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的读书热情向来是十分高涨的，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以前，上海可说是中国的出版中心，所谓的西学东渐，主要靠书籍的传播，那么上海就是一个很好的登陆点。
上海有广方言馆、编译馆、一大批翻译家和出版家，大大小小的书局书店，还有报纸，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新生活从上海发生并传播至全国各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就成了文化传播的重要场域。
在计划经济时代，特别是文化荒芜的那些年，上海还要竭尽全力地维持这种影响力。这个时候，上海的报纸杂志以及内部内容的特供书有着特别微妙的文化身份。直至今天，如果书柜里没有几十本内部阅读的旧书压箱，真不敢说自己是个藏书家呢！
所以，当河清海晏、百花重放的时候，上海出版界及时重版了一大批外国文学名著和一大批数理化自学教材，书店门口天天人山人海。外省人为之感慨：中国的出版中心还是在大上海啊！
一百多年来，上海形成了图书出版的区域，那便是四马路（福州路）了。
远的不说，就说清末民初吧，在四马路惠福里这样小弄堂里就有开明书店、广雅书局、均益图书公司、藜光社、民国南洋图书局以及国学保存社、神州国光社、亚东图书馆等20余家。
更为著名的出版机构，就是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时报、华美报馆等，在全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闻出版业的兴盛，当然要靠笔杆子的支撑，所以四马路也是文化人扎堆的地方。
他们不一定住在这里，四马路的住宅房子比较简陋，但是交通十分便利，文化人在这里工作，下了班就在四马路一带会友，喝茶，吃饭，这也是工作的延续。
也因此，四马路上有不少饭店酒楼，也是旅社、澡堂、戏院集聚的地方。更多的是妓院，会乐里就是长三堂子集中的一条弄堂，现在成了来福士商厦。
所以我一直说，四马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改革开放之初，福州路上的文化气息仍十分浓厚，主要表现在几块业务上，首先是书店，外文书店、古籍书店、上海书店、科技书店等绝对是很牛的，还有后来的博古斋，是艺术类图书的专卖店。
其次，还有不少旧书店，读书人一头扎进可以泡个一整天。在杏花楼旁边的一条弄堂里还有一个专门修复旧书的铺子，在文化人中间名气十分响亮。
再次是美术用品商店，包括九华堂、老周虎臣等文房四宝的名特企业，总共也有几十家。最后一块业务是纸品店，有些特种纸，只能在福州路上找得到。
后来有关方面根据群众的建议，决定重振文化街的雄风，最大的举措就是建造了上海书城。
上海书城建成后，上面供数家出版社办公，下面七层用于图书销售，各种类别分得特别细。
开张以来，上海书城就成了一个文化地标，每年春节初一，记者们也会去采访第一个进去买书的读者，以此证明上海市民读书爱书的传统和文化情怀。
上海书城开业后，很长时间里可以说读者盈门，生意兴隆。
特别是周末，地上都坐满了人，收银台前四五个收银员来不及应付，所以店方又在不同的楼层分设了收银台，即使如此，付费仍需排队。
我经常会去文学和美术板块寻找新书，而底楼大厅会将最新出版的图书堆成一座座“塔楼”，十分醒目。
在上海书城总能在第一时间买到新书。每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后，作者的中译本也会及时出现在大厅中央位置。
很荣幸的是，我有十多本新书是在上海书城与读者及时见面的，有几次的首发式和签售也在书城。上海书城底楼特辟了一个海派文化的专柜，我的几本书一直放在那里。
后来，上海书城发生了一些变化，星巴克来了，面包店来了，眼镜店和文创店也来了，也许读者会感到方便了，但同时隐隐担忧书店的经营遇到了困难。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网购分去了传统书店很大份额的蛋糕。许多读者在上海书店寻找新书，明明看中了，不买，手机拍一下封面，回家后上当当去买，可享受折扣优惠。
我现在买新书也多在网上，偶尔去实体店买，心情很复杂。
所以我想，到明年上海书城装修好了，应该在格局上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如何让读者获得更舒服更便利的体验，如何开阔读者的视野，如何建立起作者与读者的新型关系，如何把书店打造成“市民的客厅”、“市民的课堂”，是主事者必须面对的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
福州路是上海的文化街，文化街上最根本的基础是文化实体，但是更重要的应该是文化氛围和文化精神，而氛围和精神，需要人民群众共同来营造、来建树、来坚持、来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