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海的崛起




聊买办就避不开上海。

 

上海非常年轻,以前是个大渔村,现在咱们耳熟能详的上海外滩,以前就是一大块荒地。

 

1840年之前,上海跟旁边的苏杭、稍微远一些的扬州一比啥都不是,不过上海的位置好到难以置信,它面朝大海,背后有巨大的一块平地。再加上上海又是长江入海口,所以整个长江沿岸都是上海的延伸,只是中国以前并不注重海贸,所以上海的优势也就没有被发觉。列强来到中国后,很快发现了这块地,知道随着中国跟海洋文明打交道,上海将会很快成为中国一等一的超级城市。

 

这也是为啥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列强提出“五口通商”,其中就有清廷高层没啥印象的上海,清廷很多官员之前从没听过上海这个地方,听说英国人要求开放上海,他们还以为上海在新疆。

 

上海开埠后,洋人进入上海做买卖,不少中国做外贸的商人也搬了过去,比如大家熟知的“徽商”,后来不咋听说了,其实就是搬到上海去了。慢慢的上海那地方就繁华了起来,不过起到决定性影响的,是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爆发于广西,后来一直在长江中下游反复角逐,把南京、杭州、苏州一带打了个稀烂,太平天国每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到处征粮,被裹挟的流民跟着太平军到处转战,清廷更过分,往往攻陷一座太平军占领的城池,动辄纵容士兵屠城,所以江南腹地,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几年下来一塌糊涂。

 

那些富户为了躲避战火,于是大规模涌入上海,上海有外国军队把守,太平军一度想进攻上海,不过后来没成行,江南富户进一步确认上海很安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反而有更多富户迁入,慢慢那地方成了苏浙资本的大本营。

 

上海这座城市也真是奇怪,本身是个纯粹的商业城市,却诞生于战火(第一次鸦片战争),兴盛于一场更大的浩劫,也就是太平天国运动。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人都在跑,比如太平军进攻杭州的时候,大家都跑了,徽商出身的胡雪岩跑去给清军卖粮食和军火,从此他成了清廷的军火商和商务代表,很快富得流油。

 

也正是因为上海是苏浙资本的大本营,所以后来革命爆发于广州,北伐军打到上海,却被江浙资本借尸还魂一举拿下,蒋介石和江浙财阀联手,清洗了内部革命势力,国府成了一个军阀和财阀的联合体。

 

回到开埠那会儿,上海当时和深圳差不多,以前都是个渔村,那里的人也都是周围填过去的,甚至包括大量的广东人。以前中国只有一个通商口岸就在广州嘛,后来广州在鸦片战争中玩坏了,所以商人们都搬去上海继续发展,再加上无数的西方冒险家,上海就这样慢慢发展了起来。

 

在上海之前,中国最大的贸易口岸在广州,广州十三行嘛,所以以前广州是中国海贸最繁华的地区,但是广州有个毛病,离中国的外贸产地太远,中国当时丝业中心是杭州,布业中心是苏州,徽州人在搞茶叶,都离广东太远,但是离上海却极近,还有水路连着,水路成本是陆路的二十分之一。随着上海开埠,苏杭的外贸品再也没必要送到广东去了,很快广州大部分业务都跑到了上海,广州的商人也就跟了过去。




2

 买办的兴起




买办随着中国的海外贸易兴起很早就出现了,洋人来到中国沿海但是不熟悉中国的情况,做生意很不方便,于是有一伙眼尖的人瞅准了商机,学了外语,开始做中间生意,比如洋人的船到了岸边,他们去洋人船上牵线搭桥卖那些必须的东西,比如食物,水,以及码头工人等等,时间长了,他们跟洋人的关系越来越近,洋人有关于中国所有的问题,都会咨询他们,他们也会利用自己本土的身份帮洋人办事,这就是买办。

 

大家注意下,这个时候的买办还是中性的,因为做生意本身是中性的,不然现在外企的人都成汉奸了。

 

那时候最盛产买办的,是一个叫“香山”的地方,香山不是北京看红叶的那个香山,说的是广东的香山县,那时候很大,包括现在的中山市、珠海还有澳门,现在已经没有了,对,孙中山先生就是香山人。

 

香山的澳门那部分很早就被葡萄牙人给占了,1999年才收回,香山那地方土地贫瘠,当地的人只好自谋出路,于是大量的香山人去葡萄牙人那里干活,这也是为啥孙中山先生的思维那么开放,也是因为他们香山县一直在和外国人打交道。

 

由于香山人跟着洋人到处溜达,海外遍布香山人,比如耶鲁第一个华人留学生容闳,也是香山人,很难想象第一个留学生是山西人对吧。香港那边更是多得数不过来,所以改开后,原来香山县的那块地盘的人本来就视野广思维野,又接到大量的华侨投资,所以发展的特别好。

 

等到上海开埠,西方的洋行在上海纷纷开业,这就需要大量的买办帮忙,想起来长期跟他们合作的香山人,于是大量的香山人被送到上海,帮助上海洋人开展业务,这些香山人又把更多的同乡叫过去。

