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月份,新一波新冠疫情在越南肆虐,该国最大城市和经贸中心胡志明市成为“重灾区”,期间全国死亡人数中因新冠而死的占绝大部分比例。为此,越南政府出动军队,在当地及周边地区实施了极为严厉的封锁措施,导致大量工厂停工甚至倒闭。

本月初,胡志明市逐步解封,原以为经济会就此重启,不想却有百万工人选择逃离工厂、回到家乡。劳动力大量出走,使得包括耐克、苹果在内的多个品牌陷入断货风险,供应链危机进一步凸显。

这一波防疫管控对越南工厂带来哪些影响?期间制造业纷纷回流中国,中国工厂又如何快速调整承接?跨国公司经理人吴威在管理胡志明市工厂生产的同时,也负责中国区的部分业务。就中越两国工厂最新动态,吴威和观察者网继续分享了其一线观察。

生产与经营

观察者网:越南的防疫政策已由清零转向“与病毒谨慎共存”,不过当下越南全国疫苗接种率未过20%,你们工厂员工的疫苗接种率已至多少?

吴威:我们的员工很幸运。工厂作为出口纳税大户,员工的疫苗接种被当地政府优先安排。目前我们的员工第2剂疫苗接种率已达70%;剩余30%员工会陆续接种第2剂,计划本月内完成100%的接种目标。



为工业区里的劳工接种疫苗(资料图/越媒)


和在中国疫苗接种最不同的是,越南员工的第1剂和第2剂之间有超过70天的等待期,这还是优先安排的结果。在中国打疫苗,接种第1剂时就把第2剂的时间预定好了,但越南没有充足的疫苗,导致打第1针时并不清楚何时能打上第2针。间隔时间太长对于疫苗的效果有什么影响,谁也不了解,谁也不会提问——在越南,只要能打上疫苗就是上上签。

员工都很清楚,如果没有工厂雇员的身份,他们的疫苗接种时间表必定是难有定期。多亏公司强大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在危机形势下对于员工是非常重要的保护。

比较遗憾的是,少数员工在接种了第2剂疫苗后就直接辞职回家了。我们对于这个情况有预估,毕竟每个人的需求和考量不一样。

观察者网:在上一次采访中您提及一些员工打阿斯利康疫苗出现不良反应,后续如何处理?中国政府也向越南援助了数百万剂新冠疫苗,员工接种时是否多了一个选择?越南民众对于中国疫苗的态度是否有所改善?

吴威:阿斯利康疫苗后的不良反应的确非常明显。6月份第1剂疫苗打完后的第二天,公司员工一半没法来上班,典型的症状是头痛呕吐、浑身疼痛发冷、身体虚脱无力。在打疫苗之前员工都提前告知可能发生的症状,所以事后大家没有过度恐慌,处理方式就是在家休息,让不良症状随着身体代谢和疫苗体内反应而逐步消失。

我们真正担心的是会不会出人命的问题,毕竟这款疫苗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被停止使用。非常幸运的是,我们的员工都挺过来了,没有发生死亡案例。万一发生了事故,那会是另外一场灾难。

中国政府援助的疫苗和我们工厂没有关系。中国政府援助的疫苗,根本轮不到给我们工厂员工和普通民众。中国疫苗需要优先分配给在越南的中国公民、需要前往中国工作的越南公民,以及越南边境地区的工作人员等。越南政府自己也有算盘,毕竟他们有自己想优先照顾的人群。



中国援助的新冠疫苗运抵河内(资料图/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官网)


越南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疫苗供应远远跟不上需求,老百姓等待的时间是不确定的,目前越南完整接种疫苗率仅为13%。从民众的态度上来看,越南这边对中国疫苗有很多不信任,部分是出于嫉妒的不信任,好比你的老邻居其实并不希望你过得好。你研发出了他们没有的针对病毒的“武器”,这对于他们绝不是什么好消息,有抵触情绪也是意料之中。

当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希望中国能免费赠予大量疫苗,而且不带任何条件限制,但世上真没有这样的美事。疫苗是战略资源,也是中国外交策略的一部分。

观察者网:胡志明市可谓这波疫情的中心,看新闻报道,期间经历极其严格的封城措施,9月16日以来才稍微放宽限制。你们在胡志明市的工厂,9月份以来如何安排生产?是否一直遵循“三个就地”原则(厂方安排员工“就地生产、就地吃饭、就地休息”)?

