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果壳(ID:Guokr42),作者:小毛巾、翻翻,编辑:麦麦,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三个人共享,分别是大卫·卡德(David Card)、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和圭多·因本斯(Guido W. Imbens)


能得诺奖,这三个人都不是等闲之辈。但我们翻了翻这三位经济学家的生平之后发现,其中有一位甚至全面开花,在做研究之前去当了伞兵(真·跳伞的兵),还差点命丧黎巴嫩。


诺贝尔经济学奖


全称是“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它并不属于炸药大王当年设立的5个奖项之一,而是瑞典银行为了纪念诺贝尔而设的。正牌诺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经济学奖则从1969年才开始。不过,经济学奖的提名流程、评选标准及颁奖仪式与正牌诺奖相似。


诺奖得主曾是伞兵 


这位当过伞兵的诺奖得主是约书亚·安格里斯特,他从小就不太安分,这大概是他神奇人生的源头。


安格里斯特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中长大,父母都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任教。为了追求刺激,小时候的他甚至会跳上经过的货运列车(后来的安格里斯特:“不太安全哈!”)。家庭教育显然没有在这时候培养起他的学术热情,比起上学,他更爱玩车。当以前的同学都还在继续念书的时候,他已经在一家精神病医院找了份工——为了买车。


后来踏上学术道路的安格里斯特,看起来仍然不太安分。这是他在MIT的办公室,门上的照片大概可以称为“经济学巨头的巨头”|mit.edu<br label=图片备注 class=text-img-note>
后来踏上学术道路的安格里斯特,看起来仍然不太安分。这是他在MIT的办公室,门上的照片大概可以称为“经济学巨头的巨头”|mit.edu


安格里斯特的父母都慌了,担心他以后的人生得一团糟。好在,他还是去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上了大学,甚至写了篇优秀的论文。当时,普林斯顿鼎鼎大名的劳动经济学家奥利·阿申菲尔特(Orley Ashenfelter)看了他写的论文之后,就想让他当自己的博士生。


这样的大好机会,大部分人都求之不得,但安格里斯特不一样,他转头就去了以色列。


他选择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继续念经济学硕士。但在以色列的安格里斯特也不算安分,他觉得自己学得很烂,还没毕业就退学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爱情弥补了学业失意,安格里斯特在以色列遇到了自己的妻子米拉(Mira)。和妻子结婚后,他成了以色列公民,并加入以色列国防军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伞兵。1982年,以色列发动对黎巴嫩的战争时,他就在服役,一直到1985年才离开黎巴嫩——他是最后一批离开黎巴嫩的军人。


安格里斯特成了一名伞兵 | technologyreview.com
安格里斯特成了一名伞兵 | technologyreview.com


在黎巴嫩贝鲁特的时候,安格里斯特的一名好朋友被枪杀。他很害怕,就写信给阿申菲尔特,看看还能不能当他的学生。就这样,安格里斯特离开了以色列,来到普林斯顿大学继续学业。


凡尔赛之家 


从以色列回来的安格里斯特终于回归了学术道路。在普林斯顿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后,他顺风顺水地在哈佛大学找到教职;1996年,他跳槽去了麻省理工学院,一直待到现在。


美国时间凌晨2点多,安格里斯特接到了诺贝尔委员会的电话,负责打电话的工作人员名叫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著名的“经济学之父”(于1790年逝世)同名。安格里斯特半夜被亚当·斯密叫醒,这个场面颇为奇幻,打完招呼后安格利斯特连呼“好名字,好名字(great name,great name)”。


亚当·斯密被誉为经济学之父,著有《国富论》| cbc.ca
亚当·斯密被誉为经济学之父,著有《国富论》| cbc.ca


半夜接到电话,安格里斯特实在太困了,还一度在采访中睡了过去。他是在诺奖公布之后才接到的电话,当时他的手机已经被恭喜短信挤爆。安格里斯特在采访里说:“老实说我觉得自己得奖希望渺茫,我赶紧给麻省理工学院新闻部打了个电话来核实。”


当然,核实的结果是,他真的获奖了。


另一位得主大卫·卡德也拿亚当·斯密玩梗,他听完对方的自我介绍后,笑着说:“嗯,对,我听说亚当·斯密要给我打电话。这听起来还蛮讽刺的。”


电话一个一个打,第三位得奖者圭多·因本斯在接到电话的时候,已经快凌晨3点了。得知获奖的消息后,因本斯的妻子苏珊·埃赛(Susan Athey)把全家人都摇醒了。对于孩子们来说,比爸爸得诺奖更高兴的事是——妈妈允许他们明天不用去上学!


