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真正的医生，救下了无数农村人的性命。
在上世纪50年代，农村新生儿死亡比例一度高达30%。
也就是说，几乎每3~4个新生儿里，就有一个在襁褓中夭折。
究其原因，在于当时农村医疗资源的匮乏，既无医，也无药；而当时的农村百姓，对于医疗卫生方面的认知，更是几乎一片空白。
比如妇女分娩，通常都是在家里，负责接生的则是村里的产婆，靠的都是过来人的“经验”，一旦遇到难产等意外情况，往往就只能听天由命。
甚至，一尸两命的惨剧也并不罕见。
莫言在《蛙》里就曾回忆道：
她们用擀面杖挤压产妇的肚子。她们还用破布堵住产妇的嘴巴，仿佛孩子会从嘴巴里钻出来一样。
她们一点解剖学知识都没有，根本不了解妇女的生理结构。
碰上难产她们就会把手伸进产道死拉硬拽，她们甚至把胎儿和子宫一起从产道里拖出来。
看起来有点耸人听闻，但在当时的农村实在太普遍了。
因为愚昧，因为无知，也因为农村实在没有一个像样的医生，才导致了无数的人间悲剧。
经历过50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时的农村生病很容易，但看病很难。
在贫穷的农村，许多人病而不自知，生病了往往是寻求巫医，或者烧高香拜佛。
比如一户人家生了大病，人们不治病，却认为是邪魔作祟，便跳大神来驱逐，结果病没好起来，却害死人了。
再比如一个妇女难产，婴儿脚先出来，有的产婆却说这是“鬼脚”，必须要砍掉，结果耽误了产妇，也害死了婴儿。
甚至到50年代的血吸虫病，人们一开始也是把它当作怪病，没有重视。结果，一人得，一个家庭传染了，再到最后一个村庄沦陷了。
得上此病的人，刚开始只觉得头晕乏力，到了中期肚子就会变大，慢慢涨得跟皮球一样大，但身体其他部位又骨瘦如柴，还会觉得钻心地痛，最后消瘦致死。
那是因为寄生虫钻到了人的脾脏。
这就是当时到处肆虐的血吸虫病。一个血吸虫，毁灭了1362个村庄，死亡人数超过31万。
一切，都因为当时的农村无医无药，才让这些传染病到处肆虐。
1965年，中国有7亿多人，6亿人口都在农村，但大部分的医疗资源却集中在少数的城市人手里。城市里有一栋又一栋医院，有最好的医生。但在农村，可能连药店都没有，买个药都要跑到最近的县城。
当这些事情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他大怒：这不就是城市老爷卫生部！
这卫生部才有了“六二六”指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重心放到农村去，要在农村培养一批养得起的医生。
于是乎，“赤脚医生”应时而生。这些人因为一个政策而背起药箱，他们中有从小扎根在农村生活的人，也有从城里来的下乡插队的知青。
从此，农村多了一个不穿白大褂的卫生员，乡间小路上多了一个背着小药箱的身影，这个步伐让太多农村人心安。
因为他们在未来几十年里，再也不愁看病这件事。
“赤脚医生”四个字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而走在这群人最前面的，叫王桂珍，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
1965年的夏天，江镇公社率先开始了对赤脚医生的培训。但班上都是一帮只有高小文化的人。
对于他们来说，消化课堂上一堆的化学方程式和医学术语，不是一般的困难。
然而，王桂珍偏偏不认输，每天晚上都打着手电筒翻来覆去地看书。学针灸，就先从自己身上扎，来来回回地捻转提插。
等到这帮医生培训完出诊，村里的人却不信任他们。
直到有一回，村里有人牙痛，实在是痛到不行，才找到王桂珍。
患者看到她起针，就打住她的手，眼神里充满了不信任，随口抱怨一句：你一个女娃子，才学了几个月能医什么病呐？
结果王桂珍这一针下去，大哥发现自己牙痛好多了。回到村里，大哥逢人就夸这个女娃子卫生员是多么厉害。村里的人这次开始愿意找赤脚医生看病。
除此之外，王桂珍还给农民们普及防疫知识，白天农民要下田插秧，没有空听这些知识，她便跟到农田去宣讲，还下田给农民打预防霍乱的针。
王桂珍也只是上世纪千千万万赤脚医生中的一员，还有太多的人，太多的故事都被埋没在乡间。
农村人看病最关心钱。有的病人第一句不是自己病情，而是弱气地问看病要多少钱。而有了赤脚医生之后，连挂号费也不用花。甚至有的医生一看是穷人家，便说是免费针灸抓药，其实是自掏腰包垫付。
无论什么天气，只要村里有人生病，赤脚医生都会背着小药箱跋山涉水。
想想农村的路，下起雨来，满是泥泞，他们就要踩着这些泥洼；冬天更困难，大片大片雪花打在睫毛上，还要踩着厚厚的雪地过去。
提起赤脚医生，就会想到这个印着“十"字,刻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小药箱。
