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闹市，曾经有一个六四纪念馆，它地方浅窄，资源贫乏，却被称为“世界上面积最小，但影响力最大的博物馆。”
玻璃橱窗里，如今空空如也。这是大搜捕到来之前的日子，支联会工作人员赶紧把橱窗中的六四遗物、证物一一仔细打包，转移走。
2021年的6月4日，这里没有如约开展。这是座落在旺角一栋商业大厦楼上的六四纪念馆，六四32周年的前两天，一直正常营运多年的这里突因“未获得娱乐牌照”，被政府指为非法经营，纪念馆随即宣布暂停营业。在国安法之后，香港一连串搜捕、审判、组织溃散的新闻中，展馆的关闭一度引发关注，但很快淹没在巨大的清算浪潮之中。偶尔，还有市民打来询问能否拜访，工作人员只能致歉。
“现在的政治环境，比一年前又严峻很多，支联会会不会被拉人封艇？很难说。如果支联会被取缔，可能波及六四纪念馆，”在昏暗的纪念馆一隅，蔡耀昌分析着。他是香港泛民政治人物，亦是支联会骨干，他和多名支联会常委不久前刚宣布辞任。那时的他，还不会想到，就在一两个月之内，支联会留任的常委会全部入狱、支联会会面临彻底解散。
消散容易，汇聚艰难。32年前，八九民运以血腥镇压而结束，六四从此成为中国大陆禁语和忌讳，但在一河之隔的香港，六四事件慢慢融入港人血脉。它最初强烈触动人们的爱国情绪，后来逐渐融入本地民主运动；它被不同的力量讲述和传承，又反过来刺激着政治板块和公民社会的合作、互动与碰撞。六四纪念馆像是一个小小的缩影。过去多年，蔡耀昌看着六四纪念馆如何从无到有，一份份六四遗物怎样汇聚香港。
一夜之间，盈满的一切被突然抽空了。“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下沉的轨迹之中，有些沉得快，有些沉得慢，但都是正在沉。”蔡耀昌说，他只愿最终还能为六四记忆留一口气。
残酷的记忆，有了实体的承载
吴卫东平生第一次去香港，是2014年年底。他独自拉着一个箱子过关，箱子里装的，是他哥哥吴向东的遗物：一封遗书，一本日记，他的海鸥相机，他最后拍摄北京学运现场的一筒胶卷。
1989年6月3日深夜，21岁的吴向东在北京木樨地中枪身亡。去世前，他是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职工，连月为广场奔跑。兄弟俩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吴学汉、母亲徐珏均从事地质研究。吴卫东说，父母年轻时大量时间投入工作，希望报效国家，对儿子们照顾不多，哥哥被枪杀后，父母内心震荡极大，先后加入“天安门母亲”团体，要为儿子“找一个说法”。1995年，吴学汉因病含恨而终，徐珏一边继续研究工作，一边坚持平反六四。吴卫东90年代初留学德国，后定居法兰克福。
2014年，吴卫东在德国看到新闻，说香港要办一个六四纪念馆。他马上致电母亲，商量把哥哥的遗物捐给香港。他赶回北京，亲自收拾哥哥的物品，“哥哥喜欢摄影、绘画、刻印章，也喜欢武术，他兴趣很多，拍的照片也很多，”吴卫东说，他依然记得民运中哥哥的状态，“那真的是他最开心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说，他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他说）现在我们好像有些希望了，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
“我希望哥哥的事情被人知道。他既然做了，一定有那代人的合理性。”吴卫东把部分照片留给妈妈，自己留着哥哥的死亡证，其他统统送到了香港。
悼念六四的氛围，那几年在香港不断升温。以每年的六四烛光集会人数为温度计，1990年后的几年，每年均有十几万市民参加，此后气氛相对冷淡，每年数万人参与。到了2009年，六四事件20周年，经历北京奥运，四川大地震和三聚氰胺等事件之后，香港关注大陆的气氛愈加浓烈，集会人数重回15万高峰，此后数年均维持这一水平。
2012年，支联会终于实践多年来的设想，设一个六四纪念馆。马上设一个永久馆太大胆，他们租借深水埗一座唐楼2楼的展馆，试水温。
没想到，人潮如涌。“最多人的一天，2000多人来了，参观者从狭窄的楼梯一直排到地铁站，很多深水埗街坊问发生什么事，是不是有东西派。”蔡耀昌笑着回忆。