 

相比广东,洋人在上海的业务大的多,所以近代以来一般说的“四大买办”(席正甫、唐廷枢、徐润、郑观应),都在上海上班,只是这些上海买办中,四个里有三个来自香山,剩下一个来自苏州。

 

当然了,上海的买办属于“巨型买办”,还有不少分布在香港,比如前段时间死了的那个何鸿燊,澳门赌王,他所在的家族起家是一个叫“何东”的人,这人本来是怡和洋行的买办,后来成了超级大户,再后来把一家子都带入行,全家买办,鸡犬升天。其他的买办家族也差不多,当时就有“何罗施冼蔡,女不忧嫁外”,这几个家族不仅干的活差不多,都在帮洋人打理事务,而且互相通婚,甚至近亲结婚。

 

那他们这些人平时都在忙乎啥呢?

 

主要是中国当时三大特产,棉花,丝,茶叶等等,把这些东西收购回去,然后卖到国外,顺便从国外进口鸦片。鸦片战争中中国不是打败了嘛,被迫同意列强在华销售鸦片。不过后来中国这边军阀们也在种鸦片,不仅种,还出口,导致美国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中国进口的鸦片搞得很崩溃。

 

整体而言,大部分买办都是中性的,性质有点像现在外企上班的员工。有一些还非常有家国情怀,比如唐廷枢,这人以前是怡和洋行买办,后来在李鸿章的邀请下,参与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非常著名的轮船招商局,这个公司也是晚清少数几个能和外国公司抗衡的中国企业。

 

事实上清廷后来搞的洋务运动,主要也是依赖这些人,当时叫“官督商办”,官僚们怎么会懂如何组织现代企业嘛,所以李鸿章他们大量启用了那些有洋行工作经验的买办们,还有郑观应,这人大家应该很熟,他不仅一直在参与洋务,还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盛世危言》就是他写的。

 

但是有一部分买办屁股决定脑袋,做了不少坏事。比如中国当时没啥工业产能,清廷和很多民间企业家是想发展现代产业的,但是如果中国搞起来,那些负责把国外生产的洋货卖到中国的买办不就失业了嘛,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甚至通过倾销的手段往死了搞国内的工业萌芽。

 

不过大部分买办,都是脚踩两只船,一方面跟清廷大员关系特别好,另一方面又是洋人的买办,这倒是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一些现在的企业。

 

比如著名的“洞庭帮”大佬席正甫,回到晚清,这人基本上无人不知,因为他是汇丰银行的管事,事实上咱们现在聊汇丰银行,当时没几个外国人,全是一帮华人在里边上班,而这个席正甫一家子,盘踞汇丰头目的位置长达55年之久,爹干完儿子上,儿子死了孙子上。

 

他们家还有个身份,就是李鸿章淮系的人,后来李鸿章的淮系和左宗棠的楚系发生矛盾,作为双方在商场代理人,胡雪岩是左宗棠代理,席正甫是李鸿章代理,他们也发生了巨大的冲突。

 

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席正甫彻底击败了胡雪岩,胡雪岩他们徽州商人从此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很多人把这场冲突看做是民族商人和买办商人的一次对抗,其实谈不上,本质是清廷代理人之间的冲突,后来搞死胡雪岩关键的一击,就是盛宣怀发出的,咱们总不能说盛宣怀是洋买办吧,但是盛宣怀和席正甫都是李鸿章的人。

 

整体而言,买办阶层立命之本,就在于“信息差”,或者说“经济差”,只有国外比国内的经济强一大截,中国需要大量进口海外的产品,他们买办才有存在的必要。

 

进一步地讲,买办获利的难易程度,和国内外技术差成反比,国内技术越强,到时候就会形成对海外的输出态势,买办阶层也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了。所以他们最受不了民族产业的崛起,除非改换阵营,换了屁股。他们跟民族产业是死敌,此消彼长、有你没我的状态。

 

3

 买办的衰亡




整个民国,其实就是一个买办政府。

 

上文提到的席正甫家族,他们家的势力基本贯穿整个晚清和民国,到了民国不但没削弱,反而通过联姻变得更强了,比如宋子文他们家就和席家有联姻。如果仔细把民国上层都翻一遍,就能发现那些买办家族不但没消亡,这次更过分,进政府了,变成了“买办官僚资产阶级”。

 

而蒋委员长又是个目光短浅的人,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了《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标准案》,这是民国政府的分税制,这个改革之后,容易收的关税盐税归了政府,其他不好收的税归了地方。

 

这玩意对民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只有大量进口外国货,才能收到税,蒋介石的政府才有财力保证。

 

但是这个玩法就跟吸鸦片似的,你大量进口国外生产的工业品,人家是机器大生产,中国还是小农经济,日本美国货比国产货便宜的多的多,那些企业在中国销售,价格非常低,压得国内根本没有任何抬头的办法。这种情况下唯一办法就是加关税扶持国内产业,可是蒋委员长还指望着关税呢,一加税国外产品在中国卖不出去,国府财政不就出问题了嘛,所以国府一直放任这种倾销。

