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是中国需要面对的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对，然而，无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如何变，中国都应当树立全局意识，不盲从“美国优先”的霸权主义套路，始终将自己的事情放在首位，让美国企图用与中国“脱钩”的威胁，最终变成美国的自我孤立。
就如金灿荣教授所言：中美战争已经逼近临界点，我们的“打狗棒”必须要硬。
底线思维看待：中美战争的临界点逼近？
中美之间真的会发生战争吗？对此，有专家一口咬定，开战只是时间问题；另一部分学者则从各个角度剖析中美之间的利益牵扯。然而，由于现代武器的发展，依仗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现代新型战争具有突发性和不可控性，战与不战，只在一念之间。
那么，中美如若开战，那么这场战争的临界点会在何时呢？临界点是一个时间范畴，其到来取决于中方和美方的相对行动——需要两者都持续暴露出一定的攻击性。
通俗来说，便是你来我往，你敲我打，互不相让，并死咬对方核心利益不放，这般行径，无疑是在开战的导火索上蹦跶。对此，中方身为一个正处于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从方向上、根本上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坚持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从特朗普上任、中美突发贸易战，到全球范围内爆发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频发，在不可控因素过多过杂的情况下，与其去揣摩推算美国是否会对华开战，不如强化风险意识。
一个是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途上的中国，一个是相对衰落却依然首屈一指的霸主美国，对比发展潜力方面，中国优于美国；比较现阶段综合实力，中国不可与美国硬碰硬。
在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货币政策极其宽松的情况下，输入性风险上升的背景下，为了稳住长远发展和长期利益，中国至少必须在未来5年内抗住来自美国的压强。
然而，底线思维绝非一味忍让退步，做缩头乌龟，中方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必须牢牢划定底线，明确哪些方面是核心利益，绝不能让，哪些权益是基本权益，绝不能侵，增强战略意识，变被动防御为战略主动。
“打狗棒法”第一式：不动第一枪
金灿荣教授主张以底线思维看待中美关系发展，并严正提出：面对越发失控的美国，中国的“打狗棒”必须要硬。
“打狗棒法”第一式即不动第一枪，以不变应万变，不主动挑衅。何为挑衅？美国在南海、西藏、新疆问题上蛮狠无礼，鼓吹全面对华围堵遏制，造势阴谋论，严重损耗了中美建交40余年所形成的合作领域最广、相互交融最深、共同利益最大的双边关系。
面对美国的不依不饶，中国应当在接下来的对战中继续保持不卑不亢的姿态，对于无厘头的污水示以反驳、冷笑、漠然。
美国不断发起的贸易战、舆论战、科技战、意识形态战争、正在消耗世界各国的耐心，将自己带入衰退的深渊。而逞一时之勇，不过是让中方被美方一同带入危害中美关系稳定和世界和平的漩涡。
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指责美国在中美关系中的不依不饶、欧洲盟友敷衍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东亚第一急先锋”在美债危机之前小幅减持美债、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诸国奉劝美国不要插手南海问题……
“美国优先”话语权，似乎没有那般灵验了——毕竟，盟友需要的是理智、有决断力、具备互惠精神的伙伴，而不是奋力哭喊、无理取闹的顽童。
在美国国内，100名来自美国商界、政界、军界的领袖联名发表了《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他们已经清楚意识到，美国极端的精英政治下埋藏的民粹主义思潮的疯狂。
把中国当作敌人，并逼迫其与全球经济脱钩的举动，将损害所有国家的经济利益，有损美国的国际声誉和国际角色，正如《中国不是敌人》中所说的：“美国最终孤立的是自己而不是北京。”
其次，中方没必要主动挑衅美国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挑起中美争端的战略意图——挑起中美争端以转移国内危机并维持其霸权地位。
美国挑衅、敌对中国，营造令人不快的种族主义反华情绪，是出于内政需要，但若是美国选择以对华发起战争的形式来转移国内矛盾，显然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第一，美国就算要靠发动战争来维持美元霸权和美国军事霸主的地位，这个对象不会是一个势均力敌的中国，而应当是一个综合实力很大程度弱于中美两国的国家，以确保从逃离中东战场的美国不至于再度伤筋动骨，还可以重树威信。
第二，中国对美国而言是一张风险性很高的牌。
打得好，可以在短时间内凝聚反华情绪，养蛊一般加强对国内政治的控制，甚至渡过难关后，腆着脸皮来修复中美关系，既护住了政治又收获了利益，中国被当作“工具人”；打得不好、过了头，将被国内种族主义情绪反噬、国际盟友抛弃。
因此，美国必定会极其慎重地将“反华”这张牌控制在一拉一扯之间，而发起战争，显然是过火运作。
因此，美国对华挑衅越过分，说明美国内政出的问题越大，如果中国不管不顾，一味地冲上美国制造的争端泥淖之中，于此，是鲁莽冲撞的下下之策；于美国，是玩弄政治的火烧眉毛；于国际社会，是无视大国担当，不顾世界和平与稳定。