那几年亦是大陆人来港自由行的高峰，烛光晚会现场，常常收到人民币捐款。据支联会统计，来参观展览的，大约1/3是大陆人士。蔡耀昌记得，“好多人看展览看到痛哭”，一个大陆市民亲自带来20万人民币现金，现场捐给支联会。
“纪念馆是新做法 ......我自己几满意纪念馆这个idea，可以做到新的承传，我对未来好乐观。”展览现场，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对香港传媒表示，他一脸兴奋，当时记者说他把展馆当成自己孩子。
李卓人同为泛民政治人物，自80年代投入香港工会。1989年，北京于5月20日宣布戒严之后，香港各界响应支持北京学生，文艺界数天之内发起“民主歌声献中华”，筹得的100多万元，由李卓人带往北京。其后，和许多记者一起从北京登机准备返回香港时，李卓人被北京当局上机拘捕，3天之后，他签下悔过书才能回到香港。
他一度消沈。支撑他的，是北京学生的叮嘱——快离开北京时，学生交代他回港后，一定要在香港，把六四真相分享给全世界。
香港信息素来流通自由，整场民运从爆发到结束，一直被直观的纪录。当年，一批批香港记者赴北京报导，例如时任美联社摄影记者刘香成，拍下6月4日淌血的学生躺在三轮车上被送去医院的一幕；一批批香港学生带着钱和物资去北京支持；在香港本地，大量市民自5月起透过电视、报纸紧密了解北京局势，自北京宣布戒严之后，各界均以不同方式支持学生，出租车、小巴司机发起义载筹款，6月3日凌晨，许多市民在电视直播前彻夜未眠。
这一段动荡而残酷的记忆，先透过如李卓人、记者、幸存学生等自述而延续，后来，香港媒体、大学中学课堂、文艺领域也不断加入传承记忆的河流。每年六四周年，支联会从年初开始筹办不同的悼念活动；记者们也形成默契——从三四月开始寻访天安门母亲、六四幸存者等，到回溯黄雀行动等香港行动，到六四当晚烛光集会的现场拍摄的采访；在中学课堂，老师们会讲述六四，甚至邀请支联会人物到校分享。
水滴汇聚成河。六四周年在香港，早已演化成一个肃穆的政治节日。
早年，支联会也讨论过能否做一个纪念馆，但始终忧虑如何找到一个稳定的场地。倘若租借，担心业主一旦受到政治压力，随时赶人；买一处，则动则上千万港元，不敢想。深水埗的展览，让六四记忆第一次有了实体空间的承载，这次成功经验，让支联会最终决定筹款买铺。
当时民意高涨，筹钱没有想象中困难。在深水埗展览、当年六四烛光集会、春节年宵摊位，以及海外展览中，支联会均筹得不少款项。2013年年初，他们正式筹到了650万港元，以借贷方式，买下了900多万的单位，面积约800平方呎。
这是六四纪念馆第一处安身之地，选址尖沙咀一处私人楼宇，属香港闹市，也是自由行旅客必经之地。
2014年4月20日，展馆正式开幕，李卓人当时对媒体表示，希望这个六四纪念馆可以成为中国领土上保存六四数据的永久地点。小小的展馆随即吸引了中外媒体的报导，一度被围得水泄不通，有媒体称之为“世界上面积最小，但影响力最大的博物馆”。
据支联会统计，当时参观者中近乎一半为大陆游客，另一半，由香港市民和外国游客均分。
自由所在，迎各方馈赠
香港位处珠江口东南面，为多个岛屿组成的城市，人口稠密，亚热气候。这个潮湿、温热的城市多年来经历不同政权，迎接或为黄金或为自由的各路来客，向来龙蛇混杂，黑道白道，阳春白雪，汇聚街头。
中共主政，六四镇压，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大陆的六四幸存者、遇难者家属度日艰难。而流落海外的，后来逐渐明白，平反六四，长路崎岖。得知在香港有一座实体展馆，人们纷纷拿出自己的珍藏。
蔡耀昌说，最震撼的，莫过于遇难学生王楠的红色头盔。2013年年底，王楠母亲张先玲辗转托人将一顶红色头盔捎来香港，一起来的，还有王楠的死亡证，一面头巾，以及他遇难时佩戴的黑框眼镜。
死亡证显示，1989年6月4日凌晨三点，王楠死于天安门广场上的南长街，年仅19岁。张先玲找到王楠尸体时，医院拒绝在死亡证上写上王楠的死亡原因，但他当时佩戴的头盔上，被一枚子弹穿过，留下弹孔。张先玲后来成为天安门母亲的骨干成员，长年为平反六四而奔走。
“这个证物很重要，头盔上有弹壳，有死亡证...... 我们知道这个头盔，张先玲一路也是想自己保存的，是她和儿子的联系，”蔡耀昌说，但最终张先玲决定把证物捐到香港，她曾叮嘱，“希望历史的真相透过纪念馆让全世界知道。”
也在同一年，幸存者张健向香港捐出一枚子弹。八九时，张健18岁，是北京体育学院学生，在广场上担任学生纠察队负责人。1989年6月4日凌晨，张健称他被解放军清场时开枪射中，子弹当时留在大腿中，无法取出。六四后他一度隐姓埋名，直到2001年参加北京出租车司机维权行动，身分暴露，后流亡法国，获政治庇护，并成功取出子弹。