吴威:我们9月份安排了1个白班持续生产,每天10小时,并没有遵循“三个就地”原则,因为客观条件实在是不允许。我看了其他工厂的照片,就是在厂里搞帐篷营。正常情况下这里的工厂是没有宿舍的,一下要在厂里住这么多员工,的确没法安排。人能在狭小的帐篷里住多久?这不是露营游玩,而是要从事枯燥的生产操作。这样的生存空间是无法长期持续的。再说员工的卫生设施怎么办?我看了照片就和工厂管理层说,这个方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有句话我没明说:这样的居住条件简直缺乏人性。



为遏制疫情蔓延,工人不得离开工厂(资料图/亚洲新闻)


我们工厂包下了市区几个四五星级的酒店给员工住,相当于把员工在酒店隔离起来。这里的员工是指必须到现场参与生产的,比如操作工、生产管理、技术员、工程师、质检人员、仓库管理等。虽然支付了高昂的费用,但我们保证了舒适的居住环境,这样员工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每天保持正常的专业输出。

他们每天两点一线,在酒店和公司之间有指定巴士接送。除了这两个地方,外出是一律禁止的。这个状态延续时间长了,多数人肯定会很难受,持续封闭的生活环境容易诱发心理问题。当时每周都有员工退出这个酒店隔离计划。

办公室员工都一律在家里办公。胡志明当地的家庭网络有时不稳定,所以我们的远程网络会议不时也会受影响。但这些都是小事了。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当时在越南每日新增一万左右新冠病例的情况下,工厂还坚持每天1个日班生产出货,这算是无奈之下的壮举吧。

观察者网:疫情封城期间坚持生产遇到了哪些困难?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吴威:封城期间,越南工厂最大的困难是如何保证稳定开工。本来提前安排好了产线配置,比如这条线按N个步骤和工位需要配多少名员工来保证生产,但周一实际来工厂上班的人可能比计划的少15%-20%左右。有人辞职,有人病假,有人被告知有新冠接触史必须加入新的隔离计划,总之几乎每天我们都面对不可控的状况。

产线人员到场人数不稳定,导致我们的生产计划执行充满了不确定性,比如一大早必须临时取消某些产品生产,因为没有足够人力,或者人数足够但没有合适的技能配置;同时我们的销售部也不得不频繁地和客户沟通,汇报订单发货延迟的坏消息。

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订单生产管理的同时依然尽职尽责地提供优质专业服务,有效保证了多数订单按时出货。他们是20多岁的年轻人,单身漂在胡志明市,好比我们中国的北漂、沪漂打工族。我担心他们每天憋在家里,在封闭环境和订单高压之下,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我不时和他们聊天,帮助他们放松心情。作为国乒球迷,我还想把奥运比赛的英文版视频分享给他们。我鼓励他们每天坚持做运动,有效促进身心健康。他们非常乐观向上,懂得自我管理调节,有女生6点起床练瑜伽的,有男生5点起来悄悄溜出去跑步健身的。

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越南同事们保持了高水准的专业输出。他们的顽强耐力、巨大勇气及专业精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观察者网:在用工上,最近有不少媒体报道越南百万工人返乡潮,你们工厂有没出现用人困扰?您刚有提到员工辞职,选择辞职回乡的员工多吗?

吴威:返乡潮主要发生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很多地方停工关门造成员工失业。总不能在胡志明的出租屋里坐吃山空吧?别无选择就回老家,而且最好是打了疫苗再回去。



胡志明市、平阳和同奈省外的道路被大量摩托车堵塞。(资料图/亚洲新闻)


10月胡志明市恢复了基本生活和工作所需的社会活动,用工需求相应就明显多了起来,很多年轻人从周边地区来到胡志明找工作。我们目前没有发现招工难的问题。

的确有部分返乡潮期间离开的员工暂时没有返回胡志明。这是因为接近年底了,不少人计划在家乡休息,过了春节再找工作。明年春节过后,如果疫情继续稳定,就将迎来一波离乡潮,我们用人方的选择会更多,毕竟人才一直都是向经济活跃的地区流动的。

观察者网:除了这些之外,生产、经营还有没有遇到其他困难?你们厂是当地的纳税大户,越南政府有没有提出什么特殊要求,或提供一些优待措施?

