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粤开证券研究院梳理了223个城市上半年财政收支数据，发现只有13座城市财政有盈余——即财政自给率超过100%。财政自给率是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财政收入超过支出有盈余，财政相对自给自足。
这13座城市都位于东部地区，既有上海、深圳、杭州等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也有潍坊、东营、绍兴等普通地级市。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罗志恒告诉第一财经，财政自给率高的城市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经济发达财政收入高，财政实力强，如杭州、上海等；另一种是财政收入相对较低，但由于当地人口流出，支出也低，推动自给率升高。如东营等城市。
财政自给率受哪些因素影响
在中国现行财税体制下，上述223个城市中绝大多数城市需要将当地财政收入上缴相当一部分给中央和省级政府。四大直辖市财政只需与中央分享；5个计划单列市理论上仅需上缴中央，但在实际执行中，计划单列市与所在省份“单列不脱钩”，上缴收入及比例普遍较低。因此，相对来说，这9个城市自留收入会更高，相应财政自给率也会高些。另外，各省与地市分享的收入比例不尽相同，也会影响各地财政自给率。
比如，广东省内区域发展不均衡，需要省级政府加大财力统筹。因此，广州等市除了跟其他所有地市一样，按分税制交50%增值税和60%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给中央外，还要交25%增值税和20%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给省级。由于自留收入相对少些，广州市上半年财政收入靠前，但在刚性支出下，财政自给率只有62.1%。
根据粤开证券研究院研报，如果以财政自给率50%为界限，50%以上城市有100座，其中东部占比超六成。而剩下的123座城市财政自给率不足50%，主要位于中西部地区。
比如，财政自给率低于10%的城市，包括青海的果洛州、玉树州、黄南州、海北州，宁夏固原市、云南怒江州、陕西安康市。这些经济欠发达地方，财政收入低，财政收支矛盾较大。
地级市财政自给率差异很大，且同一个省份内部各市差异也很明显，各省份的财政自给率则相当于省内各市区一个平均数，能更好地把握地方财政收支状况。
如果从省份财政收支情况来看，上半年31个省份中，仅有上海一地有盈余，财政自给率超过100%；浙江财政自给率也逼近100%。北京、天津、广东、江苏、福建、山东则紧随其后；而西藏、青海、甘肃、黑龙江、新疆、宁夏、云南等地财政自给率靠后，多数不足30%。
罗志恒表示，需要全面认知财政自给率指标，该指标只反映政府间关系的初次分配，考虑到大量的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给地方后的再分配效应，地方可用财力和满足支出的能力将大幅提高。
中央和省级在获得地市上缴的财政收入后，大部分会通过转移支付再分配到各市。比如，根据今年中央预算，在中央财政全年约11.9万亿元支出中，中央本级只花了其中3.5万亿元，其余8万多亿元都通过转移支付给地方，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以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因此，上述财政自给率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观察地市获得上级财政支持反向指标，财政自给率越低，获得的中央和省转移支付资金支持力度越大。
比如，在200多个城市中，青海省果洛州上半年收入仅有0.8亿元，但在上级政府大量转移支付等资金支持下，上半年果洛州以21107元的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居全国之首，青海省海北州紧随其后排第二。当然这跟这些地方人口少也有关。
下半年地方财政自给率或有所下降
去年受疫情冲击，地方财政收入出现几十年不遇的下滑，而刚性支出不减反增，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加大，财政自给率有所降低。随着疫情得以防控，中国经济稳步复苏，受去年低基数等影响，今年上半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增速高达20.6%，而由于支出相对较慢（6.4%），财政自给率有所提高。
根据中诚信国际数据，为了剔除去年基数低的因素，与2019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超八成省份财政自给率出现回升，回升省份数量较一季度增加5个，财政收支情况持续好转，但部分省份收支矛盾仍然较大。
随着去年下半年基数逐步抬高，受疫情、汛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增速也有所放缓，而支出略有提速，下半年地方财政自给率或有所下降。
财政部部长刘昆去年撰文指出，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整体上面临减收增支压力，财政运行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
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去年底公开表示，从中长期来看，受疫情冲击、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以及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预计未来五年我国财政收入总额将呈低水平运行势态，而财政支出压力仍然较大。虽然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可以释放部分财力，但财政支出扩张态势未变，政府一般性支出缩减的空间已经很小。可以说，财政困难不只是近期、短期的事情，中期也会非常困难。
罗志恒表示，对于各地市而言，无论数字好看还是难看，财政紧平衡和收支矛盾加剧将是未来的常态，财政要综合考虑发展与安全、稳增长与防风险、减税降费与财政可持续等多重目标的平衡，更考验地方政府缓和隐性收入（决定实际可支配财力）以及政绩考核机制（决定支出责任）矛盾的能力。
他认为，要解决财政困境，避免“财政危机”，短期内既要巩固前期减税降费效果，也要增收节支，开源节流，适度下调社保缴费率，增消费税、资源税和国企利润上缴，加快房地产税立法。中长期看，必须深化改革，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简政放权、精兵简政裁撤冗员，深化行政体制、财政税收体制、社保制度改革。 制图/蒋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