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曼村村民的身份证上，“一曼”二字如一个恒久鲜明的章戳，印刻在上面。人们用这种直接而深情的方式，纪念出生在这里的抗日英雄赵一曼，也纪念那段铭刻于心的历史。
类似的纪念方式，还在中国更多地方存在着。总被说“赧于表达”的中国人，在怀念英雄这件事上，却总有最动人最直白的宣告。
何以念英雄？
是以英雄为指引的路标，而路标上的字，简短、厚重——那是你的名字。
这，不啻另一种“浪漫”！
在哈尔滨，也有一条一曼街，除了一曼街，靖宇街、尚志大街、兆麟街、兆麟公园，也都是当地人熟悉的地名。
今时今日，民族英雄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等，以这样一种融进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活在人们每天的烟火气里，见证着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而人们对英雄的怀念，也潜移默化地化作一种入骨入心的习惯：是导航地图上的清晰标记，是公园遛弯时的抬头一瞥，是每次看到路标时心头的微微一动。
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延乔路”，在电视剧《觉醒年代》播出后，许多人自发来到这里，悼念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
当地的地名规划专家说，最初想将陈延年、陈乔年命名为两条路，可终究不忍将两兄弟分开，于是有了现在的“延乔路”。
“延乔路”很短，与它平行的“集贤路”较长，它们前面是一条特别宽的大道“繁华大道”。如今人们说：“延乔路短，集贤路长，它们没能汇合，却都通往了繁华大道。”冥冥之中，这仿佛是一种美好的预示：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幸福社会已经实现。
（注：延年乔年的父亲陈独秀葬在今安徽安庆集贤关，故而延乔路与集贤路的分布更显深意）
值得一提的是，《觉醒年代》的编剧龙平平的爷爷崔筱斋，当年也是“戴镣长街行，走向刑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筱斋路”，同样承载着安徽人民对他的怀念。
曾经，英雄一步步踏出了胜利道路，如今，道路上处处写满英雄的名字。
“路名是无形的纪念碑，路在碑就在。”
在上海，有许多以“晋元”命名的地标：晋元路，晋元中学，晋元纪念广场，晋元里，晋元公园，晋元体育中心……谢晋元这个名字，是烙印和深植于上海的记忆之一。
淞沪会战中，他率“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孤军奋战四天四夜，用生命守护了一个民族的尊严，更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在被叛徒杀害前，曾有人劝他潜离上海，他却说：“光明而来，亦当正大而去。”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样一位刚毅果敢的抗日英烈，也曾向往安静的世外生活，想要“抱入山唯恐不深之愿，以待余年”，却因为抗战大局“始终未有片刻安闲”。
常有人问，和平年代我们为什么还要怀念英雄？这便是原因之一：他们曾经想过而没能过上的生活，如今是我们在安享着！
在山西，有一个县叫左权县，在1942年9月之前，它被叫作辽县，左权将军牺牲后，为了纪念他，辽县易名为左权县，“两千多平方公里大地为他更名。”
而在左权将军的家乡湖南醴陵，也有左权镇、左权路、左权红军小学……人们以各种方式缅怀着这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八路军最高将领”。
英雄也是凡人，他也是某个人的丈夫——就在牺牲前的几天，他还在信中述说着对妻子刘志兰的思念：“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英雄也是凡人，他也是某个人的父亲——牺牲那年，他的女儿只有2岁，在家书里，他写道：“我的最亲爱的人，恰在千里之外，空想一顿之后，只得把相片摆出来，一一地望着。”
英雄也是凡人，他也是某个人的儿子——牺牲七年之后，左权的母亲才知道儿子不在的消息。坚强的母亲没有恸哭，而是请人代笔撰文悼念儿子：“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
正是无数个这样的凡人，这样某个人的丈夫或妻子，某个人的父亲或母亲，某个人的儿子或女儿，以自己的热血牺牲，换来了不凡的抗战胜利！换来了今日的盛世华景！
除了以上这些，在央视新闻微博的评论里，网友们还分享了更多他们身边用烈士名字命名的地点、建筑。
在一位位网友的分享里，我们惊觉于这场深情的盛大！我们感动于这种铭记的深刻！它发生在中华大地的各处，提醒着我们革命的星火曾如何燎原，提醒着我们先烈的牺牲有多么勇毅，提醒着我们今日的山河是多么可珍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