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选区的市民大都知道，宫泽喜一是岸田文雄的小姨夫宫泽弘的二弟，算是远亲。但更重要的是，岸田一家在自民党内一直从属于宏池会，而做过首相的宫泽喜一更做过宏池会的掌门人。现在宏池会的会长是岸田文雄。
不论从家系上看，还是从宏池会的传统来说事，墙上的祖父、父亲及宫泽喜一三张照片，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家族多么有传统，能从宏池会获得多大的支持。
自民党的选举当然需要有国内政治纲领，需要有外交政策。尤其在国内政治大佬统治一切的前提下，通常只能传承，不得改革，选举需要将较多的重点放在外交上，说几句狠话，显示一下刚强，但外交并非民众熟悉的内容。
党内到了选举阶段，所有议员都知道是内阁大臣、党务干部重新洗牌的时候了。个人利益如何保障，派阀力量如何增强？这些比政治纲领、外交策略更为重要。
到了投票的时候，个人利益超越了一切，民意、接近民意的普通党员、党友的意志，不仅仅在选举时权重非常小，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候，就看议员的利益了。随大流能让利益最大化，大佬们操纵下的派阀发挥起重要的作用。
这些，让岸田文雄在9月29日的选举中最后胜出。
低调的世袭政治家
笔者没有直接接触过岸田文雄，但从其他政治家、日本政治记者那里知道，和其他世袭政治家不同，岸田文雄相当的低调。
最简单的例子莫过于大庭广众之下，政治家该坐在哪里，该有哪些行动。
比如岸田事务所附近有家极为普通的面馆，菜单也十分简单，普通的“沾面”一碗650日元（约40元人民币），添加的佐料多一些的850日元（约50元）。人们看到岸田来的时候，肯定选650日元的，从不见他吃850日元那种稍微豪华一些的沾面。日本的面馆面积大都很小，坐不下几个人。岸田进来后总是选桌面最窄的那张桌子坐下，将宽敞一些、进出方便一些的桌子留给其他顾客。
刚当议员的时候，岸田这样做也就算了，随着做议员的时间一长，在自民党内、政府内做的工作越来越重要，秘书、保镖紧随前后。在秘书没有先订个座位时，岸田就是平日的岸田，坐在窄窄的桌子边将一碗最为普通的沾面吃下去。
世袭政治家都是含着金钥匙生下来的，从小跟在爷爷、父亲的身后，见识的场面大了，不用说什么就有人给找条件、谈待遇。但岸田文雄并非如此，低调的风格贯穿始终。
很多时候从电视上看到岸田，听他回答问题、发表观点，总觉得不像其他政治家那么激昂。在安倍内阁末期，眼看着安倍已经失去了民意，不能控制住新冠疫情，做总裁、当首相的机会就在眼前，需要和安倍商量让其让出政权的时候，却又看着安倍将机会让给了只适合做官房长官的菅义伟，岸田坐在冷板凳上，吃口凉饭，默默地忍受。
如果论政策制定能力，以岸田所在的宏池会要大大地超过其他各个派阀。但在2012年岸田文雄从古贺诚手中接下宏池会会长的职务后，似乎就没有什么像样的政策拿出来，将近十年，岸田在日本政界相当的低调，通过低调等待机会的到来。
“新日本型资本主义”
笔者在日本的时候，和宏池会的政治家、智囊有过较多的交往，知道第一任会长池田勇人（1899-1965年），他曾在1960年编制过“国民所得倍增计划”：要从1961年开始用十年时间让日本经济翻一番。宏池会的人说到这些时，总是带着那么一种骄傲。
在池田以后，宏池会出过大平正芳、铃木善幸、宫泽喜一等首相，大平、宫泽等都以熟悉经济着称。岸田文雄的政治生涯中，仅仅在安倍内阁做了外务大臣、防卫大臣，虽然也担任过负责国民生活、科学技术的担当大臣，但与财政、经产、农林等经济无缘。
在所有日本人期待安倍经济学能够获得成效，让日本经济从失落中走出来的时候，推行安倍经济政策的8年，日本最终只获得了与愿望相反的结果——用美元计算，安倍上台的2012年，日本的经济规模达6.27万亿美元，安倍下台的2020年，下滑至5.04万亿美元。即便用日元计算日本的经济规模，8年时间也几乎乏善可陈。
日本媒体在安倍下台的时候，用一张国民所得变化表来反映安倍执政8年的变化：以美元计日本民众的收入在8年时间里更是下滑了30%。
岸田在竞选党的总裁时提出了“新日本型资本主义”的概念：希望在2021年年底，制定数十万亿规模的经济对策，通过让中产阶层的复苏来实现经济增长；日本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新冠疫情，通过建立“健康危机管理厅”来强化日本的防疫体制；在医疗方面，岸田希望提高医疗、护理、幼儿园保育员等人员的工资，以此来提升日本的社会保障水平。
反过来说，安倍-菅执政时代在疫情方面的无能无策、安倍时代拉开的贫富悬殊、日本经济的严重下滑，这些是岸田需要解决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岸田翻出了宏池会曾经制定的所得倍增计划，希望通过建设日本式的新型资本主义让日本走出长期失落。