对了,埃塞本人也是一位微观经济学家,现任斯坦福大学教授。在成为斯坦福教授之前,她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埃赛在经济学领域的贡献不输于因本斯。学生时代,她在杜克大学同时拿到了经济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三个学士学位。之后,她成为经济学界的一颗新星。她对重复博弈共谋的理论研究改变了拍卖的规则,还在微软担任过首席经济学家。


这些贡献,让她成为第一个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的女性——克拉克奖章被认为是经济学领域中仅次于诺奖的重量级奖项。2019年,埃塞获得另一个经济学奖项冯·诺伊曼奖,安格里斯特也曾在2011年得过这个奖。


还记得安格里斯特在以色列邂逅的妻子米拉吗?她也很厉害,是波士顿大学的教授,波士顿希伯来语项目的主任。


让我们为这几个凡尔赛家庭献上祝福!


安格里斯特夫妇,在厨房里 | mit.edu<br label=图片备注 class=text-img-note>
安格里斯特夫妇,在厨房里 | mit.edu


或许与诺奖擦肩而过 


在诺奖的背后,也有暗淡的一面。


这三位诺奖得主都和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有交集,如果他还活着,很可能也会进入诺奖的提名名单,甚至挤掉一位得奖者(毕竟诺奖每年每个奖项最多只有3名得奖者),在这天被贺电吵醒。他叫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


克鲁格毕业于康奈尔大学,被评价为近30年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34岁时,还很年轻的他就已经担任美国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之后又被任命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喜欢摇滚乐和网球,和妻子育有两个小孩。


身为劳动经济学家,克鲁格的研究最关注的是美国普通人:教育、医疗、劳动力市场、恐怖主义,甚至是音乐会门票价格的上涨,都是他的研究领域。在研究方法上,他更加倾向于经验主义的思维模式,强调数据而不是理论。


安格里斯特最重要的一项研究,是和克鲁格一起完成的。1991年,他们合作了一项以自然实验为方法的研究,证明了教育差异会带来收入差异。后来,安格利斯特与因本斯一起,继续发展自然实验法,并最终因此获得诺奖。


大卫·卡德最著名的研究当中,也有一项是和克鲁格一起完成的。90年代,当时的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提高最低工资的标准会让企业减少岗位,从而降低低工资工人的就业率。然而,克鲁格和卡德的研究发现,提高最低工资对就业没有影响。


1992年,克鲁格(右)和大卫·卡德在普林斯顿大学 | Frank C. Dougherty 
1992年,克鲁格(右)和大卫·卡德在普林斯顿大学 | Frank C. Dougherty 


“即使人们都说克鲁格疯了,但是他愿意听数据的,而不是理论的。”克鲁格的同事、经济学家劳伦斯·卡兹(Lawrence F. Katz)回忆道。


2011年,曾发誓不再踏入政府一步的克鲁格临危受命,接下了来自奥巴马的邀约,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带领美国恢复经济。


然而2019年,克鲁格在普林斯顿的家中自杀身亡,年仅58岁。


回首今年卡德的诺奖获奖词——“表彰卡德在实证劳动经济学研究上的贡献”,不禁令人唏嘘,这正是当年克鲁格和卡德努力的方向。


但正如克鲁格的朋友、2002年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所说,“一个人毕生研究国民的福利,不代表他就在乎自己的福利。”克鲁格已经离世,无论是获奖的喜悦还是面对社会问题的无力,都已经和他无关了。


参考文献

[1]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13/01/02/180812/the-natural-experimenter/

[2]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economic-sciences/2021/popular-information/

[3] https://www.nytimes.com/2019/03/18/obituaries/alan-krueger-dead.html

[4] https://news.mit.edu/2021/mit-economist-joshua-angrist-shares-nobel-prize-1011

[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usan_A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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