之猛涨。这里集聚着三万名留学归来的海归，吐槽失学失业、工作生活不尽如人意者占大多数。
名校海归，这一彰显个人学识、学习能力，甚至家庭经济条件的身份，一旦遇到“废物”的标签，就会引来一部分“读书无用”的嘲讽。这不禁让人反思，在这些致力于成为精英，且具备相当条件的年轻人身上，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1、水土不服的海归们
26岁的刘梦是一名北漂媒体人。
2020年回国求职时，刘梦出现了少有的困顿，30多封拒信占满了邮箱的页面，全都来自她意向的媒体公司，包括没什么名气的创业团队。失败从没来得这样密集过，在刘梦前二十多年里，读重点中学、上985高校，再到去“亚洲第一”的南洋理工大学留学，她一直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刘梦最喜欢的是媒体行业，但这个行业看重经验。刘梦毕业后，在新加坡一家中文补习机构工作了一年，媒体的工作经验为零。
最后，只有一家媒体公司愿意给刘梦一个试用机会，补贴2400元，只有刘梦此前收入十分之一。为了节省房租，她与另一位北漂女孩合租一间主卧，共享一张床，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客厅被分成两个隔断间，住着七个合租室友。
实习结束后，她成为另一家媒体公司的正职员工。每月七八千的工资不足以覆盖她的日常开支，连房租也需要家人补贴。有一次，她与有过英国留学经历的同事在一起吃饭，同事感慨地说：“我们其实都是靠家里养着，才让我们有一份稍微体面的工作。”她突然想到网上的“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海归废物”也第一次跟自己对上了号。
“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由三万多名海归组成。2020年，大批留学生回国，将“海归就业竞争有多激烈”的词条顶上了热门话题。智联招聘发布《2020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有意在国内发展的海归人才数量较2019年猛增33.9%，增幅远高于2019年（5.3%）、2018年（4.3%）的同比增幅。
26岁的莉莉第一次在小组里发帖时，她正经历着工作带来的崩溃时刻。
2020年3月份，回到国内的莉莉参加上海的春招，投出去许多份简历，却没能等来这座最喜欢城市的回馈。不得已，她只能退居到一座陌生的二线旅游城市，在一家小创业公司里上班。公司制度模糊，莉莉既当策划，又做设计，偶尔还兼职文案和执行。
工作冗杂，每月到手的薪水只有5500元，但她的生活费就要六七千。公司按最低标准缴纳员工的五险一金，没有其他的福利。一个在深圳工作的大学同学告诉莉莉，自己助理的工资都没她这么低。
崩溃发生在连续加班之后的一个夜里。当莉莉背着沉重的笔记本电脑，走在陌生城市的街头时，一种“一辈子都要这么过”的念头闪现而过，眼泪就开始不受控制。
曾几何时，名校海归还是职场上的金字招牌，如今却成为“读书无用”嘲讽标签，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2、批量生产的留学生
刘梦不是对未来缺乏规划和目标的那类年轻人。恰恰相反，从高中毕业开始，对成功的渴望，变成挥之不去的焦虑感，让她的每个选择都近乎“功利”。为了能顺利进入广州一所985大学，她接受调剂，调到了自己完全不了解的社会学专业。
但社会学专业的就业前景并不乐观。2018年，刘梦毕业，班里只有几位本地女孩在广州从事专业对口的社工岗位，平均薪酬为三四千元。与刘梦不同，本地人并没有养家、供房或租房的压力。班里的其他同学，有的早就转去就业前景更好的其他系。
摆在刘梦面前的只有读研一条路。但她反感死记硬背型的考研题目，也深知以自己的努力，最多只能考上本校的研究生。
出国留学则是一条捷径。
当时，南洋理工大学在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榜上的排名第13，超过了国内的北京大学。而申请条件，只需要学生有985、211的本科学历，且雅思分数在6.5以上。刘梦想，既然都要读研，何不一步到位，申请世界顶尖名牌大学？
刘梦花七八千元找到一家留学机构。机构声称，申请不上全额退款。为了保证成功率，那家机构帮刘梦申请了一个门槛最低的专业，一年光学费就要二十多万。她这才反应过来，这才是留学真正的门槛。
因为不喜欢这个专业，她转而申请了一年学费18万元的教育学专业，加上生活费，一年的支出不少于26万。
这还算花费少的。刘梦有一位朋友在澳洲留学，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高达60万。澳洲大多为二到三年学制，总花费超过一百万。回国以后，那位朋友在南方找了一份税前8000元的工作。
近几十年来，国外高等教育的运作模式，逐渐转为由消费者驱动的“市场模式”，看重消费者的支付能力。众多高校榜单与排名，也显示出高校商业化运作的路径。从建立品牌，再到占领市场份额，汲取全球财富。
刘梦有种被当成消费者的感觉。她说，国外有的大学本科学费很低，还要给博士生发补贴，只好招收其他国家研究生，靠高学费创收。留学圈曾流传着一种说法，某国外名牌高校一招收中国硕士，就能多盖几栋新教学楼。
在留学商品化的背景之下，留学生成了被批量生产的对象。
海外人才招聘平台Lockin发布的《2021中国海外人才职业发展分析报告》表明，2021年，海外高校毕业生预计超过82万人，数据创历史新高。
其中，多数毕业生会选择回到国内就业。boss直聘研究院告诉《豹变》，2016年以来，回国求职的海归比例逐年增长，每天回国就业的留学生比例已经到达80%。在2021年回国求职的留学生中，超过六成拥有硕士以上学历。
基数的增大，让名校海归们也面临着文凭“通货膨胀”的窘境。
