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N报道，2015年，在中国警察部队工作已经10多年的江姓员警在收到一份名为“援助新疆”的公文。
内容提到，根据中国国家主席听取反恐工作汇报后做出的重要指示，中央计划自各省招募15万名警务助理，并鼓励各省向新疆地区提供包括公共安全资源上的协助，“加入到国家的反恐斗争中”。
江姓警员的上司要求他参加，告诉他 ：“分裂主义势力想要分裂祖国。我们必须把他们全部干掉”。除了对抗国安威胁，江某也渴望晋升，而这份临时工作比起他原本的工资多了一倍，还有其他福利。
抵达新疆后，由于官方规定维吾尔人拘留人数要达到一定配额，这些被召集来的各地警员就要根据上头发下的围捕人士名单进行例行的捉拿行动。
他说：“这都是有计划的，而且有一个系统。每个人都需要击中一个目标。”他补充，如果有人拒捕，警察会 “用枪顶住他的头，说不要动。如果你移动，你就会被击毙。”
根据江的说法，一队队的警察也会搜查人们的房子，并从他们的电脑和手机上下载数据；另一种策略则是利用该地区的居委会将当地居民召集起来与村长开会，然后将他们集体拘留。
江把那段时间描述为“战斗时期”，他说官员们把新疆当作一个战区，而警察们被告知维吾尔人是国家的敌人。他说，警察们都知道，一年内有9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拘留在该地区，而他如果抵制这些行动，自己也会被逮捕。
“我们在一夜之间把他们全部强行带走。如果这个地区的一个县有数百人，那么你就必须逮捕这数百人。”
在中国严打反恐运动的高峰期，江被配到新疆不同地区三、四次。但他逐渐对新工作和镇压的目的感到疑惑。他说每一个新的被拘留者在审讯过程中都被殴打 ，包括男人、女人和年仅14岁的儿童。“每个人都使用不同的方法。有些人甚至使用警棍，或带锁的铁链。”
“警察会踩着嫌疑人的脸，让他认罪；或者踢他们，打他们，直到他们伤痕累累、跪到地板上哭泣。”
其他酷刑包括把人铐在金属或木制的“老虎椅”、把人吊在天花板上、性暴力、电击，以及水刑。他说，囚犯们经常被迫连续几天保持清醒，并被剥夺进食与饮水。江说，这些嫌疑人被指控犯有恐怖罪，但他认为，在他参与逮捕的数百名囚犯中，“没有人 ”犯过罪。他说：“他们都是普通人”。
他表示，只有在嫌疑人认罪后才会停止酷刑。然后，这些认罪的人通常会被转移到另一个设施，如监狱或由狱警看管的拘留营。
他承认他在审讯过程中经常不得不扮演“坏警察”，但避免使用最严重的暴力，但他的同事则不一定。“有些人把这看作是一份工作，有些人则是心理变态者，”他说。
江说，在他到新疆工作之前，其实就已经因为中国共产党内部越来越腐败感到失望。所以才决定逃离中国并揭露一切，但家人还留在中国。“中共假装为人民服务，但他们是一群想实现独裁统治的人。”江说自己想 “站在人民这一边”。
江某知道他永远不可能回到中国。“他们会把我打得半死。我会被逮捕。会有很多问题。变节、叛国、泄露政府机密、颠覆，”他说，“我帮维吾尔人说话这个事实代表我可能被指控参与恐怖组织。我可能会被指控一切可以想象的罪名。”
当被问到，如果他与过去逮捕过的受害者面对面会怎么做时，他说他会“害怕”，并会 “立刻离开”。
“我是有罪的，我希望像这样的情况不会再发生在他们身上。我希望得到他们的宽恕，但对于遭受过这样的折磨的人来说，这太难了。”
现居欧洲的江某出现失眠问题，那些受刑者承受痛苦的画面在他脑海中回荡，让他接近崩溃。
