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去深圳,和当地的朋友吃饭时,闲聊起深圳当年小渔村的历史,顺便盘点了一些从小渔村发展起来的沿海大城市,比如说对面的香港,以及上海、曼谷、新加坡等等。

但这些城市都是慢慢发展起来的,与深圳最为相似的城市,其实是两千多年前的亚历山大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领导人审时度势后决策,并以意志力推动的产物,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中迅速崛起。

亚历山大是历史上少有的狠角色,他在24岁那年率兵攻占了埃及,随后下令在尼罗河入海口旁边的一个名为拉科蒂斯的小渔村上,建造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新城。十年后新城初具规模,但亚历山大却已病死在巴比伦。后来它成了特勒密王朝的首都,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亚历山大为什么要在这个小渔村建造一座城呢?因为这里有天然的良港,说白了就是有出路。

所有能够发展壮大的城市,不论在沿海,还是在内陆,都是因为有出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反过来就是罗马有很多出路。长安虽贵为汉帝国首都,但能够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是因为有了丝绸之路这一条重要的出路。深圳的发达,是因为当年有香港这一条出路。



亚历山大灯塔遗址上的盖贝依城堡

一座城市有了出路,城里的人就有了出路,来这座城里寻找出路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说到底,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个人,兴旺发达与否,无非就是一个出路。国家闭关锁国,国即衰败;个人故步自封,人即落伍。

出路的核心是路吗?不是,而是沿路的人。一条大道再宽广,如果四面是敌,十面埋伏,那也不是出路,而是危途。朋友多了路才好走。

所以,所有四处树敌的行为都是在自封出路,一切针对他国喊打喊杀的做法都是逼友为敌的非理性行为。

但群体行为的非理性并不意味着个体行为的完全非理性,那些喊打喊杀的人们之所以喊打喊杀,正是基于个人的处境和利益,表现出的理性的一面——他们在寻找自己的出路。

正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缺少出路,所以才会希望能够出现混乱,打破现有的社会格局,然后浑水摸鱼,从中找到自己的出路。但他们身无长物,本质上是胆怯的,所以他们针对的对象,多是遥不可及的外国,或手无缚鸡之力还要说点真话有“隙”可寻的知识分子。

所以一个社会中对外喊打喊杀的人越来越多,并不是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搞得多好,而是一个不好的苗头,它说明我们的社H运转出现了问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许多人已经看不到未来,唯有寄希望于混乱出现。

假若混乱真的出现,你不要以为他们会真的对外,他们首先下手的一定是伸手可及的身边的同胞。受到冲击的,也一定不是外国,而是我们自己的国。



要消弭这种潜在的风险,绝非顺应这种与他国为敌的所谓民意,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多交朋友少树敌,打通更多的出路,让货能出港,船能远航……国家的大出路多了,个人的小出路自然也就多了,这种非理性的声音自会慢慢减弱。

因为处于网络时代,我们总有一个误解,以为网上的声音就代表着民意。但事实绝非如此,因为一大批埋头干活的人根本没有时间在网上发声。拿我来说,因为经营一个小公司,基本上都是007的工作状态,业余时间还想看点书,哪有时间去网上看帖跟贴呢?

我还有个写作的爱好,多少还有些表达的欲望。而那些忙于实务更无写作爱好的人,连我这种观点都不曾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