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早上6:30，王晓宇的朋友给她发来信息。此时，王晓宇正在疯狂刷新线上预约界面，却一直无法顺利进入预约系统。看到朋友发来的信息，王晓宇终于松了一口气。
每逢星期二、星期四，王晓宇都会特意早起，只为了给妈妈挂上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刘鲁明的号，但奋战多日，仍然无果。
为了提高挂号成功率，王晓宇发动身边好朋友一起帮忙，但抢号过程仍然艰难。王晓宇将抢号感受形容为“像在李佳琦直播间里抢购”。
刘鲁明是胰腺癌领域知名度最高的专家之一。1997年，刘鲁明接诊了一名胰腺癌患者，并成功让其存活了超过20年，这是临床胰腺癌生存时间最长的病例。这个病例让刘鲁明声名鹊起，一夜之间成为全国最抢手的胰腺癌专家。
在微博搜索“刘鲁明”关键词，会看到大量提供刘鲁明挂号代预约服务的信息。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官方显示，刘鲁明的特需挂号费仅为398元，而在号贩子手里，刘鲁明的专家号报价可高达3000元。
王晓宇的经历不是个例。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移动医疗健康市场规模预计达到520.8亿元，移动医疗用户也将超过6.3亿人。其中，55.2%的用户在互联网医院使用的主要功能是在线预约挂号。
随着网络预约挂号的普及，曾经销声匿迹的“号贩子”们再次活跃起来。只不过他们出没的地点除了在医院挂号处，还入侵到了互联网。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无孔不入的号贩子
医院大门是号贩子们线下拉客的聚集地。他们举着医院附近住宿的广告牌，当有前来求医的患者经过时，会快速跟上去，询问是否需要挂号。
去年8月的一天，妙妙前往中南大学湘雅附属第二医院，需要挂一个肾病内科的专家号，却被现场蹲守的一名号贩子告知，该专家未来两星期的号全部都已被预约了。无奈之下，妙妙花费550元从号贩子手中买了原价仅为70元的专家号。
即使已经过去了一年，妙妙在谈起这段经历时，仍然气愤难平。“这些号贩子真的想钱想疯了，这种钱也赚。号源都被不需要的人抢走了，真正需要的病人却看不到病。”
王晓宇也曾在医院大门外被号贩子搭讪。“她的卡片上写的是体检套餐，但嘴里吆喝的是可以帮忙挂专家号。我特意留了联系方式，就是想举报。太过分了，肿瘤病人本来就够难了，这些人凭什么？”
除了线下拉客，号贩子们的线上广告也是无孔不入。
2021年8月，广州的郑薇想为罹患肺癌的父亲预约某著名肿瘤专家的号。但医院官方平台显示，该专家近期排号已满，无奈之下，郑薇只好寻找其他挂号渠道。
在网络上搜索该专家挂号攻略时，郑薇发现了一个挂号网站的广告。该网站工作人员要求郑薇提供就诊人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以及地址，同时还需提供专家所属医院的诊疗卡号，或者医院公众号、APP的登陆账号、密码，方能进行预约。该专家的预约服务收费为1280元，是官方价格的4倍，而且能约到的最早的号已经排到了两个月后。再三考虑下，郑薇还是自行预约了另一位医生。
时代财经查询到，郑薇联系的挂号网站属于一家名为“广州挂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该企业旗下有多个挂号网站以及陪诊网站，声称可以为患者提供所有广州名医的挂号服务，成功率100%。
天眼查显示，该企业先后两次因为登记住所无法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一年数万号源被浪费
事实上，号贩子们一直是国家部门和医院的重点整治对象。
2016年5月4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集中整治“号贩子”和“网络医托”专项行动方案，八部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协调办公室，且明确在年内分三阶段严打“号贩子”，未来有关部门还将建立“号贩子”黑名单，并纳入社会信用体系。
在多个国家部门的联手打击下，“号贩子”们一度销声匿迹。2015年以后，中国互联网医疗开始高速发展，随着互联网医院的成立，网络预约挂号服务的普及，号贩子们再度活跃起来。有了互联网作为掩护，他们的行踪也愈发隐秘。
“20个号里至少10个都被‘黄牛’占了，一个号赚400元，在我一个人这里就净赚4000元。原来黄牛在医院，想抓都能抓，现在成‘地下工作者’了。”一名医生在微博上发文抱怨。
南京儿童医院病人服务部主任郭岚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表示，2019年南京儿童医院有约5万号源预未报到，也就是说每个月约有4千个号源被浪费。
但时代财经查询南京儿童医院网络预约挂号平台发现，部分热门科室接下来2-3天的号源早已被预订一空。
一边是数万号源被浪费，一边是普通求医者“一号难求”。《健康界》在报道里指出，除了少数挂号者个人无契约精神外，同样与“黄牛”批量挂号，号源无法及时转手而造成的大量浪费有关。
互联网医疗时代，号贩子抢号手段信息化程度也日渐提高。一些号贩子通过使用订制的非法软件，攻击官方挂号平台进行抢号。2019年10月14日，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高某等3名“号贩子”9个月至一年6个月有期徒刑。
更多情况下，“黄牛”们的作案手法比使用非法软件更隐秘，更难以察觉。蔡冰是一名互联网医疗企业的负责人，他曾经为国内多家知名医院搭建过网络预约挂号系统。他对时代财经表示：“黄牛的抢号熟练度本就比普通用户熟练。他们通常是利用技术漏洞，流畅的网络服务，及医院放号机制等多种因素来抢号。”
从拼体力到拼智力，医院与号贩子的拉锯战
“这是一场拉锯战。”谈起和“号贩子”们的斗智斗勇，蔡冰感慨道。
随着号贩子抢号手段的升级，医院与号贩子的斗争也从“拼体力”变成了“拼智力”。2019年，北京市协和医院、北医三院、朝阳医院、北京肿瘤医院等24家医院在整治和打击号贩子时用上了人脸识别技术。
2020年10月，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发布公告，对医院微信挂号的人脸识别功能进行升级，部分紧俏的专家号源需要经过人脸验证无误后才可以进行预约挂号，同时进一步加强号源防控，利用信息化手段预防刷号、外挂等行为。
但人脸识别也不能完全将号贩子挡在门外。有媒体报道称，“黄牛”们要求患者按照人脸识别流程录好视频，利用技术手段上传视频，同样可以突破人脸识别系统，进行抢号。
蔡冰表示，从技术角度，控制用户实名注册是对付号贩子们比较常用的手段。当某个IP频繁请求刷号时，后台可以识别出来，并对该IP地址进行限制或者拉黑。此外，还可以对用户的挂号次数进行限制。但他也坦言：“并非所有医院在搭建挂号系统时，都会考虑到如何应对号贩子的问题。通常只有热门医院或者有热门专家的医院，才会有这个需求。”
除了线上的围追堵截，医院还加强了线下巡视。
北京儿童医院甚至成立了专职号贩子打击队，24小时线上线下布防，医院门口200米范围内，以及医院门诊部、住院部、重点科室等均有工作人员值守。医院出入口和重要地点分布有60台人脸识别摄像机，进行智能化监控。人脸识别系统数据库内存有人员面部照片数百张，均为活跃在各市属医院周边的号贩子。
据央视报道，为了精准打击，北京目前已有30余家医疗机构配备了人脸识别系统，重点医院可以直接共享2017年以来被公安机关处罚的2100余名号贩子信息。2019年，北京全市共抓获了医院号贩子412名，接报医院号贩子警情较3年前同期平均值下降了27%。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王晓宇、郑薇、妙妙、蔡冰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