这个小药箱堪称当时农村的移动医院。在这个小小的药箱里，有听诊器、温度计、青霉素、甘草片和针灸包。对比现在，这个小药箱确实算不了什么，但在那时却保障了不知多少人的生命健康。
一个当过赤脚医生的奶奶曾回忆道：做赤脚医生本来就赚不了多少钱，还特别累。
因为赤脚医生一年下来平均有两百多天都在劳动，白天既要劳作，又要赶着去病人家，甚至牺牲了午休和睡眠时间。
这就是在农村当赤脚医生的日常，这帮年轻人把自己的整个青春，都贡献给了农村。
在那个什么都缺的年代里，在农村从零开始做医生，是百般艰难。
对于从北京下乡到延安的知青孙立哲来说，更是如此。
他和他的同学从便利的城市，一下子到了偏远的农村。他们下了火车只能坐大卡车，陕北高塬的路坑坑洼洼，就这样吃了一路黄尘。
来到村里，人们还住在一排排的土窑洞。而孙立哲这帮从城里来的孩子很扎眼，被村民围得水泄不通。人们感叹他们怎么穿着这么好，有棉花还加绒。
再看看这里的人，从大人到小孩子都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甚至有小孩没有完整的衣服穿，光着屁股到处跑。
第一天吃饭，他们才发现原来农村是没有白米饭的，吃的全是粗粮，也没有机器加工粗粮，只能靠他们一个个轮流推磨碾粗粮。
这就是他们插队生活的开始。他们生活已经如此艰辛，行医更是难上加难。
在这里，一切只能因陋就简。
一个快要倒塌的土窑屋，就是他们的手术室。土窑屋里采光不好，空气也不大流通，到了夏天又潮湿，多跳蚤。这绝对不是做手术的好地方。
医疗站还没有一个像样的设备，担架靠自制，一些设备还是孙立哲回京一趟学医“偷”运一些设备到村里。经过他们一天又一天地捯饬，手术室才勉强像样。
《赤脚医生手册》就是他们的入门书。这本书介绍了人体的基本系统，小到感冒，大到癌症都有详细介绍。他们经常就是人手一本《赤脚医生手册》翻来覆去地看。
有一次帮一个农妇分娩，他们发现胎盘并没有自然脱落，产妇流血不止，所有人都在着急，但没一个人有解剖经验。
孙立哲决定徒手剥离胎盘，他迅速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手册上处理胎盘的步骤。因为没有手套，他用酒精仔仔细细擦了双手。
一伸进去，满手都是滑溜黏糊，产妇的血顺着他的手臂流下来。好一会，他才找到，一把抓住脐带把胎盘拉出来，胎盘一下子哗啦带着血出来了。
产妇，终于得救了。
在延安这个窑洞里，孙立哲跟死神竞争，把一个个病人从死亡线上拉下来。
即便是在这个偏远贫困的农村，他们仍坚持认为方法总是比困难多，这可能也是每个热心的赤脚医生心里所想。
在时代的洪流之下，个体总是显得十分渺小。
80年代，一个变革的年代：农村在改革，知青开始返城，南方掀起打工潮…
时代的一个浪潮打过来，有的人站不住了。
农村不再有公社，赤脚医生不再按工分计酬，也没有任何补贴。总之，继续当一个赤脚医生看起来没有任何前途。
所以，有的知青随着政策放松回到了城市；有的赤脚医生看到打工潮的浪头，决定南下打工，寻求新的出路；有的人则申请转正进到县城的医疗站，只有很少数的人继续做赤脚医生。
谭医生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她深知村里人常年看病难，也不忍心他们再像以前一样忍病硬扛，便没有申请转正，而是顶着一把老骨头，还坚持走街串巷给人看病。她也不收太多钱，针水费几十年都一个价格。
结果，她自己的生活是越来越贫困，甚至被亲戚朋友说：别人越医越有钱，你怎么越医越穷。
有的人因为早年做赤脚医生承担了太多，忙不停歇地工作，自己也终究落下了病根，晚年过得并不安好。
渐渐地，“赤脚医生”这一称呼，便也像黄昏里的夕阳慢慢消失在人们视线里。乡间的路上，再也听不到背着药箱的人儿的步伐声。甚至，“赤脚医生”一度被污名化，被认为是医术不好的人。
曾经的他们，响应政策而背着药箱，挨家挨户查疫病，根绝了农村的传染病；
因为他们，农村的婴儿死亡率从30%降到了3.7%；
他们还曾两度登台联合国的世界卫生会议讲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
然而，赤脚医生的出现，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局限。随着时代发展，赤脚医生也渐渐被淘汰。
到了现在，农村已不再无医无药，村里也有了定点的医疗站；也有一群青年从乡村出来，学成便归来，做了基层医生。
比如湖南的田家村医生田花，本有县医院的工作机会，但她还是决定回村当医生。
因为村里大都是留守老人，行动不便，她经常一个人背着老沉的药箱，往家家户户跑，给老人家问好看病。去年疫情期间，她每天都给50名返乡人员上门测体温，保证全村人的健康。
回望过去，现在这些回到村里的基层医生，好像正走在从前“赤脚医生”的道路上，沿着他们的脚步，是传承，也是进步。
那个在乡间背着药箱的背影是消失了，但它也成了人们回想起那个年代时，少有的温暖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