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哈佛大学与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创办的暑期中文学习项目——“哈佛北京书院”宣布,将从2022年起改为与台湾大学合作、迁往台北,并改名成“哈佛台北书院”。

该项目负责人声称,由于参加该项目的哈佛学员在中国大陆遭到“不友善”的对待,所以才要把文化合作项目移往海峡对岸的台湾。

对此,台湾绿营见猎心喜,不仅借机污蔑大陆进行言论审查,更大肆颂扬乃是因为台湾拥有“政治民主自由、社会多元蓬勃”等环境,有利于美国青年学子深入了解中文世界。

何以两岸在争取非中文世界学生时呈现出零和博弈的架势?美国突然于文化合作领域在两岸之间“选边站”,真的是基于台湾有更加优质的中文学习环境吗?



《泰晤士报》报道截图

冷战的台湾:欧美学中文的窗口

冷战时期,台湾作为美国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以及在东亚围堵社会主义国家的桥头堡,由于拥有与中国大陆同根同源的人文历史环境,在美苏剑拔弩张的极端年代,派遣留学生赴台湾学习中文与中华文化,以期掌握中文世界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及其语境,成为当时欧美国家了解中国的少数渠道之一。

尤其当大陆推行简体字、发动文革“破四旧”时,蒋介石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恰与海外汉学研究需求不谋而合,亦符合欧洲中心观对遥远东方的“想象”,因缘际会之下,小小的台湾岛成为面向西方的传统中华文化研究重镇。

时过境迁,当中苏关系转坏,中美两国借“乒乓外交”等文化体育领域交流使双方政治关系迈向正常化,民间交流也渐趋热络。特别是大陆宣示改革开放与苏联解体之后,中美之间的政治对抗态势大幅下降,经贸与人员往来更是呈现井喷式成长,欧美国家已有直接接触中华文化与踏查神州大陆的机会,自然不愿舍近求远。

就在大陆将资源大量投入到各重点高校、设置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时,正值1990年代台湾本土化浪潮,台湾对中华文化的重视程度大不如前,两岸在吸引外籍人士学习中文与传统文化的条件与环境上此消彼涨,曾在中华文化输出领域领先的台湾已逐渐被大陆所赶超。

文化的中国:美国人赴台多习传统文化

如今的台湾地区,以“华语文教学”为名的教学单位为数不少。

查询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公布的“大专院校一览表”或“台湾华语教育资源中心”网站可以发现,目前全台共有16所大学设有“华语文学系”、研究所和硕博士学位学程,63所大学设立了“华语文教学中心”或“语言中心华语课程”。

前者为授予本科、硕士、博士等学位的学位点,后者乃吸引来自非华语地区外籍生学习汉语的教学单位,多属短期研修性质,不授予学位,此次事件中的“哈佛北京书院”,正是这样的形态。

而这些从美国来台湾的研修生,在为期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又学习了什么呢?

以笔者曾就读的台湾政治大学为例,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从2012年起皆和美国国防部下辖的教育、研究机构——“国防语言学院”(Defense Language Institute)有着交流项目。

在网上仍可搜索到的“2016年美国防语言学院学生访台湾政治大学课程表”显示,学员来台后,每天上午进行课程学习,内容包括:台湾社会、国民党历史、两岸关系、美台关系及美中关系、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中国传统科技、中国传统艺术、中国哲学思想、台美福利制度对比、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华民俗文化、台湾原住民文化与历史、台湾地理、饮食文化、中国文字历史与发展、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深蓝战略在经济市场的运用、从文学作品到电影艺术;下午则安排参访行程,诸如国民党党史馆、台湾海基会、台北阳明山中山楼与士林官邸、台北孔庙、佛教团体法鼓山、艋舺龙山寺、顺益原住民博物馆、台北故宫等位于台北的文化场所,以及周末前往台南进行两天的参访。

由此得知,上述研习课题多以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为主,且主旨绝大多数是体现“中华文化在台湾”,对于政治、经济领域则涉略不多,对当代中国大陆发展与社会现况的介绍更是少之又少。

可以说,这所台湾高校在对美交流上依旧将自己定位成“文化中国”的传播者;然而,中华文化的与时俱进绝不可能只停留在1949年,其后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在中华大地上的冲突、调适与融合,不仅是14亿中国人数十年来所共同经历、面对的重要课题,更是中华文化仍历久弥新的动力来源。

倘若学员们想要一窥中华文化的全貌,并将其活学活用于当代社会里,例如大陆时下当红的线上考古现场直播、古文物题材电视剧热播,以及线下开发、贩售文创商品的“三结合”,使传统文化更加立体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仅在台湾一隅学习不免犹如以管窥天,缺乏与实体对象与文化氛围的亲身体验交流,这也是在台湾学习中华文化的局限所在。



中文班的实情:非常规系所的推广课程

台湾师范大学表演艺术研究所教授夏学理认为,无须过度吹捧“哈佛北京书院”的重要性,因为该书院不过是哈佛大学“教育推广部”(Harvard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ucation)之下的“哈佛夏日学院”(Harvard Summer School)所提供的一个暑期专班而已,根本不是哈佛大学开设的常规性课程,也没有将参加资格限定在哈佛大学学生内部,而是欢迎全球各地、各个年龄层的有志学习者报名参与。

既然该书院课程不那么重要,又没有设定许多严格的门坎,何以要从北京转移到台北举办呢?

就读台湾政治大学国发所的博士生、中文教师季宇琦指出,这是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后,中美文化教育合作的规模被迫缩减,过去“哈佛北京书院”号称能提供学员在中国大陆各地进行为期一周的实地调研,如今只能改成线上进行;而已逐步开放边境管制、又拥有中华传统文化底蕴的台湾,自然成为理想的替代方案。

季宇琦继而表示,“哈佛北京书院”的教材向来由哈佛大学自行编写,师资由哈佛培训,中文课程也与哈佛大学本校衔接,完全由哈佛大学自主、不受干预,与绿营声称的“政治自由、社会多元”毫不相干,一旦未来美国疫情控制得当,书院活动迁回北京举办也不无可能。

综上所述,台湾曾经在冷战期间扮演西方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尤其特别侧重于历史文化领域,在后疫情时代台美重新加强往来互动,自然也会是回复到冷战时期着重“文化中国”的范畴上。

美国青年通过课程活动在台学习了中文和中华传统文化,却有可能强化了自清末以降白人对东方的既定“想象”;台湾青年则是在增进英语口语表达能力之外,再次强化了“美国代表世界秩序”的迷思。

而课程中要是缺乏对现当代中国大陆走出“一穷二白”的经验介绍,或不去理解大陆社会如何调和传统文化与现代性间的矛盾,台美青年恐怕也会因信息不对称产生误判,终究是戴着有色眼镜去认识、误解大陆。对中美关系而言,长远来说都不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