 

很快中国的民族产业都崩了,生产不出老百姓所需的基本工业品,就需要进口更多,恶性循环,这也是为啥国府所谓的“黄金十年”期间,每年经济增长率10%以上,工业水平还在倒退的原因。

 

在这个过程中,负责向中国倒卖物资的买办阶层风生水起,他们的力量变强后,进一步游说民国政府,甚至进入国府上层当高管或者成为实权人物,比如蒋委员长最重要的好基友虞洽卿,他就是上海最大的几个买办之一,这人曾经在“412”之前给蒋介石和江浙财团牵线,后来抗战爆发后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这么个货色,一直都处在国府核心圈子。

 

为啥蒋委员长在上海发动淞沪会战,多简单啊,上海就是买办大本营,也是外资在中国的根据地,蒋委员长指望买办们去找他们主子,也就是美英资本,不过日本也看穿了,对美英秋毫无犯,这俩国家也就不想管这事了。

 

到最后,外资和他们的买办基本上控制了中国采矿、重工、棉纺相关的全部产业,不止如此,由于上层利益牵扯太深,民国政府对基础产业的兴趣整体甚至不如大清。

 

比如著名民族企业家范旭东向美国贷款1600万美元准备生产纯碱,纯碱也是重要的基础工业原料,按理说这种东西应该是国家支持来做,但是民国政府不但不支持,甚至拒绝担保贷款,导致厂子也没开起来。

 

尽管买办阶层蹦跶的凶,1949年到了之后,就跟秋后蚂蚱一样很快崩了,淮海战役结束后,南方的买办集团眼瞅大势已去,开始搬往香港或者美国,从这段时间到1978年,这是一段买办退潮期。

 

不过这不是故事的结尾。

 

改开后我国基本啥都缺,只要能把海外的东西倒腾到中国来,就能发财,那时候走私成风,汽车、彩电、相机、甚至录像机,都有人走私,大家可能难以想象,90年代穷成那样,这些东西在中国价格卖得比国外贵得多,现在想想,简直离谱,最明显的就是那个桑塔纳。

 

90年代中国工人工资都不过百,那玩意卖20万,普通家庭不吃不喝两百年收入。为啥很多老混混喜欢吹牛逼自己当初开过桑塔纳,因为那时候开桑塔纳几乎相当于现在开着一辆六七百万的库里南,事实上现在中国很多巨富,就是那个时代倒腾彩电汽车这些玩意起家的。

 

更夸张的是,当时文物商店的文物在咱们看起来依旧很贵,但是在老外看起来便宜的跟白送一样,所以不少人就干起了把中国文物往外倒卖的活,太多文物就这样莫名其妙流失到了海外。

 

甚至可以理解为,90年代是个遍地倒爷遍地买办的时代。

 

为啥美国那时候对中国丝毫不担心,想想就明白,一方面我们确实比较弱,要啥没啥;另一方面市场化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新买办阶层,上文也说了,买办和民族企业家是天敌,不等美国出手,这些买办会为了自身利益自发地清理那些想自立门户的人。

 

大家记得某大佬和倪光南之间的冲突吧,其实那件事就很清楚,一个想倒卖国外技术,一个想走自研道路,回到当时,自研确实是一条艰难而且充满迷雾的道路,选择做倒爷这事也无可厚非,将来有了钱再搞研发也不迟。但是此后那么多年,他们依旧没走自研道路,宁愿把钱全给高管发了工资也不搞研发,这就是纯粹的屁股决定脑袋了,自己不会反对自己。

 

此外更明显的是汽车集团,国家当初想通过市场换技术,各种合资品牌拿到技术后心态就变了,突然发现躺着就可以赚钱,那为啥还要跟国际巨头比赛跑呢?再说了,哪有跟自己母公司竞争的?这也是为啥我这么热情地看好新能源,因为新能源企业中国基本都是自己在搞,买办势力基本没啥生存空间。

 

说到这里大家也明白了,到现在远远谈不上买办势力在中国彻底式微,不过随着这些年国货品牌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也就自然进入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而且一个好的现象是,这些年的民族品牌越来越少地打“民族牌”,地位和用户都是品牌方用实力和服务赢得的,硬实力是驱逐买办唯一的出路。

 

目前我国在中低端领域追赶的很不错,在高端领域确实依旧一般,汽车领域就很明显,类似玻璃和五金配件中国基本上已经全占了,但是车载芯片和发动机变速箱还在西方手里。

 

现在这种半封锁状态其实是个好事,如果彻底放开自由竞争,我们会承受西方巨大的价格优势,这也是为啥买办们最爱的就是自由市场,因为没有关税,发达国家的产品才会对发展中国家形成倾销态势,发展中国家啥都发展不起来。

 

这也是为啥我国此前一直不太愿意降低关税,现在芯片紧缺和封锁,又是另一种“保护关税”,只要给予发展时间,就一定能出成果,到时候再去自由市场竞争,等彻底发展起来,买办们自然而然会慢慢彻底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