岸田的新经济政策有些让人耳目一新。日本经济上的失落从1990年年初股票暴跌、1993年土地房地产价格暴跌开始，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小泉纯一郎导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安倍扩大财政支出的“三支箭”都没有能够解决问题。在日本真正能够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恐怕非宏池会莫属。
但是，将要成立的岸田体制下的日本政府，财政收入同样会每况愈下，新冠疫情的防治、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建等等，无论做什么，能收取的效益几乎看不到，但需要花出的预算则是天文数字般地增长。
岸田最终能做到哪个程度，这些不仅仅看其政治手腕，更重要的是党内各大派阀相互争夺权力的结果。让本来疏于重建经济的自民党，在岸田新体制下做出新成绩，这个恐怕相当的困难。
不可小觑的“3A”体制
原首相安倍晋三控制的派阀“细田派”、副首相麻生太郎控制的“麻生派”，不仅派阀人员众多，而且长时间牢牢地掌握着权力，是日本政治局势的最终决定人。相对弱小的岸田派（宏池会），想按自己的意志去经营日本政治经济，并非易事。
安倍明明知道候选人高市早苗绝对没有进入到总决战的实力，但很早就宣布支持高市，让党内的所有候选人都不能在一次投票中过半数。为争取将投给高市的票在决战阶段投向自己，岸田做足了工作，最后以压倒性多数的票数争取到了总裁的席位。
相对来说，安倍、麻生均有恩于岸田。安倍（Abe）、麻生（Aso）及麻生派重要议员甘利明（Amali）组成的“3A”，在岸田时代将继续保有巨大的影响力。
不论是9月30日公布自民党重要干部名单，还是10月4日组阁时决定重要大臣人选，给安倍、麻生以极高的礼遇，让甘利明担任最为重要的职务，该是岸田的义不容辞的选项。有他们的影响在，继续走已经明确证明失效的安倍经济学之路才光明正大，新日本型资本主义的建设基本无望。
岸田会在10月4日以后的国会上发表施政演说，但结果估计也只是愈发地靠近3A，让日本经济继续失落，而不可能打破现状，实现日本的革新。
很多日本问题专家、日本的政治评论家在和笔者讨论日本政治的时候，认为3A影响不能祛除，最终让岸田在政治上束手束脚，失去民意，最后不得不离开总裁、首相的位子。
日本也曾有过长期政权，比如中曾根康弘内阁（1982-87年）、小泉纯一郎内阁（2001-06年）、安倍晋三第二次内阁（2012-20年）。中曾根希望将内阁首相转变为“总统”，通过权力的集中，实现内阁的长期化。小泉自认为内阁首相就是总统，削弱了党内派阀的力量，几乎无人在党内敢出面与小泉竞争。安倍虽然也专权，但最终未能提出首相即总统的说法，他通过在数次众议院、参议院选举中获得胜利，制造出了安倍在，自民党都能在选举中获胜的神话。
如今岸田在党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下一步是率领自民党在11月的众议院选举中不输得太惨。2022年是日本参议院选举之年，岸田能否将政权维持到参议院选举，目前很难预料。
日本回到短命政权时代后，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与周边国家关系将持续走低，日本国家在东亚愈发孤立。
中日关系恐将维持在谷底状态
1972年9月29日，宏池会出身的大平正芳，作为田中角荣内阁的外务大臣，与田中一起访问了中国，恢复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49年后的2021年9月29日，宏池会岸田文雄在自民党党首选举中当上了总裁，中日关系却也许会因为岸田的当选，而长期维持在谷底状态。
在竞选的时候，岸田说自己当选首相后，将在内阁设立“人权问题担当官”。日本媒体认为这个新官职主要负责中国新疆地区的人权问题。目前尚不知这个担当官会不会直接到新疆来访问？在了解了新疆真相后，会做出何种决定？
如果是纯意识形态斗争的话，不管人权问题是否存在，目的在斗争上，通过人权问题进一步恶化与中国的关系，该是我们能够预见到的一个结果。
宏池会原本在传统上重视与亚洲国家的交流，和中国的关系尤为紧密。岸田反复对日本媒体说，“我们与中国对话的大门一直敞开着。”该如何与中国对话，特别是202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时候，中日会不会借这个机会让已经十余年不断恶化的两国关系实现好转？中国在努力与日本沟通，岸田也需要有一个说法。
特别是岸田非常重视经济安全保障问题，而且也准备新设相关的大臣。岸田将如何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战略，以牵制中国为自己唯一政治任务的甘利明在岸田政权中将发挥重要作用，这些让岸田政权更为看不清楚。
至于岸田也认为日本需要保有“攻击敌基地能力”，日本的“敌基地”在哪里？如果遭遇数倍于日本攻击能力的反击，日本又该如何应对？岸田需要给出的答案可能很不清晰。如果像安倍、菅那样明确将中国规定为“敌国”，突破台湾问题底线的话，中日关系就更加难以好转。
低调的岸田，受制于自民党大佬、派阀的限制，在国内外政策上似乎都难以做出像样的成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