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王磬，编辑：崔宇，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9月26日，德国将迎来四年一度的联邦议会选举。这次大选受到高度关注，被视为德国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次选举、但也是最具不确定性的一次选举。
一方面，执掌了德国16年的总理默克尔不再寻求连任，但谁来接班目前仍然扑朔迷离。在以“可预期”著称的德国政坛来看，这并非常见的现象。三个有望逐鹿总理府的候选人分别是来自中右翼“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的拉舍特（Armin Laschet）、中左翼社民党（SPD）的肖尔茨（Olaf Scholz）、绿党的巴尔博克（Annalena Baerbock）。今年以来，德国国内环境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无论是新冠疫情、夏季洪灾还是阿富汗局势，都给选情蒙上了诸多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德国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其大选结果不只关乎德国，也关乎欧洲以及世界的走向。被称为“自由世界的最后守卫者”的默克尔，在过去16年中以相对稳定的姿态执掌着德国，在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她是一个罕见的稳定器。从欧债危机到难民危机，再到气候危机、新冠危机，她带领德国走过了诸多坎坷，也见证了世界迈过重重关卡。默克尔给德国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身负哪些载入史书的争议？又留下了哪些悬而未决的难题？
界面新闻近日专访了德国华裔学者辜学武。辜学武现任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终身讲座教授、兼任全球研究中心主任，是唯一一位在德国社会科学领域获得德国最高级别教授（C4/W3）的华裔学者。本文主要谈论默克尔的政治遗产，包括她冲破各个危机时身负的争议，她与美国、法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微妙关系，她对于中德关系的贡献以及选举结果可能对中德关系造成的影响等等。
默克尔的政治遗产和“错误”
界面新闻：默克尔执掌德国16年，带领德国走过许多危机。从您个人角度来看，如果要列出三项默克尔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您觉得会是什么？
辜学武：第一个，默克尔留下了一个非常满意的德国社会。这既留给了德国，也留给了欧洲。第二个，她给欧洲留下了一个政治稳定器，稳定器会有很多惯性。我估计欧洲之后出现的危机会有很多，比如明年4月份的法国大选也不知道谁上台，还有欧洲的很多事情都做得不是很好，但是德国稳定器放在这儿了，不管是谁上台，惯性会持续一段时间。第三个，从外交上来讲，她也留下一笔遗产——德国成为了一个缓冲器，在大国之间博弈当中，德国起到一种让矛盾冲突减缓的作用。
例如，德国在中美之间，相对来说比较“圆滑”，大家都觉得默克尔做事方法我可以接受。在美国那里，德国会说，我虽然不会配合你遏制中国，但我们是盟友，你需要的话我就去斡旋一下。德国愿意担当缓冲器的心态，对遏制未来国际局势的恶化、冲突的升级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在欧洲，因为大家意识到，欧洲没有办法承担起中美彻底交恶的状况，所以会朝着默克尔奠定的这个方向走。
作为大国博弈的缓冲器，你可以批评她是圆滑、不坚持原则。但是她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可以说是为了世界和平，她还是做了很多的努力。她最大的政治遗产，我觉得还是公平，寻求社会的公平，为了世界的和平，以至于自己出来冒这些风险。
界面新闻：我们刚才谈到了默克尔的一些正面影响。但在她处理过的这些危机之中，也有很富争议的地方。比如说，2008年以后引发的欧债危机。当时南欧诸国身陷财务困境，默克尔的表态就非常强硬，德国是一个强调财政纪律的国家，救助的前提是一定要在这些国家进行高强度的财务紧缩。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我曾去过希腊采访，那里对默克尔就非常不满，因为过度的财政紧缩曾经让人们生活非常困苦。您会如何评价默克尔在欧债危机中的表现？
辜学武：追求财政纪律是德国一贯的政策。通俗来讲，年成好的时候要勒紧裤腰带，以为年成差的时候做准备，要提前防范风险。直到去年新冠危机时德国才部分抛弃了这个原则——而这个转向可能也与默克尔对南欧国家的“补偿心理”有关。
欧债危机时，德国的逻辑就是，如果你不勒紧裤腰带、进行结构改革，把钱给你了你也没法成长。所以当时对南欧国家是比较心狠的：如果你不做出激进的改变，我就不会给你贷款。不过，默克尔当时在德国也还属于中间派，更残酷的声音甚至提出要把希腊踢出欧元区。
