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应该合法化吗？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项禁止在怀孕六周后堕胎的法律本月生效。另一方面，墨西哥北部科阿韦拉州最近将堕胎合法化。
“真相是，堕胎的渠道以前和现在都是有危险的，”总部在美国的生育维权组织伊帕斯（Ipas）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努·库玛（Anu Kumar）说。
但是她相信，事情正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从1994年起，超过40个国家为堕胎法解了禁，”她说。
在这场辩论背后，是很多常常被作为秘密藏起来的故事。
今年的国际安全堕胎日（International Day of Safe Abortion），我们访问了五名女性，请她们分享自己终止怀孕的故事。她们来自世界不同的地方，当中有些人选择匿名。
“我当时立刻就知道，我不想这个人做孩子的父亲。”——桑德拉（曼谷）
桑德拉是在怀孕8周的时候开始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她做了检测，结果是阳性。
“我当时立刻就知道，我不想这个人做我孩子的父亲，”她向BBC表示，“他是个‘床友’，而我有很长的职业生涯在我面前。”
她知道泰国的堕胎倡导组织Tamtang会提供当地安全堕胎渠道的信息，于是联系他们求助。“我找到了诊所，但是在手术要进行的前一天晚上，我感觉不知所措，”她说。
直到最近，堕胎在泰国仍是非法的，除非怀孕的原因是强奸或者乱伦，又或者母亲的健康状况有危险。桑德拉是在2019年决定堕胎的，当时禁止堕胎的法律还存在。
“我就在想——我应不应该跟他们说我遇到了性骚扰，或者我跟他们说我生不起孩子，我看起来够不够可怜？我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思绪，”她说。
当天，她填写了一份问卷，讲述了自己正在经历的“精神压力”。她担心，由于27岁的自己有足够的收入，这一点会不会成为不利因素。
“我很孤单，感觉我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在审判我，”她说。
“我甚至不能告诉我最好的朋友，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有太多反对堕胎的信念。甚至还有一个电视节目宣传一种想法，堕胎的女人一辈子都会背着一个鬼娃娃在身后。”
在被请进手术室之后，她感觉如释重负。“15分钟就结束了，然后再休息了几分钟，我就自己开车回去，完成后半天的工作。”
“我一直跟自己说，一切都很好——只到有一天，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针对堕胎的恶毒评论，人就崩溃了。”
她说，她希望有一天女性能够拿回自己身体的全面自主权。“因为无论法律变得多么开明，仍然有很多污名在控制我们。”
“越多人谈论堕胎，我们的群体就会越强大。”——艾琳（美国）
艾琳（Erin）的第一次堕胎是在28岁，最近的一次则是36岁左右。“我曾觉得自己堕过‘那么多次’胎是不正常，”她向BBC表示。
“但是，在我目前从事的堕胎倡议工作中，我了解到（多次）堕胎是极其普遍的。”
但是她觉得，就算次数多，也没有明显降低选择终止怀孕所带来的羞耻。
“谈论这个仍然是比较令人不齿的，甚至在自诩为进步和自由的群体中，甚至在生育平权社群里也是，”她说，“我希望这一点能早一些结束。”
艾琳在美国一家名为“Shout Your Abortion（喊出你的堕胎）”的组织进行生育权倡议运动。她说，这帮助自己更加大胆地谈论堕胎经历。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转变——一开始做这项工作时，我甚至连大声说出‘堕胎’这个词都有困难，”她说，“今天，公开谈论堕胎对我来说感觉非常平常轻易。”
她在一个不接受堕胎的宗教社群长大。“我曾经为堕胎感到很羞耻和尴尬，并没有去寻求家人或者朋友的帮助，”她说。
“特别是有过一次堕胎之后，我感觉我不能多次找人帮忙堕胎。”
对于艾琳来说，在一次例假没来之后，不难发现自己已经怀孕。“我每一次怀孕，身体总是立刻感觉不一样——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