吴威:除了保证稳定开工,我们确实还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比如有的供货商阶段性关闭了工厂,导致我们不能及时拿到物料。海关这里也有很多货等着清关,各岗位人手缺乏,物料清关要花费的时间长了很多。这期间我们除了保持巨大的耐心,还不得不支付额外的仓储费。

封城期间当地政府对我们很关心。9月初越南全国放假期间,当地官员还和我们厂的代表开会商讨。当然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措施或办法给到我们,更多的是表达心理上的理解和支持。越南政府对于这个新冠传染的形势没什么有效的对策,对于我们厂的优待措施就是打疫苗优先安排。

作为一家商业公司,我们除了背水一战没有其他选择。我们必须要坚持生产出货才有收入,否则无法维持工厂的基本运营。封城期间最严格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完全停止生产。人最少的时候,哪怕就几十位员工,也可以做产品包装之类,能出一单算一单。

制造业回流中国

观察者网:你们厂是否有国际订单因胡志明市这波疫情而流失?如今胡志明市放宽管制措施,越南工厂短期内追回订单的成功性高么?

吴威:这波疫情导致越南工厂有海量的订单流失。对于胡志明工业区的厂家,订单流失从二季度末已经开始。很多跨国公司已经看到,之前过分依赖越南制造的策略是行不通的,因为这里不具备足够的管理风险的能力。新冠给越南经济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现在谈追回订单真的就不要想了,越南必须先把国内的疫情控制住了再说。

9月底封城结束,10月开始胡志明市放宽管制,恢复日常生活生产所必需的活动,这其实并不是阶段性抗疫成功的结果。越南的新冠数据,平均每日新增从1万到3千多(10月17日数据)虽然是有所下降,但新冠疫情蔓延的局势并没有实质的改善。

现在放宽了限制措施,实在是无奈之举,一直封下去家里蹲,老百姓怎么维持生活呢?经济如何运转?参与抗疫的工作人员也不堪重负,很多都累倒了,这里没有类似中国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如果再继续封城,无论是越南的经济体系还是百姓生活,实在是拖不起了。

越南基层的抗疫措施执行力度一般,远不如中国这般严格而彻底。比如在检查站,中国这里是每个人都接受检查,必须出示绿色健康码;而越南则是抽样检查——看各位的运气怎么样。如果查出来有问题肯定有惩罚,但如果违规的人多了,这个也执行不下去。中国人在抗疫之战中的坚韧和专业,绝对是世界第一。

观察者网:您在前面的回答中简单提到海关,在中国,先前产品出口遇到“一柜难求”的困境,现在情况稍微有所缓和。目前越南港口的海运情况是什么样的?港口是否拥堵?集装箱、舱位是否难寻?仓库容量是否够用?

吴威:因疫情原因,工作人员大幅减少,港口货物积压严重,有大量的集装箱滞留,有的在港口等了两三个月还走不了。8月中旬听说胡志明的港口堆了十万个货柜,不得已停止接收部分货品。



位于胡志明市的卡莱港(资料图/越媒)


港口要通畅,进出两头都要通。进口货物要及时清关,把空间腾出来才能安排新货走,但现在大量货柜堆在那里没人来办手续拉走。很多工厂关闭了或者处于半关闭状态,生产不需要那么多物料,很多货物只能留在港口。工厂里有限的在岗人员,主要的任务是处理急货。对于国外的出口方,为了销售收入肯定是能发货就赶紧发货,于是进口来上万,清关接收小几千,货柜越积越多,这是个恶性循环。

我们公司从7月初起就不走海运了,全部都走空运,起码排队一周内可以上航班。

观察者网:美国、欧盟、韩国在越南的商会和美国-东盟工商理事会在封城期间曾联合致信越南总理范明政,呼吁给予企业明确的复工时间表,称至少20%制造企业已将部分生产转移别国。你们工厂是什么情况?在上一次采访中,您提到“我们现在中国大陆保留了全球不到5%的生产量”,现在呢?

吴威:我们公司已经快速调整了战略,越南工厂40%的量已经转移到中国工厂,9月底开始了量产。有几个明星产品需求很大,这次一起转移回流到中国。之所以还没有转移更多的产品,是因为其他的产品数目大而单个产品的需求较少,这些产品转移起来更麻烦,需要更多的时间。看看后续疫情的发展情况吧。

这家中国工厂和我们合作时间已经超过10年。之前最鼎盛的时期,它占我司全球制造业务的80%,2019年低谷期快速跌落到仅仅5%,这2个月又上升到40%左右份额。

疫情前的计划是要“退出中国”,逐步结束和中国工厂合作。我们相当一部分客户在美国,关税对于我们业务的影响非常大。公司本来是派我和中国工厂做个了结,没想不久就变成回流中国、加强合作。这样的反转巨变,如果没有新冠助力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这次制造业回流中国,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这家工厂并没多少闲置的产能给我们。一家有实力的顶级工厂,开拓业务的能力是很强的。我们之前在这里是前2位大客户的地位,业务转移到越南之后,他们就有新的客户来填补空缺。