从经济理论角度讲这是对的，因为国家负债太多，而你负债的货币又不是你能主导的货币，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来缓解压力，你就会特别困难。比如日本负债就比希腊要高得多，但它负债的主要是日元，是自己可以掌控的货币。而希腊负债的是欧元，是大家共同的货币，就没法掌控其是否贬值。所以德国有些人就说，把希腊踢出去算了，对它自己也有好处，回归到自己的货币体系之中，可以通过贬值提高竞争力，再发展回来。
但默克尔坚决反对这一步，她认为这样做政治上承受不住。所以最后采取了折中的方案，也就是由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但希腊需要激进地改革。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它们当时没有那么“心狠手辣”，可能希腊的财政到今天也还缓不过来。希腊后来就出售了很多不良资产，甩掉了包袱，虽然代价也是沉重的。
不过，在去年新冠危机的时候，当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又遭遇了重创时，默克尔是决定要帮一把的。她说服了德国的反对势力、又联手马克龙，同意以欧委会的名义向全球举债。筹到的钱大批分配给南欧地区，意大利、西班牙、希腊是最主要的受益者。所以后来意大利对她也很感谢，说“我们发现默克尔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在我看来，默克尔此举也是为了“纠正”她在欧债危机时犯下的“错误”。她可能也意识到那时下手太狠，在离开政坛之前能帮就帮一把。从动机来讲，我觉得是有一种补偿心理在的。
界面新闻：默克尔另一个饱受争议的地方是对2015年难民危机的处理。她是最先对难民打开大门的政治家，有人因此称她为“欧洲的罪人”，这让她失去了一部分右翼支持者，也是她的选民基本盘。那时正值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也有人因此称她为“自由世界的最后守门人”。在打开大门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她其实又部分地关上了大门——包括跟土耳其达成了阻止中东难民进入欧洲的协议，这也让她失去了一部分的左翼支持者。您如何看待默克尔在难民危机上面临的这些争议，以及它对今天的德国及欧洲社会带来的影响？
辜学武：现在来看，难民危机时她主要有两个大的政策。一个是在危机刚开始时，把门打开，但是发现放进来太多社会承受不了，得想办法把叙利亚难民挡在欧盟外面。至于说挡在哪里？只能靠土耳其的支持，于是就有了跟土耳其的协议。这是第二个。
从外交政策角度讲，这当然是个非常冒险的动作。因为你实际上是重金收买土耳其，把难民留在他们的国内，不要进入欧洲的领区。一方面，这在道德上有些问题，是不是跟她推崇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有冲突？另一方面，这造成了欧盟对土耳其的依赖性，是外交上的一个败笔。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欧盟内部没有取得一个关于难民分配的共识，到今天还是没有。难民进来之后，很多国家都不愿意收。土耳其后来也不满意，因为欧盟答应土耳其的东西很多没有落实，还以土耳其的人权标准不够来推诿，造成了很多外交上的摩擦。
在我看来，难民问题上欧洲的最大错误是，没有从一开始就注意自己周边的安全问题。像中东地区、北非地区，没有主动地一开始从战略上进行设计。默克尔缺乏一种有远见的战略思维。你明知道欧洲最大的薄弱环节就是周边地区，周边一乱难民很快就涌进来，从利比亚路过地中海，一个小皮筏子就可以过来，几个小时就可以到意大利海岸，所以你的最大利益应该是尽最大的努力去保证那些地区的安全，让它不要发生动荡，不要出现危机。但是欧盟一直做得不好，这跟默克尔当然也有关系。比如，没什么大事不要跟着美国到处掺和，而是应该把精力投放到周边地区的防御上。
但默克尔到现在也没有汲取这个教训，其他的欧洲国家似乎也没有兴趣，可能除了马克龙稍微有一点点警觉之外。
微妙的德法关系和德美关系
界面新闻：提到马克龙，我想接着问一个跟法德关系有关的问题。2017年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默克尔也在经历了组阁风波之后成功连任。我记得当时欧洲弥漫着一种积极乐观的情绪，就是欧洲打败了民粹主义和疑欧主义，英国脱欧没有带来连锁反应，欧洲一体化是有未来的。那时对于“法德轴心”有一种新的期待，看好默克尔和马克龙两人能够把欧洲这台机器再转起来。但后来我们也看到，“法德轴心”并没有如愿同频共振，默克尔虽然与马克龙十分亲密，但并没有接受马克龙提出的一些更有雄心的欧洲倡议，比如共同的财政联盟、更积极战略自主等。默克尔对法德关系的处理是很微妙的，你如何看待她与马克龙的关系以及她任期内的法德关系？
辜学武：法德关系一直很特殊。从德国的角度来说，德国如果要在欧盟内部推行任何一个主张，必须事先要跟巴黎协商。没有巴黎的支持他一般不做。但是法国要推动什么东西，尤其是比较大胆的动作，德国往往会显得比较保守。
