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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们企业家能做传递正能量的事情。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我们推崇商业诚信，弘扬社会正气。我和俱乐部中的马云等很多企业家都是忘年交，各企业也能通过俱乐部相互学习和支持。上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中关村创业之初，我的企业并没有拿到生产许可证。后来通过在香港设立子公司进行生产，将产品卖到国外后才获得国内主管部门认可，得到生产许可证。
另外当时在国内生产电脑，一些主要元器件像CPU、存储器等都需要从国外进口。而像我们这种在体制外的企业，国家没有给外汇指标，我们要去灰色市场上购买外汇指标。而当时在这个灰色市场上交易并非合法，国家是随时可以处理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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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想当时的创业环境是不是也更为恶劣，像我这么奉公守法的人，也屡次受到警告。今天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法制环境和当时比要好很多很多。今天的创业者，最主要的是要在你所在的行业中，尽量争取到更大的市场份额。
在我那个年代，确实竞争者相对要少得多，比如像我在创业的时候，其他公司可能更墨守成规，我算敢干的，于是我就杀出来了，其实竞争对手未必强。现在的年轻人一个一个都非常精明，要想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可能有一定的困难。我创业的时候40岁，你们创业的时候二十二三岁，你们摔了跟头可以从中学习，会获得更多的提升空间。
创业者不要怕失败，创业期间你必须去处理资金问题、团队问题，这些能比单纯做雇员积累更多经验。即使失败后，再次创业也能更容易找到成功之路。打了个比方：一个饭馆刚起步的时候，老板很可能选在一个合适的犄角做生意，这时他仅需要观察周围跟他竞争的几家饭馆；当要开一个大连锁店时，他要了解国人的口味，要了解禽流感对生意的影响等。
绘声绘色的表示，让人突然间觉得，他仿佛是一个开过几十年饭馆的“小老板”。不过，从柳传志的例子中很容易读出这样一个观点：随时了解形势变化，随时准备调整，这是领导人能让企业永远活着的一把“金钥匙”。“两年前，在我从董事长位置退休时，联想集团[-0.60%]的现金流已达40多亿美元。尽管有这么多的资金，但要进入核心技术领域，我认为还是要慎重。”柳传志略有所思地说。
“比如PC和手机，也许目前有更新的显示屏材料正在酝酿之中，柔性的、可放大的、能实现3D效果的材料都有可能出现。但这也是高科技的风险所在：三个人都想领跑，但最终只一个人胜出，其他两个人都得‘死掉’。”柳传志向《中国经济周刊》表达了他的谨慎。
当提到企业创新时，很多人给苹果和乔布斯戴上了创新的“皇冠”。但在柳传志看来，“全世界只有一个苹果，10年以后苹果会怎样，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提起微软时，柳传志没有掩盖自己的“敬佩之情”：“它把以前大机器形态的电脑变成了今天这种模样，而且还在激烈竞争中存活至今且很健康。我想比尔·盖茨还在微软工作的话，他也许都能够抢在苹果的前头，去做出更多创新。”
对于中国企业的创新，人们给予了厚望，同时，很多人也批判中国企业不敢冒风险。“之所以有这样的评价，是因为他们都不是当事人。”柳传志朝后仰了仰，把背贴实沙发，语重心长地说：“企业要有创新的驱动，但首先要保得住性命，所以创新应该是局部性的创新行为。”
他说，当年创业时，我是“光脚的”，当我买了一双好皮鞋以后，我还是不愿意把鞋踩到稀泥，而要小心探路。为保住性命，不让鸡蛋全部装在一个篮子里，2000年前后联想的拆分，这让杨元庆等人能有更大的决心去创新。同时，万一杨元庆遇到大的困难，也不会对大股东造成严重的影响，大股东依然有能力支持他们。
即便面对着激烈的竞争，但是在和柳传志的聊天中，一句不经意间蹦出的话仍彰显了这位企业家的淡定，“我会因为创业中被骗、受惊吓的事情睡不着觉，但绝不会因为自己跟人竞争，想不出办法而睡不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