2014年年底，吴卫东带来了哥哥吴向东的一箱子遗物。在遗书中，当时21岁的吴向东用清秀的简体字写道：“今天天安门的事，你们在外面的人都不了解，父母亲，政府通知学联今晚镇压，我做好了与学生同在的准备，就是死了也不可惜，这是为了民主，自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信写于当年5月21日，前一天，北京当局宣布戒严，气氛高度紧张，向父母和弟弟道别之外，他也承诺女友，自己的心不会改变。
遇难者、幸存者的证物之外，香港各界也送来了纪念之物。
当年曾到北京采访的记者谢志峰捐出了一件军大衣。谢志峰说，这是当时广场上的学生送给自己的；同为当年记者、现为时评人的夫子刘锐绍捐出香港市民缝制的袖章，上写“痛心疾首”——六四当日，香港《文汇报》社论开天窗，仅刊登“痛心疾首”四字；一位市民捐出了他当年在北京街头花200元买到的手表，手表上刻有“89.6平息暴乱纪念”，推测为当局表彰清场部队所送......
小小的展览馆，最终收藏了100多件六四遗物、证物、纪念品。因为地方不够，还有不少留存在支联会的仓库里。其时的香港，尽管经历了反国教运动，而向北京争取普选的运动如箭在弦，气氛仍然相对开放。
当被记者问及香港设六四纪念馆会否激怒中央时，香港亲建制学者、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认为没有问题。他说，这是当时中央设计“一国两制”制度时已经料到的情况，又提及邓小平说，回归之后，香港照样可以骂共产党。
漂泊展馆：不停搬家，不停找地方
没有人料到，下沉发生得如此快速。2020年6月30日，由全国人大委员会制定的港区国安法被纳入《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在港生效。到了翌年夏天，六四是否已经成为一条红线，人们已经说不准。
挟着疫情所带来的限聚令，警方连续两年反对支联会举办烛光晚会。去年，大量市民还自发到维园点燃蜡烛，警方随即检控部分政治人物非法集结，李卓人、何俊仁已经被囚狱中。今年，警方直接在六四下午就封锁整个维园，重军驻守其中，人们不得进入，即使身穿黑衣在铜锣湾出现，也随时被搜身。支联会常委邹幸彤又因坚持前往维园被检控，遭还押。
箝制其实很早就出现了，只是最初，人们还不知道它会蔓延到何等规模。
2014年4月，六四纪念馆开放前一个月，其所在的大厦业主立案法团就给支联会发出律师信，指他们用该单位做展览用途，违反公契，法团很快正式入禀法院，起诉支联会。
蔡耀昌表示，他们相信这不是简单的官司，背后涉及政治力量。一来，虽然大厦公契规定单位“应用作办公室及相关用途”，但另有单位经营酒吧，法团没有反对；另外，巨额律师费不是由法团支付，而是由法团主席巢国超个人支付。巢国超是纺织业企业家，在大陆设厂，其弟弟是政协委员。
司法程序旷日持久，且官司费不菲。除了起诉，平日法团也对纪念馆百般刁难，如规定参观者一次不能超过20人，而且每个人都必须被大厦登记身分证。
支联会最终决定放弃官司，卖掉此处，再想方法为六四纪念馆另觅去处。2016年六四之后，六四纪念馆撤离尖沙咀。在随后的2017、2018年，展馆暂时安身JCCAC，这是由香港赛马会资助的创意艺术中心，其中容纳着不同的文化艺术团体。
回头看，蔡耀昌感叹，纪念馆头上长期悬着两把剑，一是政治压力，二是资源匮乏。“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经常找地方，无论是短期地方抑或长期地方，都在不停找地方。”
卖掉的尖沙咀馆址之后，支联会回收了600多万港元。为了购买一处更宽敞些的地方，他们决定向公众筹款300万。然而，和2012年的社会气氛截然不同，经历了雨伞运动、铜锣湾书店事件等大事之后，香港本土情绪剧烈升温，对中港关系、香港前途，酝酿着全新的理解框架。
悼念六四，是以香港人身分还是中国人身分？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还有希望吗？和香港有什么关系？这一系列充满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在那几年的香港舆论中不断发酵。也有质疑指向支联会——20多年都搞差不多的仪式和行动，行礼如仪，平反六四能做到吗？是否只是一个每年6月叫叫的口号？