我跟国外的同事说,制造业回流,还要看中国工厂愿不愿意接手。真不是想回就能回。

为了接下我们这个回流项目,他们调动了母公司的其他资源,外包部分SMT (Surface Mounted Technology,表面贴装技术) 给其他两家同级工厂,这样才能全盘接下我们的项目。我们对工厂的品控体系有足够信任,否则会很难接受这样的安排。

彼此合作时间足够长,有很好的信任,所以这次回流中国实施得很顺利。

我们项目在4个月内几个主打产品都落地实现量产了。因为周期太紧来不及采购新物料,前期生产物料大都来自越南工厂,我们共转移了上千万颗物料到中国,顺便为振兴航空运输业做了巨额贡献。这些都是在越南的量产产品,不需做新产品的多项流程验证,节省了至少2-3月的时间。在中国工厂做一次小批量验证评估,结果合格就进入量产了。

观察者网:咱在采访之余联系时您曾提及,你们企业如今在越南、中国两地同时做同样的产品,目前看主打产品的价格非常接近,个别的中国工厂还稍微便宜点。为何会出现这一情况?这时期影响两地产品成本的因素有哪些?

吴威:我这里特指的是销量大的产品,而且制造过程的自动化程度比较高。从现在量产的明星产品来看,的确中越两地工厂的价格接近,甚至个别的产品中国会稍微便宜一点。中国大陆拥有世界上最完整而高效的供应链,而越南对于很多部件要依赖从中国进口。

同样的物料经专业加固包装后,通过海运或空运去到越南,物料综合成本自然就高出一截。如果这类原材料在产品构成里占比高一些,而且产品本身销量很大(有利于降低单位成本),就可能导致中国工厂的最终报价优于越南工厂。

越南的人力成本大概是中国的一半,两边各有成本优势。现在疫情形势下,对于客户来说价格已变成相对次要的因素,因为最大的问题是市场上缺货,有钱也买不到。如果客户订单在半年内能确认交期,这就很不错了。前不久我们的产品还全面做了一次价格上调,毕竟我们为了保证生产付出了额外成本,所幸客户都表示理解且接受了新报价。

观察者网:您也说过“最好的谈判砝码是引入竞争”,这点能否说详细些?

吴威:和一家工厂合作多年之后,对方容易进入一种舒适区,认为这个生意长期属于他们,于是在成本控制方面的积极性会明显降低。比如对方拒绝降价,反正你也会继续合作。制造业项目很像一艘巨轮,自身的资产负担很重,掉头去到哪里都不容易。

我们引入竞争后反复谈判,工厂报价就有明显的降低。一家工厂优秀的表现,大部分的动力往往来自对手的压力和鞭策。

观察者网:在您看来,如今部分生产回流中国是权宜之计,还是考虑到世界多地“与病毒共存”这一风险,回流的部分会固定下来?

吴威:短期来看,回流中国当然是权宜之计,我们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国工厂的接应任务能力是最强的,而且效率非常高。4个月内转移的产品就量产了。中期来看,这些制造业务的确是没有更合适的去处,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安全可靠的制造大国,这个领先地位在新冠期间得以更加突显巩固。只要越南的疫情没有完全受控,不能进入低风险的稳定状态,这些回流中国的制造业就只能继续留在中国。

“与病毒共存”这个概念,在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有天壤之别。疫情受控低风险前提下,和平共存是理想的状态;疫情不受控,跌宕起伏临危不惧,这也是一种共存方式。想起越南同事每天出门面临不确定的被感染状况,我对于共存的认识扩展了N倍。

在批量复工之后,我们以为防控中心和工业园区会有抗疫的具体监管措施,结果是没有。现在就是让工厂自己做防控计划,自己实施,自己负责,然后过一段时间他们来检查。基本就是上头没辙了,下面的工厂看着办,自己开工赚钱,自己管理风险。

试想一个万人规模的工厂,如果平均每周有新增病例,那除了对病人采取医疗措施,还有接触史相关的人员加入隔离计划,工厂就会进入这样的循环:招聘员工-核酸检测-培训上岗-外出感染-治疗隔离-再招聘员工。这样导致员工在岗人数成为一个持续变量,工厂很难长期保持正常运营。

不是所有的岗位都可以速成培训,产线的人员配置要考虑各个工位相符的专长和技能。工厂运营是个复杂的体系,我们每天都要悉心维护这个体系。

稳定的制造业,必然建立在稳定的社会大环境之上,无法单靠工厂团队自身的管控来维持。我们现在是走一步看一步,实在不行就再转移更多产品到中国工厂好了。有了稳定的大后方,我心里平静而笃定,对祖国充满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