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果壳（ID：Guokr42），作者：翻翻、小毛巾、李小葵、luna，编辑：麦麦，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克劳斯·哈塞尔曼（Klaus Hasselmann）是昨晚新鲜出炉的诺贝尔奖得主。他曾任马克斯·普朗克气象研究所的所长，无疑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但我们今天先不介绍他厉害的学术成就，而讲讲他是怎样一位狂妄的天才。
他出生在普通家庭，十几岁时去机械厂打工；发现自己念书还不错之后奋发图强，只用了两年就拿到博士学位。后来当了教授，又让学生自我怀疑到直接出家（当了牧师）。
没人能成为他真正的导师
哈塞尔曼选择了物理，物理也选择了哈塞尔曼。
13岁的时候，哈塞尔曼从同学那儿花2先令6便士——差不多是一张电影票的钱——购入了一个晶体管，组装了一台收音机。哈塞尔曼被这种“无中生有”的魔力迷住了，跑到图书馆去读书，想搞明白晶体管和收音机的工作原理，“这些东西我在学校都没学过，学校的物理课没帮到啥忙”。
尽管哈塞尔曼物理成绩很好，但物理老师觉得他是个淘气鬼、烦人精，经常在放学后罚他不许走。“直到今天，‘哈塞尔曼，四点钟留堂！’这句话仍然在我耳边回响。”接受采访时，这位75岁的老爷子说。
一颗反叛的种子种下，哈塞尔曼从此不走寻常路，开始了对物理的个人探索。
18岁时，哈塞尔曼全家从英国搬回德国，他仍然对物理很感兴趣，并因此进入了——机械厂。
但是机械厂的工作太辛苦了。想到自己要一直这样干活，哈塞尔曼缩了。他跑去参加德国入学考试（Fleißprüfung），通过了，觉得自己智商还可以，于是继续学习，先是拿到了大学毕业证，又只用了不到两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还是在马克斯-普朗克流体动力学研究所和哥廷根大学这么金光闪闪的地方。
哈塞尔曼的博士论文只得了2分（相当于 B）——因为哈塞尔曼坚持认为助教建议的方法行不通，用自己独创的方法完成了研究。“导师不太爽，但还是让我毕业了，因为我用德国第一台超级计算机做出的结果贼好，给我的论文加了无数图表。”
是的，大师到了二十几岁的年纪，还是没有放弃和导师掰头。
在之后的研究里，也没有任何一个大佬能成为哈塞尔曼真正的导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主要“自己辅导自己”。
自己被劝退，学生还出家
没有体验过美好的师生关系，可能给他留下了阴影。成为教授之后的哈塞尔曼对学生也是出了名的严厉，尽管他声称自己已经尽最大努力支援学生了。“我记忆里没有哪个学生是没完成学业的，”哈塞尔曼说，“但确实有个学生在跟了我一年后出家当牧师了。”
这名学生之后向哈塞尔曼致谢，说哈塞尔曼“间接鼓励他做出人生新决定”。
不过大师并不是一直牛逼。物理海洋学、气候变化、经济学、粒子物理，都是他后来才逐渐发展的研究方向。“起初，我想成为一个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物理学家来着”，他在采访中这样说。
“这么说来，您是曾经解决了某一项实际的物理问题吧？”
“这问题就尴尬了。”
另一件让他形容为“尴尬”的事，或许更令各位社畜心有戚戚焉：
20世纪60年代，他刚刚从美国回到德国时，曾在很有名的研究所工作。他的能力已经在美国得到了证实，但个人研究方向和研究所的目标不一致。在耗费了研究所很多资金去招纳新员工、开发新项目后，终于有一天，领导悄咪咪地找他谈话：“哈塞尔曼先生，你不觉得自己应该在其他单位重新找个工作吗？”
大佬转身离去，并潇洒地在半年内得到了新职位：汉堡大学理论地球物理系主任（该系由德国科技部资助）。
哈塞尔曼的学术道理始于物理，但没有被物理束缚。身为一个研究气候的物理学家，他总是被问“所以人类要怎么对付气候变化？”。哈塞尔曼看来看去，觉得经济学家的研究都不靠谱，于是他自己开发了一些简单的气候-经济耦合模型，还发了好几篇论文。
险些丧命夏威夷
哈塞尔曼虽然更喜欢做理论模拟而非实验，但他倒也不是只在办公桌前工作，而是参与了很多大型线下实验。有一次，他还差点因此丧命于美国……
20世纪60年代，哈塞尔曼在美国的研究所工作。他的领导，沃特尔·蒙克（Walter Munk），想做一场大型的、海洋尺度的波浪实验。蒙克沿着整个太平洋的大圆圈里建立了一系列测波站，从新西兰岛开始，中间的萨摩亚（Samoa）、巴尔米拉环礁（Palmyra）等岛屿都有站点，终点则是阿拉斯加。
几位科学家分散在了不同的站点。哈塞尔曼和家人呆在夏威夷，照看一台波浪仪，每天两次检查实验数据，顺便做点后勤工作。