在不主动挑衅的前提下，中方还应当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一一细数美国的罪孽，让国际社会知晓，中国的适时的忍让和沉默不是畏惧美式霸权的拳头，而是为了大局和平做出的牺牲。
“打狗棒法”第二式：边缘利益让一让
中美关系之中存在的矛盾错综复杂，然而，将所有矛盾都混为一谈，尖锐化、严重化，将导致双方交流停摆，从而真正走向兵戎相见的地步。因此，站在中方的立场，必须按照矛盾和问题的轻重缓急进行排序。
第一梯队是台湾、南海、新疆、香港和澳门问题，这是中方的首要利益，也是中美关系最后的试金石和最后底线；
第二梯队是中国崛起与美国霸权地位之间的问题，即“中间利益”问题，该问题可以秉着公平合理的原则，通过协商解决；
第三梯队是一切社会对立意识形态、种族主义、人权歧视等等问题，该类问题被视为“边缘利益”，主张平静、理性地处理好中美双方因制度和文化差异造成的矛盾。
尽管拜登多次公开宣称知悉了“中国的底线”，但试探与挑衅猖獗依旧。中国的底线？那便是位于第一梯队的领土主权，台湾、南海和新疆等问题与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其占有的核心地位不言而喻。
为何中国可以渡过一次次难关，克服美国一波波刁难？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反应迅速地控制传染源、隔离防护、强行执行口罩令？
因为中国是由多个省份组成的有机整体，不同于独联体国家美国和前苏联，中央的指令能够快速、有力地下达基层——若是主权被分割，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又该何去何从？
针对“中间利益”问题，得见的是，美国一定要将其霸主地位的巩固和中国之崛起对立是一种悲剧思维，此处不论老生常谈的“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强调思维形成的机制，而所谓的悲剧思维，强调的是美国坚持这一思维的后果：中国崛起不可遏制，强行不可实现之事，必然会造成悲剧。
因此，处理“中间利益”时，中方一方面要尽力与美协商，向世界输出中国故事，在大国博弈语境下有效地提升国际话语权等软实力，争取美国国内一部分被蒙蔽的民众；
另一方面，应当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提升硬实力，在当今美国主导的霸权语境之下，决定一国人权话语权的根本因素依然是实力。
所谓“边缘利益”，为何称其为“边缘利益”？
并非称意识形态和种族主义在中美关系中不重要，而指其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短期内无法消除的普遍矛盾，在处理双方矛盾时，应根据轻重缓急，将特殊矛盾中的重点部分首先解决——如美国锲而不舍地分割中国领土主权，绝不可放任其常态化。
“打狗棒法”第三式：核心利益不能让
中国在与美国的交锋和与其他国家寻求合作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必要的取舍，哪些利益暂时可以放弃的，哪些利益是中国必须需要的；
其次，需要具有自身的独立思考，不能将自身的战略决策完全建立在反对对方战略决策的基础上，否则将会导致极大的战略摇摆性，甚至沦入美国的牵制之中。
在把握中国的核心利益时，切不可过分宏大和抽象，应当具备实战、可操作性强，对于现如今的经济强国中国而言，维护中国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地位和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是中方的核心利益。
对此，需要减轻美国对中国商品出口的负面影响，保证中国的现有位置和排序，以及将来的发展空间和上升途径，集中资源和力量实现中国从制造大国到创造大国的转变。
而中国和核心利益不能让，和能否争取成功，取决于中国的核心利益在中美关系中，到底属于结构性矛盾，还是非结构性矛盾。
前者不可避免、难以解决，后者可以避免、能够解决，如果中国核心利益中更多部分属于非结构性矛盾，就能够通过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软化矛盾，维护利益。
实际上，由于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长期互补，美国商界存在一大部分对华友好派在中美冲突中，一直充当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协调者。
然而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的提升，一定程度引发了美国产业界、金融界的忧虑，中国如何使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相信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上升的手段是正当的，其发展模式是正确的，这是一个难题。
不久前，中美两国领导人进行通话，孟晚舟也已经回国，一切都表明，中国在美国尚未火力全开时，为缓和中美关系作出了巨大努力。
进一步强化和美国的合作关系，增强与美国的经贸联系，中美两国经济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产业链之中，两者紧紧相抱，在现有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中，中美根本无法根本性切断经贸联系。
不主动挑衅，边缘利益让一让，核心利益不能让，这便是金灿荣教授的“打狗棒法”。诚然，中美关系保持长期正常发展，所谓“打狗棒法”也不过是虚晃一枪，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奉行的主流外交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