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发表最新文件，披露了多个国家前任和现任领袖在境外避税天堂收藏巨额资产，部分涉及贪污、洗钱及避税。名单包括了三位中国官员，他们是香港前任行政长官梁振英、董建华，与及中国全国人大河南省代表冯琪雅。其中梁振英的案件备受争议，他本人很快作出回应，指自己没有违规。
前香港特首梁振英 “UGL事件”余波未了。港媒《立场新闻》参与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最新 “潘朵拉文件（Pandora Papers）”泄密文件调查，周一（4日）报道指，首次证实梁在任内透过两间离岸公司，持有戴德梁行在日本业务公司的3成股权，文件显示梁在2015年被廉署调查期间，曾出售股权，获利20万英镑（约230万港元）。相关交易直至报道才被公开。
事件争议点在于，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梁振英，2014年在任特首期间，被澳洲传媒《悉尼晨锋报》揭发，梁在2011年12月竞选特首期间，与UGL签订协议，支持对方收购当时陷财困的戴德梁行。 UGL向梁提供 400 万英镑（5,000万港元）报酬，又提出以额外至少 20 万英镑收购梁个人持有、戴德梁行日本业务的30%股权。惟公众未知涉事日本公司名称，以及最后涉事30%股权交易的落实情况。
就有关疑团，ICIJ 最新取得的泄密文件首次披露，梁振英在任特首时，透过两间离岸公司 “Wintrack Worldwide”和 “Ace Link Property”，持有 “EuroAsia Properties”的30%股权。文件续指，2015 年 12 月，即梁振英接受廉署调查期间， “Ace Link Property”出售 “EuroAsia Properties”的30%股权予戴德梁行，作价 20 万英镑（当时折合约 230 万港元）。交易细节直至报道发布后才被公开。
报道又指，梁曾出任 “EuroAsia Properties”董事，直至2012年8月，即他任特首逾1个月后才辞任董事，但未有在利益申报中提及。另外，特首也要向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申报财产，但由于这程序属保密，未知梁曾否就此作申报。
梁振英: 子公司不必申报
根据香港行政会议成员申报守则，须登记的利益包括， “公共或私营公司的受薪董事职位”以及 “行政会议成员持有公司股份超过 1% 的上市及非上市公司”。
就今次报道，梁在个人社交平台回应称，申报制度的要求是申报直接持有的公司股权， “下面的各级子公司的股权持有及股权变动不必申报”，又指自己 “在制度要求以外主动作出额外安排”，将所有股权放入由专业人士管理的信托， “我本人不行使作为（包括日本公司）股东的决策权”。
梁振英在任行政长官时，一直未有回应其持股戴德梁行日本业务公司的详情，亦否认自己漏报。而廉政公署 2014 年 10 月立案调查，但于2018 年 12 月称证据不足结案，立法会专责小组的调查亦因梁拒绝出席研讯等而停止。
查锡我指令公众质疑 北京当局是否知情？
曾任廉署香港总调查主任的执业大律师查锡我向本台指出，反映港府利益申报制度存有漏洞，就算港府和梁振英称做法符合现行制度要求，但未能符合市民对特首的期望。
查锡我说： “现在问题是市民观感上认为他有需要。如果这样政府都认为没问题，真的没话说了。林郑硬是不愿将特首纳入第三条规管，市民真的没话可说，是相当无奈。你是否做到开诚布公？否则可以闪就闪，被人抓到了，你又说不是，大家对政府的看法就会不好。你又是否瞒骗中央？有否向中央申报呢？我们又不知道。”
大律师陆伟雄：与公众期望有落差
香港大律师陆伟雄则向本台说，认为在条文上并无要求 “一刀切”全面披露所有申报细节，而操作上亦 “不切实际”， “无论多详情，总有争拗点”。他指出，问题在于作为特首和高官的行为与公众期望有落差，导致争议不断。
陆伟雄说： “当事人认为不用申报，但公众人士认为要申报而作批评，故经常出现大家期望有落差。不可能且不会有一条法例规范高官就每一件事项都要申报，问题在于尽管没有责任去申请，但作为领导人、高官或公职人员，我认为需要清者自清、比清水更清。即使法律上无须申报，但公众仍会期望他申请，故问题在于个人自发性，多于法律限制。”
新一届特首选举明年3月来临，陆伟雄认为，在现时复杂社会环境下，不论参选人或当选人都应更严谨、透明申报利益，才能取信于民。
另外，文件亦披露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及其家族成员，涉及最少72家离岸公司，其中董建华拥有的7家离岸公司，均于他2005年卸任后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