最剧烈的回应，来自年轻人。2015年六四，雨伞运动结束后第一个六四周年，曾经作为支持北京学运主力的香港学联，第一次表明不参加六四晚会，而在雨伞运动后的低迷气氛之中，此前多个学生会已经退出学联。随后数年，学生会和另外一些团体在维园之外，以其他主题另设六四悼念活动。
20多年过去了，大陆仍然禁闭历史，港人应该以什么姿态，响应这段残酷的历史？2016年5月，这些争论在一个论坛上聚焦。当时，11间大专院校第一次在六四周年前夕举办联校六四论坛，让大家讨论香港人应该以什么身分或角度看待六四，也涉及香港独立等议题。
11个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在论坛上发表《联校六四宣言》，他们认为港人应该主动了解六四，但根植本土，同时认为“建设民主中国之梦难于登天”。
宣布筹款计划后一个月，支联会仅仅收到数万元。最终，他们花了三年时间，才再次为六四纪念馆觅得一处安身之所。
2019年4月26日，六四纪念馆落户旺角一座私人楼宇的十楼，重新开幕。开幕前夕，职员到展馆时发现大门被打开，锁头不见了，墙身的插座、电闸、总电闸都被水淋湿，支联会报警处理，被列作刑事毁坏。
而另一边，港府突然推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民间酝酿强烈反对之声，担心条例一旦通过，铜锣湾书店事件或在香港常规化、合法化。展馆开幕后两天，民阵发起了反《逃犯条例》第二次游行，主办方称13万人参与，这是雨伞运动之后，很久未出现的大规模游行。
没有人料到，暴雨将至。
世界之大，何处容身
蔡耀昌还记得，2019年的六四悼念，气氛浓烈。三十周年，又是一个十年，展览馆迎来大量市民、记者，蔡耀昌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记者，用广东话、国语、英语介绍着六四历史、支联会工作和展馆动向。
这一年的烛光晚会，人头汹涌。市民坐满了维园的6个足球场和旁边的一块草地。支联会宣布18万市民参与，创下5年新高，警方则表示有3.7万人。特地从多伦多赶回香港的六四幸存者、香港学生代表李兰菊登台。她回忆起6月4日清晨，北京医护人员不断劝香港学生上车离开，她不能忘记一个女医生抓着她的手，着她一定要平安回到香港，将当晚发生的事情告诉全世界。汹涌的烛海中，李兰菊和台下市民一同落泪。
仅仅两年之后，逃亡、走难和移民成为香港常态。六四三十周年之后，香港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社运，从年轻人到中产家庭、公民社会各个板块都调动起来，捍卫香港利益。相比32年前的北京，对于香港的清算和镇压，用的不是坦克和实弹，而是一套港区国安法，部署紧密的搜捕、检控，以及依靠庞大建制力量所渗透的举报。一些香港政治人物选择流亡海外，继续发声，也有的留在香港，但很快锒铛入狱。
说起当下的香港，今年70岁的麦海华只有叹气。他多年来任职支联会常委，不久前也刚刚辞任。他和蔡耀昌均认为，当下支联会只能看如何保存一定力量，不至于马上全军覆没，随后再看看能如何做事。
他们拒绝透露六四纪念馆原有的展品目前保存在何处，仅仅表示，所有的六四遗物、证物已经被拍摄存档，由专业团队制作成一个关于六四记忆的网络博物馆。对于未来，六四历史在线下的传承和教育，麦海华并不乐观，他相信以后让年轻一代了解六四，很大程度需要依靠网络的力量。
32年过去，亲历者、见证者逐渐老去，有的已经离世。在德国法兰克福，吴卫东关注着香港。“内地已经完全压制，没有空间，”他说，很感谢香港这么多年的坚持，“我和家里人很感谢有机会让他（哥哥吴向东）被更多人认识的，知道有这么个人，曾经做了一些年轻人认为正确的事，也感动了一些人。”
他的母亲徐珏4年前因肝癌去世。天安门母亲群体，半数凋零。历史无情，他说自己和一些家属，已经不相信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六四平反，但他始终不相信，依靠暴力、金钱和维稳的政府可以长期维持，“即使我离世的时候也看不到（对六四）有公正的评价，我也会有信心，包括北京的难属，也是有信心。”
而在可见的将来，他想，六四记忆或许就和香港命运一样，漂泊无定了。最近他总是想着怎么办呢，“如果香港实在展不下去，我希望去取回哥哥的遗物，拿到自己身边，”他想着，“王丹在美国不是说要办一个六四馆吗？或者就去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