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果壳（ID：Guokr42），作者：小毛巾、翻翻，编辑：麦麦，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三个人共享，分别是大卫·卡德（David Card）、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和圭多·因本斯（Guido W. Imbens）。
能得诺奖，这三个人都不是等闲之辈。但我们翻了翻这三位经济学家的生平之后发现，其中有一位甚至全面开花，在做研究之前去当了伞兵（真·跳伞的兵），还差点命丧黎巴嫩。
诺贝尔经济学奖
全称是“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它并不属于炸药大王当年设立的5个奖项之一，而是瑞典银行为了纪念诺贝尔而设的。正牌诺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经济学奖则从1969年才开始。不过，经济学奖的提名流程、评选标准及颁奖仪式与正牌诺奖相似。
诺奖得主曾是伞兵
这位当过伞兵的诺奖得主是约书亚·安格里斯特，他从小就不太安分，这大概是他神奇人生的源头。
安格里斯特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中长大，父母都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任教。为了追求刺激，小时候的他甚至会跳上经过的货运列车（后来的安格里斯特：“不太安全哈！”）。家庭教育显然没有在这时候培养起他的学术热情，比起上学，他更爱玩车。当以前的同学都还在继续念书的时候，他已经在一家精神病医院找了份工——为了买车。
安格里斯特的父母都慌了，担心他以后的人生得一团糟。好在，他还是去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上了大学，甚至写了篇优秀的论文。当时，普林斯顿鼎鼎大名的劳动经济学家奥利·阿申菲尔特（Orley Ashenfelter）看了他写的论文之后，就想让他当自己的博士生。
这样的大好机会，大部分人都求之不得，但安格里斯特不一样，他转头就去了以色列。
他选择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继续念经济学硕士。但在以色列的安格里斯特也不算安分，他觉得自己学得很烂，还没毕业就退学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爱情弥补了学业失意，安格里斯特在以色列遇到了自己的妻子米拉（Mira）。和妻子结婚后，他成了以色列公民，并加入以色列国防军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伞兵。1982年，以色列发动对黎巴嫩的战争时，他就在服役，一直到1985年才离开黎巴嫩——他是最后一批离开黎巴嫩的军人。
在黎巴嫩贝鲁特的时候，安格里斯特的一名好朋友被枪杀。他很害怕，就写信给阿申菲尔特，看看还能不能当他的学生。就这样，安格里斯特离开了以色列，来到普林斯顿大学继续学业。
凡尔赛之家
从以色列回来的安格里斯特终于回归了学术道路。在普林斯顿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后，他顺风顺水地在哈佛大学找到教职；1996年，他跳槽去了麻省理工学院，一直待到现在。
美国时间凌晨2点多，安格里斯特接到了诺贝尔委员会的电话，负责打电话的工作人员名叫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著名的“经济学之父”（于1790年逝世）同名。安格里斯特半夜被亚当·斯密叫醒，这个场面颇为奇幻，打完招呼后安格利斯特连呼“好名字，好名字（great name，great name）”。
半夜接到电话，安格里斯特实在太困了，还一度在采访中睡了过去。他是在诺奖公布之后才接到的电话，当时他的手机已经被恭喜短信挤爆。安格里斯特在采访里说：“老实说我觉得自己得奖希望渺茫，我赶紧给麻省理工学院新闻部打了个电话来核实。”
当然，核实的结果是，他真的获奖了。
另一位得主大卫·卡德也拿亚当·斯密玩梗，他听完对方的自我介绍后，笑着说：“嗯，对，我听说亚当·斯密要给我打电话。这听起来还蛮讽刺的。”
电话一个一个打，第三位得奖者圭多·因本斯在接到电话的时候，已经快凌晨3点了。得知获奖的消息后，因本斯的妻子苏珊·埃赛（Susan Athey）把全家人都摇醒了。对于孩子们来说，比爸爸得诺奖更高兴的事是——妈妈允许他们明天不用去上学！
对了，埃塞本人也是一位微观经济学家，现任斯坦福大学教授。在成为斯坦福教授之前，她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埃赛在经济学领域的贡献不输于因本斯。学生时代，她在杜克大学同时拿到了经济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三个学士学位。之后，她成为经济学界的一颗新星。她对重复博弈共谋的理论研究改变了拍卖的规则，还在微软担任过首席经济学家。
这些贡献，让她成为第一个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的女性——克拉克奖章被认为是经济学领域中仅次于诺奖的重量级奖项。2019年，埃塞获得另一个经济学奖项冯·诺伊曼奖，安格里斯特也曾在2011年得过这个奖。
还记得安格里斯特在以色列邂逅的妻子米拉吗？她也很厉害，是波士顿大学的教授，波士顿希伯来语项目的主任。
让我们为这几个凡尔赛家庭献上祝福！
或许与诺奖擦肩而过
在诺奖的背后，也有暗淡的一面。
这三位诺奖得主都和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有交集，如果他还活着，很可能也会进入诺奖的提名名单，甚至挤掉一位得奖者（毕竟诺奖每年每个奖项最多只有3名得奖者），在这天被贺电吵醒。他叫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
克鲁格毕业于康奈尔大学，被评价为近30年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34岁时，还很年轻的他就已经担任美国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之后又被任命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喜欢摇滚乐和网球，和妻子育有两个小孩。
身为劳动经济学家，克鲁格的研究最关注的是美国普通人：教育、医疗、劳动力市场、恐怖主义，甚至是音乐会门票价格的上涨，都是他的研究领域。在研究方法上，他更加倾向于经验主义的思维模式，强调数据而不是理论。
安格里斯特最重要的一项研究，是和克鲁格一起完成的。1991年，他们合作了一项以自然实验为方法的研究，证明了教育差异会带来收入差异。后来，安格利斯特与因本斯一起，继续发展自然实验法，并最终因此获得诺奖。
大卫·卡德最著名的研究当中，也有一项是和克鲁格一起完成的。90年代，当时的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提高最低工资的标准会让企业减少岗位，从而降低低工资工人的就业率。然而，克鲁格和卡德的研究发现，提高最低工资对就业没有影响。
“即使人们都说克鲁格疯了，但是他愿意听数据的，而不是理论的。”克鲁格的同事、经济学家劳伦斯·卡兹（Lawrence F. Katz）回忆道。
2011年，曾发誓不再踏入政府一步的克鲁格临危受命，接下了来自奥巴马的邀约，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带领美国恢复经济。
然而2019年，克鲁格在普林斯顿的家中自杀身亡，年仅58岁。
回首今年卡德的诺奖获奖词——“表彰卡德在实证劳动经济学研究上的贡献”，不禁令人唏嘘，这正是当年克鲁格和卡德努力的方向。
但正如克鲁格的朋友、2002年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所说，“一个人毕生研究国民的福利，不代表他就在乎自己的福利。”克鲁格已经离世，无论是获奖的喜悦还是面对社会问题的无力，都已经和他无关了。
参考文献
[1]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13/01/02/180812/the-natural-experimenter/
[2]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economic-sciences/2021/popular-information/
[3] https://www.nytimes.com/2019/03/18/obituaries/alan-krueger-dead.html
[4] https://news.mit.edu/2021/mit-economist-joshua-angrist-shares-nobel-prize-1011
[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usan_A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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