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ID:eeo-com-cn),作者:陈永伟,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北京时间10月11日18点,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3位美国经济学家David Card、Joshua D. Angrist 、Guido W. Imbens共同获得这一奖项。其中,David Card因“对劳动经济学实证研究性的贡献”而获奖,Joshua D. Angrist和Guido W. Imbens因“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学贡献”而获奖。


值得一提的是,身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的戴维·卡德(David Card)还曾在哈佛大学的诉讼中出任经济学专家。


几年前,哈佛大学卷入了一场官司。一批亚裔学生指控哈佛,在招生当中存在着歧视行为,因而要求哈佛进行赔偿。歧视这个问题,在美国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政治问题,因此面对指控,哈佛大学也不敢怠慢。为了论证自己在招生中并没有存在着对特定族裔的歧视,哈佛校方专门邀请了经济学家撰写了报告,作为呈堂证供。


我们知道,哈佛本来就是经济学重镇。那么,能在哈佛的诉讼当中出任经济学专家的究竟是何方神圣呢?令人意外的是,他并不是某位哈佛的校内职员,而是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戴维·卡德(David Card)教授。


卡德1956年出生于加拿大,1978年在加拿大皇后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83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就进入了芝加哥大学任教。此后,他先后辗转于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哈佛等顶尖学府,并最终“落户”伯克利,随后执教至今。


卡德的研究集中在劳动经济学领域,其研究兴趣包括最低工资、教育回报、移民,以及不平等等。


在卡德所有的论文中,最有名的一篇可能是1994年和克鲁格共同发表的《最低工资与就业》。众所周知,最低工资是经济学中争议很大的一个政策问题。尽管公众普遍认为,最低工资法是保障职工就业条件的一项法律,但很多经济学家却对此大有异议。


例如,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就一直斥最低工资法为恶法,其逻辑也十分直接:当政府出台了法律,保障了员工的最低工资时,企业雇佣员工的时候就会面临更多的犹豫。这样一来,整个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需求就会下降,而这会使得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出现大幅度的增加。


当然,无论是支持最低工资也好,反对最低工资也好,经济学家的观点也好,更多都是一种理论的推演,而实证的证据则相对缺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就在于,对一个政策进行评估就是比较难的事情。从理论上看,要考虑一个政策的影响,就要对有了政策,以及没有政策的“反事实”状态进行一个比较。但在政策已经实施了之后,“反事实”就已经不可见了,因此要进行类似的比较也就不可能。


那么,怎么处理这个困境呢?一个思路就是所谓的“倍差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这个方法的思路十分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具体来说,它假设在现实当中有两组观察对象:一组是接受了政策的控制组,而另一组则是没有接受政策的对照组。在进行政策之前,两个组在表现上有所差别,而在政策引入后,这种差别将会变化。


从统计上看,这个差别的变化就是政策的效应。早在19世纪,公共卫生学家就把这个思路用来分析伦敦的霍乱问题。而卡德等人则借用了这个思路,对最低工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具体来说,卡德和克鲁格选择了最低工资法发生变化的加州快餐店作为控制组,而最低工资未发生变化的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新墨西哥州以及达拉斯市作为对照组。通过构建工资与就业水平的倍差法模型的比较,他得到了两个结论:


  • 该政策不仅提高了加州低收人群体的收入, 还提高了该州原本工资超过最低工资工人收入;


  • 加州大部分的低工资人群的就业情况也没有受到影响。这意味着,最低工资法并没有像很多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降低工作人群的福利,而是有助于劳工福利提升的。


这一篇论文一经发表,就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种影响不仅是理论上的,更多是由于方法上的。在此之后,卡德和他的合作者利用这些方法对很多劳动经济学问题进行了研究。在他们的推动下,包括“倍差法”在内的因果推断方法开始登堂入室,成为了经济学界的主流方法。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卡德的很多研究都是和艾伦·克鲁格一起完成的。遗憾的是,就在前几年,克鲁格已经因为自杀而身故。如果他还在,他或许应该和卡德一起分享2021年的诺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ID:eeo-com-cn),作者:陈永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