“我怎么面对这些人呢？即使你只是一个士兵，仍然要对发生的事情负责。你需要执行命令，但这么多人一起做这件事。我们要对这件事负责，”江说。
酷刑与性暴力
江某在受访时提到了过去许多指证者也讲述过的性酷刑。“如果你想让人招供，你就用上面有两个尖头的电棍。我们会在尖端上绑上两根电线，在人被绑起来的时候将电线架在他们的生殖器上。”
他甚至说，一个“非常普遍的措施”是看守人员命令囚犯强奸和虐待新来的男囚犯。来自新疆的48岁的维吾尔族学者阿尤普 (Abduweli Ayup)证实了他的说法。
阿尤普在2013年8月19日被拘留，当时携带步枪的警察包围了他为教幼儿母语而开办的幼儿园。他说，在喀什市警察拘留所的第一个晚上，他被十几名中国囚犯轮奸，这些囚犯是在“三四个狱警的指挥下进行的”，这些狱警也目睹了暴行。
阿尤普在强暴中昏倒，醒来时发现身上都是自己的呕吐物和尿液。“我看到苍蝇，就像在我身边飞来飞去。但我发现，苍蝇比我好。因为没有人可以折磨它们，也没有人可以强奸它们。”
“我看到那些人在嘲笑我，说他太弱了。”狱警隔日继续羞辱他，问他：“你玩得开心吗？”
警方随后把他送到再教育营，在他被迫承认“非法集资”的罪行后，最终在2014年11月20日被释放。
现在生活在挪威的阿尤普仍然在教书，还在为孩子们写维吾尔语书籍，试图让他的文化得以延续。但他说，遭受酷刑的创伤将永远留在他身边。他说：“这是我心中的伤疤。我永远不会忘记。”
阿尤普饱受被拘留期间的噩梦之苦，无法摆脱他被监视的感觉。但他说，已经原谅了折磨他的监狱看守。“我不恨。因为他们所有人都是那个系统的受害者。”
更多证词
45岁的贝卡利(Omir Bekali)出生在新疆，母亲是维吾尔族人，父亲是哈萨克族人。2006年，他移居哈萨克斯坦并获得公民身份。2017年3月26日一次到新疆出差期间，警方拘捕他。一周后，他在克拉玛依市的一个警察局的地下室里被审讯和折磨了4天4夜。
“他们把我放在老虎凳上，还把我们吊起来，用木头火把打我们的大腿，打我们的臀部，用铁鞭子抽。”
警察试图强迫他承认支持恐怖主义，他也因此被送进再教育营8个月。他说：“当他们第一次给我的腿戴上铁链时，我立即明白我就要下地狱了。”他说，沉重的铁链拴在囚犯的手上和脚上，迫使他们一直弯着腰，睡觉时也是。
他在关押期间体重掉了快一半，离开再教育营时“看起来像一具骷髅”。
贝卡利说：“我从这种心理折磨中幸存下来，因为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如果没有我的信仰，我永远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活下来。我对生命的信仰，我对自由的热情让我活了下来。”
他指出，在难民营期间，他认识的两个人死在那里。他还说，他的母亲、姐姐和弟弟都被关在再教育营里，还被告知2018年9月18日，他的父亲伊布拉伊姆 (Bakri Ibrayim)在新疆被拘留时死亡。
他拿着中国官方的表格，表示自己在2018年11月被保释出来，等待审判。现在定居荷兰的贝卡利Omir Bekali告诉告诉CNN：“我们（在营地）的痛苦和折磨永远不会消失，永远无法从脑中抹去。”
中国回应
CNN向中国政府提交以上证人指控的内容，有关江某和阿尤普的说法，目前为止没有得到回应。至于贝卡利，新疆政府官员确认他因涉嫌恐怖犯罪被拘留了8个月。但官员们强调，关于酷刑和家人被拘留的说法是“完全的谣言和诽谤”，表示他的父亲死于肝癌，而他的家人“目前正过着正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