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9月10日下午，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周某春过失致人死亡案，随后当庭作出上述判决。此前已被羁押半年多的周某春得以当庭释放。9月16日，岳麓区法院将一审判决书送达至周某春手上。
周某春妻子介绍，9月23日，他们向岳麓区法院和长沙中院都寄出了上诉状，9月26日，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还向法院确认是否已经收到其上诉状。
“整个从提出偏航到最后‘跳车’只有1分钟，而她探出身子到‘跳车’的过程，又只有3秒钟，这么短的时间，我怎么预见得了，我根本想不到那么多。”周某春说。
司机偏航，乘客坠车
一审判决书显示，周某春通过货拉拉平台接到车某莎的搬家订单，从长沙市岳麓区天一美庭运输货物到步步高梅溪湖国际公寓，距离9公里，用户预付车费39元，平台补贴12元，司机应收费51元。
当日20时38分，双方取得联系后，周某春等车某莎先后15次从1楼夹层搬运物品和宠物狗至货车上，耗时近40分钟。搬运过程中，车某莎拒绝了周某春的有偿搬运建议。
当日21时14分，周某春搭载车某莎前往目的地，车行期间，周某春未按货拉拉平台推荐路线行驶。21时29分，周某春从佳园路右转至林语路，并在林语路继续向西行驶，车某莎发现后，两次提示其偏航。周某春先是未予理会，之后语气很重地对车某莎大声回复，称绕路不会多收费。
周某春从林语路左转上曲苑路时，车某莎第三次提醒周某春车辆偏航，但周某春未予应答。随后，在车辆稀少、路灯昏暗的曲苑路中间，车某莎第四次提醒偏离导航，并将头伸出窗外，要求周某春停车。
此时，周某春仍未予理会。之后，周某春发现车某莎身体离开座位，双手抓住货车右侧窗户下沿，上身已经探出车外。当时车速约为33公里/小时。见此情形，周某春只是打开双闪灯，并未立即停车制止和有效降低车速。随后，周某春再观察副驾驶位情况，发现车某莎已经从车窗坠落。此时周某春才制动停车，时间为当日21时30分许。
周某春随后拨打120、110，21时45分救护车到达现场。2021年2月10日，车某莎经抢救无效死亡。
澎湃新闻此前实地测量发现，佳园路是一段344米长的路，林语路是一段312米长的路。曲苑路则是一条480米长的路。
警方通报显示，货拉拉APP导航路线总里程11公里，红绿灯15个，驾车需用时约21分钟；周某春偏航路线总里程11.5公里，红绿灯11个，可节省4分钟左右。
司机称没有料到坠车的结果
岳麓法院认为，周某春过失致人死亡的“过失”行为，属于一种“过于自信的过失”。首先，周某春偏航、恶劣态度等一系列行为使车某莎心生恐惧、进而将上身探出车窗外，使车某莎的人身处于现实危险当中。判词引用周某春的话，“我看到这个妹子把头伸出了窗外，并且喊了一句‘停车咯’，我这个时候还没有考虑其他的，也没采取什么措施，车子快到曲苑路中间的位置，我看到她已经转过身，身体已经伸出车窗外了。”
其次，周某春已经预见到了车某莎行为的危险性和可能的危害结果。“客户站起身，把身子伸出窗外，我觉得不安全，很危险，非常容易从车上掉下去，掉下去之后，轻的话可能断手断脚，重的话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第三，周某春的行为与车某莎的坠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车某莎的四次偏航提醒与一次停车提醒，与车某莎的内心恐惧和其人身安全的危险程度，在本案呈现为一个逐渐升级的过程，周某春在此过程中，有多次机会避免车某莎最后坠亡结果的发生。”
澎湃新闻注意到，岳麓法院花了3页内容论述上述观点。
周某春告诉澎湃新闻，收到判决书后，他觉得有些与他此前说法不同，“比如车某莎说‘停车’，其实我当时并没听清她说的是什么，（侦查人员）他们问，‘那你认为是什么’，我说那应该是说‘停车’，但我当时确实没听清。还有一些话是假设的情况，比如轻的话怎样，重的话又怎样，是他们问我，假设我女儿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是什么后果，我就回答。”
周某春说，最为关键的是，他根本没有料到车某莎会“跳车”。
“整个从提出偏航到最后‘跳车’只有1分钟，而她探出身子到‘跳车’的过程，又只有3秒钟，这么短的时间，我怎么预见得了，我根本想不到那么多。”周某春说。
律师：认罪认罚不影响上诉权利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早在9月10日该案开庭前，周某春已经签署了认罪认罚书，有两名法律援助律师为其进行罪轻辩护和无罪辩护。检方出具量刑建议，提出对周某春判刑1年，可适用缓刑。
庭审中，周某春也表示认罪。但周某春的妻子称，律师对周某春的无罪辩护只是“走过场，没有发挥作用。”
周某春告诉澎湃新闻，他在看守所羁押期间，派出所、看守所领导都对他很关心，经常找他聊天谈心。“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出去，另外就是想省钱。”
对于签署认罪认罚书，周某春解释，“我不懂法律，完全相信律师。律师说这个‘过失’定得很恰当。而且签了认罪认罚书，绝对缓刑，马上就可以出去。所以我后来也对他们说，希望尽快给我判决。”
湖南律师协会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原主任贺小电介绍，被告人提出上诉后在上诉期内没有撤回的，意味着该案启动了二审。被告人虽然签署“认罪认罚书”，从刑诉法角度，不影响其上诉。因为上诉权的行使是不需要条件的。二审认为上诉没有道理的可以驳回。不过，在司法实践中，有检察机关对被告人在认罪认罚后又提出上诉的案件，予以抗诉。实际上这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228条的规定。“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前提只有一个，即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亮今年7月曾在人民法院报发表文章《凝聚共识 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入有效实施》指出：“对于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又提出上诉的，二审法院要坚持全面审查，区分不同情形，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分别作出裁判。对于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不能仅仅因为被告人上诉、检察机关就此抗诉，就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量刑不当而改判加重刑罚。同时，也要保障被害人的有效参与，充分听取其意见，将双方是否达成调解和解等作为量刑的重要考虑因素，依法保护被害人权益。”
周某春告诉澎湃新闻，从看守所出来后至今，他还有点不适应。每天主要在家带孩子。他想尽快忘掉“过失致人死亡”这件事，但又忘不掉。偶尔，他会去以前的朋友的餐馆帮厨，“之前在他那做了很多年，他们了解我为人，很信任我，热忱欢迎我。”但现在“有罪之身”还是让他有所担心。
“可能会面临无法找工作，导致家庭困难，以及对孩子后代的影响”。周某春妻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