另一位科学家戈登·格罗夫斯（Gordon Groves），则和一名无线电操作员被空运到巴尔米拉。这两人比较倒霉。巴尔米拉在二战期间是个空军基地，现在成了个无人荒岛。巴尔米拉配了5台发电机，看起来还算富余；但其实它们都是二战时留下的老掉牙货色，有4台经常坏掉。这使得其他人都非常担心他们。
有一天，荒岛上传来消息，说格罗夫斯的手受了伤，“流了不少血”。紧接着的一个星期都没有任何其他音讯传出，哈塞尔曼心急如焚，决定乘飞机去荒岛看看。
哈塞尔曼的“座驾”是一架老式的 B25 飞机——又是二战老遗物。飞机上连导航设备都没有，只能纯靠飞行员的记忆“瞎飞”——往一个方向飞一段时间，考虑一下风向，算算自己现在在哪，是不是已经到了目的地。但显然这次他们没算准，压根找不到巴尔米拉。无奈之下，他们只能继续前进到塔希提——而塔希提正在雷雨，根本无法让他们降落。他们的唯一选择变成了往回飞、再一次错过巴尔米拉、最终返回夏威夷。
“我们用掉了最后一滴燃油。我们降落时，为了安全起见，整个机场都被清空了；我们降落之前，任何其他飞机都不得降落……两名飞行员后来直接被警察带走了”，哈塞尔曼回忆道。
如果当时不幸发生了“用尽最后一滴燃油后飞机坠落”事件，我们就要损失一位重要的科学家了。
大难不死的哈塞尔曼决定再战一次，这次终于坐上了专业的运输机，有导航的那种。他们终于找到了目的地巴尔米拉，准备去营救那名“重病的科学家”。
然而迎接他的是笑嘻嘻的格罗夫斯——手指上还贴着一个小创可贴。
我是科学家，不是搞冷战的！
之后，哈塞尔曼回到了德国，并在北海（大西洋的那个）开展了跨国的海浪研究。
1968年夏天，哈塞尔曼和团队成员们本来打算用3个月时间，在德国北部海域做一系列实验和测量。正当他们兴冲冲准备的时候，哈塞尔曼接到了德国国防部的电话。原来也正是在那个夏天、那个海域，北约打算来一次大规模的海对空导弹试验。做导弹试验嘛，就需要跟踪导弹的路径，但哈塞尔曼他们的实验设备会干扰到国防部门对导弹的跟踪。
国防部：“你们必须取消实验。”
哈塞尔曼：“不可能！我们花了至少200万德国马克来准备这个实验！”
国防部：“而我们花了5000万！！”
这个理由很无敌，哈塞尔曼败下阵来。经过一番拉扯与让步，哈塞尔曼决定当年少做一些实验，但明年对方必须资助自己做完全套的实验——物理学家也要会讨价还价。
后来的事情是这样的：1968年这场削减版实验不太顺利，除了通信系统被证明完全不靠谱之外，实验团队的无线电台还总是被苏联方面骚扰——毕竟上世纪60年代还在美苏冷战期间，苏联人把哈塞尔曼他们的实验当做北约导弹试验的一部分了。
不过经过了这次试手，来年的实验就进行得特别顺利了。而且还得到了国防部的全额资助嘛。
不太会和媒体打交道
哈塞尔曼曾经作过一份长达70页的个人专访，看来对自己的一辈子，老爷子真的有很多话值得说；但其实，哈塞尔曼觉得自己并不太会和媒体打交道，也经常在沟通中倍感沮丧。
他说：“媒体热衷于报道人们喜欢读的东西，而不是他们应该读的东西——也就是科学事实。”但科学事实有时候又稍显无聊，尤其像气候变化这类议题，变化本身就非常缓慢，而媒体却喜欢提出极端的观点，而且往往是没有充分的科学支持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 公众就弄不清楚气候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
哈塞尔曼直言，许多科学家都缺乏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而他身任研究所所长时，也的确将一些与媒体、公众、政策制定者互动的压力交给了其他人。
实际上，哈塞尔曼对于科普本身还是非常赞同的。他认为，科学家有义务向公众展示他们的成果，而媒体就是最有效的途径；尤其是对于那些可能会影响社会政策的科学成果，就更应当如此。他还分享了一个十分正面的例子：“有一年，我们做了一个量化的研究，证明全球变暖会引起自然界的变化——虽然只有一点点。但这很快就让民众意识到，气候变暖是真的，而且已经可以被监测到了。”
哈塞尔曼60岁生日的时候，有人为他举办了一个生日惊喜座谈会。当天，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他曾经的许多合作者，突然都出现了。这让他非常感动：“我如此幸运，能在职业生涯里拥有这么丰富的友谊。”
想必今日，再过20天就要迎来90岁生日的哈塞尔曼，同样也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获奖祝福。
本文素材来自 Interview mit Klaus Hasselmann am 15. Februar 2006（作者Hans Von Storch，Dirk J Olbers）。所有未注明来源的图片，也来自于本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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