boss直聘研究院介绍，留学们适合有国际业务、跨文化需求、对语言能力要求高的岗位，像互联网技术岗位和金融行业都比较乐于招募海外名校毕业的学生。
但一旦每年增长海归的人数超过了这些岗位的需求，就意味着会有大部分留学生，不得不流向没有留学需求的岗位。
3、海归光环的心理落差
莉莉所在的广告行业的设计岗位就是如此。
在回国找工作时，莉莉发现很多公司并不需要海归硕士的资历。这层光环，反而会给招聘方造成压力。另外，留学归来的学生，大多年龄比本科应届生大。很多公司愿意选择更年轻、性价比更高的国内毕业生。
在莉莉的父母看来，女儿是出国“镀过金”的，理应有更好的岗位。但实际上，海归的标签非但没有带来就业优势，反而在这种错位中变得尴尬。
来自成都的王珊对此也感同身受，同为海归，她被卡在高不成低不就的窘迫中。王珊是一所QS排名前100的美国高校管理学毕业生，她原先一心想进国内的大厂当管培生。但因为没有任何大厂的实习经验，她的简历往往卡在筛选的第一关。
无奈之下，她只好面试最基础的岗位——被家人认为是“有双眼睛就能干”的审核员。连身边的朋友都忍不住问她：“你是来体验生活的吧？”
审核员的面试在线上进行。当王珊顶着一头染白的头发和纹身出现在线上面试的摄像头前时，她敏感地捕捉到面试官脸上闪过的犹疑。很快，对方脸上的表情切换为礼貌性的微笑，草草地问了几个问题。面试还没结束，王珊就猜到自己又挂了。
也许是美国留学生的形象，让人觉得爱玩、不靠谱。王珊这样分析自己，但最主要的，还是海归硕士的学历，远远高于这个岗位“大专以上”的需求。没有hr会认为，这是个有耐心留下来的应聘者。
王珊留在国内的朋友，有的早在寒暑假期间，就攒够了网易云、阿里巴巴、快手等多个大厂的实习经验。有的甚至倒贴钱，也要进大厂去实习。只有王珊在美留学七年，远离了国内大学生的职业规划路径。
boss直聘研究院告诉《豹变》，普通海外高校的留学生，如果缺乏亮眼的成绩和扎实的专业技能，单凭留学生身份，可能比不过国内的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对国内市场和行业现状的不熟悉，求职缺乏目标性，这也是留学生的一大劣势。
迷茫与目标的缺失，并不仅仅是回国暂时的水土不服，这似乎是这个海归精英群体的集体性的“症结”。
在反思精英教育的著作《优秀的绵羊》之中，威廉·德雷谢维奇形容今天接受精英教育的年轻人们：
当前系统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聪明，富有天分，而且斗志昂扬，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又极度缺乏好奇心和目标感——他们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莉莉也有过这种体验。出身中产家庭，学习艺术与设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衣食无忧，就业全凭自己喜欢的那类人。
“这是一个更可笑的故事。”莉莉说，高考结束后，她其实对设计专业并不了解。只是因为这个专业是当时学校最热门的、录取分数最高的。“能考上这个专业，才能证明自己很牛。”更好的教育资源，给她带来“将来一定要有出息”的焦虑感，让她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
4、精英教育系统的分流
刘梦发现，许多像她一样，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也会在这里经历一场重新洗牌。有的人如鱼得水，有的人举步维艰，甚至还有的人辍学退出。如果说，良好的家境出身是含着一把“金钥匙”，那么许多人就是在维系与失守之间徘徊。
刘梦身边有许多目标感很强的留学生。一位朋友在英国留学时，就逼着自己融入当地富二代的圈子，有的人一毕业就回国进了国企、金融或者互联网行业。
刘梦戏称自己是“精英弃儿”，这是她主动选择的结果。出国后，刘梦才发现自己为了能上海外名牌大学，草草报的教育专业，并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即使这个专业就业前景更好。在新加坡工作的第一年，她的年薪接近25万。可她还是想回到国内，从事自己喜欢的媒体行业。刘梦发现，在留学的日子里，她从最功利的人，变得有些理想主义。
北京生活费用高，不到一万的月薪，只能满足刘梦基本的生活开支。朋友圈里那些喜欢晒高档餐厅、名牌用品的朋友，被刘梦全部屏蔽掉了。有一次，她与一位教培行业的朋友聊天，才知道高薪的背后，是晚上加班到两点的高强度工作节奏。她开始思考，那些精英教育系统的“顺产儿”们，一定会过得快乐吗？
莉莉身边，有许多同学不愿进入996、007盛行的高薪行业，宁愿牺牲一部分收入，也不愿参与就业“内卷”。不符合主流成功叙事的留学生们，就成了掉队的“海归废物”。
对莉莉来说，生活的矛盾感来自直线下降的物质条件，还来自她的家庭。父母的唠叨犹在耳边：“快30了，就这么点工资，以后要怎么养活自己，怎么买得起房子？”
刘梦的家人则喜欢给她介绍优质相亲对象。有一位是同济大学的硕士，在华北研究院做工程，母亲告诉她，这个男孩在天津有两套房，一套可以用来结婚。
回国第二年，刘梦搬到了北京五环的一个没有客厅的小二居里。母亲来北京看望她，晚上，两人就挤在小卧室的床上。卧室没有窗，空间逼仄，母亲连续两晚睡不着觉。在浴室洗澡时，门外陌生男室友走动的声音，也让这位母亲觉得不放心。
刘梦早就猜到母亲会是这种反应。但这一次，是刘梦主动邀请母亲到访的。她不希望母亲用可怜的眼光打量她，也不要觉得她的北漂生活，是一种励志奋斗。她告诉母亲：我想让你知道，我家有很多书，有朋友，有音乐，北京的文化生活特别丰富。
这被刘梦形容为“洗脑”，说服母亲，也说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