比如所谓的“战略自主”，德国就一直都不怎么上心。因为德国的安全是靠美国保护的，而战略自主就基本上是摆脱同美国的依附关系，不要北约的军事存在。但法国不一样，本身是核武大国，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德国认为战略自主会造成欧洲的分裂，因为要削弱同美国的合作，首先就要取得东欧国家的支持。而很多东欧国家把美国看得比德国或法国都重要。
历史上，德国跟俄罗斯联手瓜分过东欧好多次，东欧对德国是持怀疑态度的。而俄罗斯在东边虎视眈眈，波罗的海国家与东欧国家更倾向于认为美国可以保护它们。所以像马克龙那样在欧盟内部提战略自主是很难的，除非你事先同俄罗斯达成了某种战略上的谅解，把它纳入到欧洲安全体制的设计中，你才能放心大胆地去谈欧洲战略自主。
在这个目标达成之前，德国是不会全力支持法国的。但默克尔也知道马克龙的心思，也在很多小步伐上面来配合法国慢慢向前移动，比如共同采购武装力量，进一步整合欧洲内部的防务系统，军事工业的一些合作，还有明年要搞的欧洲防务共同体峰会。
但德国不愿意走得更远了。传统上法国是喜欢闹革命的，法国的“大国意识”比德国要重。德国只是一个战败国，它不愿意做得太多。
界面新闻：我也想聊一下德美关系。默克尔在任的16年间经历了四任美国总统，每一任的风格都不大一样，最有戏剧性的应该是2016年特朗普上台，那之后美国跟德国的关系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记得奥巴马下台后，希拉里就将默克尔称为“自由世界的最后守卫者”。你如何看待默克尔任内的德美关系？
辜学武：其实默克尔在2005年上台之时就正是德美关系的一个低谷。原因是默克尔的前任施罗德总理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时拒绝出兵援助美国。所以德国从那时开始就失去了美国的信任。美国曾经认为德国是最忠实的伙伴，所以感到很受伤。默克尔在两年后上台，开始慢慢修复被施罗德伤害的美德关系。所以默克尔跟特朗普的几个前任关系都不错。
默克尔代表的还是“大西洋派”。德国有传统的这种亲美派，默克尔算是亲美派里面的。她知道德国离不开美国的安全保护。默克尔对美国也产生过一些信任危机，比如奥巴马后期因为“监听门”带来的嫌隙。不过后来经过解释基本化解了。到了特朗普时期，你能发现默克尔对这个人有一种厌恶感，从说话的眼神、动作都能感受出来。刚开始默克尔可能还是想发挥实用主义的作风，尝试跟特朗普共事，后来发现不可能。她试图说服特朗普来理解欧洲的焦虑，但是她失败了。于是到了最后，默克尔可能也放弃了，不打电话了、也不怎么理他了。
2020年G7要在美国开会的时候，默克尔第一个站出来表示不去。就希望赶紧把他选下去，这样德美可以重新开始。所以拜登回来默克尔是很高兴的。默克尔总体上还是个亲美派，但她做得相对要温和一些，同时没有因为亲美而损害同其他美国不认同的国家的关系。
德国务实的对华态度有望延续
界面新闻：默克尔是很早就开始重视与中国发展关系的西方政治家。你如何看待默克尔对发展中德关系与中西关系做出的努力？
辜学武：默克尔刚上台的时候，中德关系经历了一次大波动。这给了她一个深刻的教训，也就是，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时候，要跟中方及时沟通。默克尔后来就反思，跟中国打交道可能需要另一种形式，尽量不是西方说教式的方式。
其实默克尔对中国的批评并不少，但是她往往在会谈的时候公开地说，而且是以自己担忧的心情说出来。她往往说的是，“德国历史犯了很多这样的错误”、“所以我们今天很担忧”；而不是说，“中国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们西方的标准怎么怎么样”。
她这种跟中国打交道的方式，跟美国和欧盟其他国家都很不一样。那些国家都在说我们要坚持我们不可放弃的价值，结果就很难办成事。但默克尔从来不说这种话。她只是说我们对这些状况感到非常忧虑，我们相信它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希望有些改善，在可能的情况下多合作。
经历了刚上台时的外交波折后，默克尔就再也没有在中方核心利益上公开提出过诉求了。双方还是有一些政治默契在的，包括中欧投资协定，她和中方领导人打了很多次电话。
界面新闻：默克尔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对华态度呢？
辜学武：她之所以呈现出一种所谓的务实态度，可能与她科学家的背景有关系。也就是说，注重一种经验主义。这种搞科学的人一般不会认为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是说我永远是在寻求真理。这个真理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只能说它在目前阶段是一个真理，但是它必须经过实践的考验，所以它是开放的。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说过一句话，我有什么权利来指责另外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呢？我没有任何能力认为我会比他们做得更好。要治理这么一个大国的时候，我既不懂这个国家，也不懂他的文化，也不懂他的历史，我怎么知道我给他们提出的方案更适合这个国家呢？我觉得默克尔也属于这一类人。