但是，对于堕胎她从来没有挣扎。“我不想做母亲，而我在两段关系里都不想生孩子，”她说。
“我想，觉得堕胎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一定是一个艰难和创伤性的决定这种观念，给生育平权运动带来很多的损害。”
她描述了堕胎之后的那种孤独感，并且希望污名会渐渐散去。“堕胎一直都是普遍的，但是围绕它的说辞宣称堕胎很少见，而且应该是最后万不得已之举，”她说。
“越多人公开谈论我们堕胎的事，我们的群体就会越强大，堕胎的污名就会散去。我们能够帮助彼此渡过这一关。”
“羞耻令我感觉被孤立。”——因杜（印度）
“我当时31岁，并且刚刚丢了手机，”因杜向BBC表示，“我去买了个新手机，然后我感到恶心。这时候我的男友就建议我去验孕。”
结果是阳性，然后她很明确地觉得要堕胎。“我刚刚开始艺人生涯。我的男友也是同样的看法。”
她去找了一个曾和自己一起上学的妇科医生，并且能够通过吃药丸“比较容易地”终止了怀孕。不过，后续的事情才深深地打击了她。“由于围绕堕胎的污名，我对此是缄口不提，而那种羞耻令我感觉到被孤立，”她说。
“堕胎之后的出血也令我觉得恶心和恐惧。我哭得撕心裂肺。”
堕胎在印度仍然被污名化，就像媒体机构IndiaSpend在2020年9月报告的那样，那里的女性的声音“很少能够改变丝毫事情”。
“我很生气，我身心都必须经历这些，但是这是两个人一起造成的事，”她说，“不到一年，我就在吃抗抑郁药了。”
她说，它影响了她之后的恋爱关系，有很多一段时间她都害怕性行为。这令她意识到情感支持的重要性。
“回想起来，我感觉假如我有空间去更开放地谈论堕胎，事情会不一样。”
“堕胎在社群中被认为是罪。”——乔塞琳（刚果民主共和国）
乔塞琳在四个月前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我开始出现乳房肿胀、没胃口和疲倦等迹象，”她说。
她很快就发现，她又怀孕了，然后决定堕胎。“选择开始这个过程，孩子的健康是首要考虑。人们恐惧堕胎会有医疗后果，但是我在丈夫的鼓励下克服了它。”
从小到大，她没有在她的社群里听到过有任何一个人堕胎的。“堕胎在这里是高度保密的，而且在社群里被认为是犯罪，”她说，“如果被人知道，堕胎的人就会被看不起。”
乔塞琳说，要说服医生进行堕胎手术要花一番功夫。“他没有直接接受（我的决定），而是给了我很多建议，但是我求他做。”
为了保密，她决定在家里进行。“我害怕是因为我以前没有做过这件事，但是我有这份勇气，”她说。
“护理人员帮助我完成，当一切都结束之后，我感觉如释重负。”
乔塞琳表示，自己31岁时做的这次堕胎令她有了更强的意识。“我现在会避孕，免得再次怀孕——这种经合令我有足够信心，这件事不会再发生。”
“我梦想有一天，女性能够自由。”——玛丽娅（墨西哥）
对于玛丽娅来说，第一次见医生就像是中了现实一记当头棒喝。
她当时是一名想要堕胎的35岁女人，但是从小长大就带着“堕胎”就是一种谋杀的想法，就是一种极度危险的事情，是要将一个已经有感觉、会说话和有思想的生命肢解。
但是一切即将改变。“那一刻改变了一切。医生向我解释这个过程，就像她在解释任何一种疾病的治疗过程一样，”她说。
“她从来没有质疑我，没有骂我，没有当我是不负责任。那样我就明白了围绕堕胎的那种污名化。”
她说，尽管在墨西哥城是合法的，但是安全堕胎的渠道很难获得。私人护理的成本会更高，但是为了保护隐私，她选择私人护理而不是公共服务。
“我家人不知道我堕胎。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反应……但是我肯定这对他们某些人来说会很痛苦，首先是我妈妈。”
她回想起一次和家人讨论堕胎的问题，当时她的妹妹14岁就怀孕了——玛丽娅建议她可以堕胎。“就连这种可能性也极度冒犯了他们，然后我没有再提起这个话题。”
在伴侣的陪伴下，玛丽娅焦虑地进行了手术。“它应该经过了30分钟左右，或许还不到，”她说。
“我很难相信，一个我曾经认为是一个将会给我终身烙印的事情，在这么短时间内就能解决。”
现在38岁的她确定不想要孩子。“意识到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为人父母之后的一切，我们（伴侣和我）的决定是不要，”她说。
“我梦想有一天，女性可以完全绝对自由地做我们人生中的选择，特别是我们的身体。我希望有一天，这个梦想会不分国界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