界面新闻：现在各方也很关心默克尔卸任之后，她的对华政策要如何延续。前段时间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是，默克尔新晋委任的驻华大使贺岩意外去世，这对中德未来的关系也增添了很多新的不确定性，打乱了默克尔此前的布局。你认为这次德国大选的结果将会如何影响中德未来关系？
辜学武：三个候选人中，社民党肖尔茨目前看来最有可能当选。如果是他上台执政，我相信他还是会在很大程度上继承默克尔的对华路线。
首先，他作为默克尔的副总理，默克尔执政期间的很多重大政治决策他都是参与的，而且承担同样的责任，包括与中国的许多合作。他此前担任汉堡市长，而汉堡跟中方的合作力度是很大的。其次，肖尔茨属于德国政党派系里的施罗德体系。施罗德这个体系是非常务实的，他从这个流派里面出来，我估计他会延续默克尔的务实决策，不会过度地去参与一些遏制或打压的行动。再次，到目前为止，肖尔茨的选战语言中并未出现过激的话语。他在提到中美关系时也是一碗水端平的感觉。这一点同绿党候选人巴尔博克以及基民盟候选人拉舍特不一样，尽管后者也明白跟中国合作的重要性。
不过，不管是谁当选，中德肯定都会有一个磨合期。磨合期最短的可能就是肖尔茨。
有一个风向标可以作为参考。默克尔对中德关系的重大遗产之一，是创建了中德政府磋商机制。目前的世界大国中，中国只跟德国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德国也只跟四五个国家建立了这样的机制。双方政府的关键成员，每隔两年坐在一起开会，讨论一些重大的政治决策。
今年的中德政府磋商机制是在线上举行的，下一次是2023年。如果新德国总理上台之后保留了中德政府磋商机制，可以预见他也会对华采取稳健积极的策略。但如果他没有兴趣再把这个机制保留下去，中德关系将会进入一个艰难时期。
亲和力让默克尔赢得全世界的喜爱
界面新闻：我们刚才谈到，默克尔在政坛沉浮多年，善用妥协和博弈，让各方达成共识再稳步缓慢地前进。但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会认为，这种领导风格已经不是德国当下最需要的。我前段采访过一些德国年轻人，他们讲自己从一记事开始，总理就只有默克尔。但后来改变了对她的看法，因为觉得她在气候行动上的力度是不够的，是不足以抵抗急剧恶化的环境状况的。他们也不是对她不满意，而是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德国现在需要一个不一样的领导。你如何评价默克尔在环保方面的功过？
辜学武：其实默克尔在环保问题上做得是不错的。她从政的第一个大角色就是在科尔政府里当环保部长。她对环保是有情结的，也有政绩。现在的年轻人有更高的要求，对她不满意可能是因为速度太慢了。
德国现在的环保指数在欧盟属于平均水平，它确实存在转型比较慢的问题。它跟中国的问题其实类似，就是能源结构过多地依赖煤炭。中国是60%左右，德国是33%左右。它没法一下子从煤炭里面解放出来，转成像挪威那样，再生能源几乎覆盖了整个能源供应。但德国离不开化石能源，尤其在北威州这个地区，能源结构如果要从煤炭转向新能源，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它牵扯到社会的稳定。这也是为什么年轻人觉得默克尔做得不好的原因。
默克尔在环境问题上犯的一个错误，可能是让德国过早地去掉了核能。如果可以像法国那样，核电占据80%左右，就算比较成功。但现在你既不能要核能，又不能要煤炭，这个强大的工业国家要如何继续发展自己的经济呢？所以她现在去掉了核能，还是得被迫用化石能源，包括通过北溪二号线跟俄罗斯进行油气上的合作。而如果当初没有抛弃核能，可能德国今天不是这个样子。就算绿党上台，这个问题也没那么好解决的。
界面新闻：我最近还看到了一些全世界范围内的民调，所有在位的西方领导人中，默克尔在各个主要西方国家里几乎都是声望最高的，不光是在德国。在你看来，默克尔为什么会受到世人的爱戴？她身上是否承载了一些所谓的时代精神、或者说时代想象？
辜学武：默克尔之所以能够获得全世界的喜爱，可能是因为她有一种亲和力。就是说她很敏感，包括她的伙伴、她的选民、甚至是她的敌手，她都能去想对方的难处是什么，再提出自己的建议，知己度人是她很特别的一种优势。我觉得这是她能赢得大多数政治家信任感的原因，不光是在西方、也在东方。
另外，她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始终坚持对话，而且很能放下身段。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她去波兰的告别之旅，波兰总统为了抗议德国在欧盟对波兰的一些惩罚措施，找了借口拒绝接见默克尔，只派了总理过来，但默克尔还是去见了。很多德国人觉得这是某种形式的羞辱，默克尔不这么认为，她也不觉得是掉价。她就觉得我有必要在下台之前去走这一遭，因为波兰跟德国的关系一直很微妙。大家就觉得这个人还挺真诚、挺可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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