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词近些年来似乎已经成为美国的政治咒语。
在美国，无论内政，还是外交；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抗击疫情；更不必说科技投入和基建设施，一提起“中国”，往往会起到号召民众，团结异己的功效。
拜登总统口中的“中国”一词出现频率，似乎并不少于前任特朗普。他上台不久就对媒体表示，美国不需要与中国“冲突”，但要进行“极为激烈的竞争”。
而美国的竞争底气同时也是拜登经济学的核心——这是一项几十年来最具雄心的公共支出计划，规模超过6万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30%。
“这不是那种小修小补的计划，”拜登在匹兹堡的一场演说中说。“这是美国一代人仅有一次的投资。”
而这些投资是保持美国经济增长和对他国——特别是中国——的竞争力所必须的。
甚至面对广为诟病的美军撤离阿富汗行动，拜登的辩解之词也离不开中国——“世界在变化，我们正与中国进行激烈竞争……我们必须提高美国的竞争力，来应对21世纪竞争中的新挑战”；
“在这场竞争中，中国和俄罗斯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国在阿富汗陷入另一个十年”。
拜登经济学背后的政策体系，从制定到执行，都离不开中美竞争的宏大背景。中国人则在关注，美国的这场时代豪赌会对太平洋对岸的庞大对手，产生什么影响？
“以中国为中心”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强调，“内政即外交”，应对中国以及其他各种挑战，美国首要任务先是团结全美国，包含疫情及经济，打造美国实力，才能让美国民主模式继续影响全球。
今年七月在北京举办的第二期中美政经论坛上，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晓表示，“以中国为中心”已不仅局限在对外经济政策，而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英国《经济学人》也认为，拜登团队的对华战略基础在于，相信中国更倾向于称霸而非共存，因此美国首要任务是挫败中国野心，方法是在国内和国际上与盟友携手，强化经济、科技、外交、军事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来自中、英、美的三个观点异曲同工。不过《经济学人》警告，这一政策取向虽然许多地方很合理，但也有令人忧心之处，尤其是拜登对“威胁”的定义，因美国政治两极化。拜登似乎认为有必要塑造对手，重新团结整个美国。然而这是错误的，因为共和党人未必愿意支持拜登。再者，拜登对华的强硬言辞不一定赢得盟友认同，毕竟中国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盟友也会评估与中国为敌的利弊得失，结果可能证明拜登高估了美国的影响力。
“师华长技以制华？”
虽然有警告之声，但“拜登经济学”的巨轮已经沿着这一施政思路滚滚前行。
从拜登经济政策团队与美国媒体的采访中，不难梳理出这样一条逻辑线索——美国的弱点在于公共产品，比如公路、电力、教育、医疗等，自里根时代的“小政府”以来，都仰赖私营企业提供，然而质量和效率都差强人意，尤其是基建投资等领域，甚至存在失灵。
针对这一问题，政府需要发挥积极作用，主导提供公共产品，因此，拜登政府提出了超过六万亿美元的庞大支出计划。
经济学人智库（EIU）全球贸易首席分析师马志昂（Nick Marro）向BBC中文表示，有趣的是，美国的政策正逐渐偏向于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模式，这与中国的一些经济政策如出一辙，而近年来恰恰是美国官员在对这些经济政策提出批评。
在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之时，美国从政界到学界无不批评中国的产业政策（包括补贴、政府投资、贸易壁垒）创造了一个不公平的贸易环境（unlevel playing fields)。
从纸面上看，美国批评中国的经济政策，自己却不得不走上相似的道路。
这一现象颇具讽刺意味，在中文互联网上被网民进行类比，晚清时期中国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百年过去，现在角色对调，美国“师华长技以制华”和“民主为体，中学为用”，有观点认为后者也同样将以失败告终。
马志昂认为，相似性也仅止于表面，深究下来，中美两个市场的环境非常不同。比如，当涉及到资本控制、信息流动和外国投资限制时，美国经济要比中国开放得多。美国市场的这些方面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马志昂举例，即使美国在供应链审查中，其政策也更侧重于整个 “生态体系建设”，探讨支持国内人才，投资国内生产和研发，以及为美国劳动者提供平等机会，而不是只关注国家安全和以牺牲外国竞争对手为代价扩大市场份额——这些是中国产业政策中经常出现的主题。
“不过，拜登政府越来越重视加强政府对关键行业的关注，比如半导体、战略材料、电池和制药等，反映出美国承认在这些领域有丢掉领导地位的可能性。”
美国新政的中国后果
在不少经济学家看来，拜登经济学可能为中国带来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间接影响是包括中国在内，由全球一起承担的。
李晓表示，美元体系是当代美国全球霸权的核心，也是美国与以往帝国最大的不同，即不通过领土控制，而是通过发达的具有广度与深度的金融市场建构了一个全球性的资源控制体系。实际上，美国一切内外政策的核心都是在维护这个美元体系的顺利运转，这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正是由于美联储具有“全球央行”的特殊地位，大量研究已证明美国的货币政策，会对全球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
在李晓看来，“拜登经济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或者说与以往历届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最大不同，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虽然这不是拜登政府开启的，但是一定会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这是由当下美国经济结构所决定的。
为了推行“拜登经济学”雄心勃勃的支出计划，资金不可避免地来自扩张性财政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是俗称的“印钱”。
在货币政策上，为抵御疫情冲击对资本市场造成的影响，美联储推出了“无上限QE”政策。仅2020年增长超过3万亿美元，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五年的量化宽松总规模大体相当，使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创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在财政上，美国总体政府债务占GDP之比已经从2019年的135%蹿升至2020年的160%。在联邦层面，债务也已达历史新高，今年6月就以突破28万亿美元，且联邦政府财政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19年的4.6%快速升至2020年的14.9%，今年预计超过16%。
而这些创纪录的数字发生之时，“拜登经济学”还未全部展开，大部分的计划还未获得国会批准。
大量“印钱”会使美元贬值，而经济学人智库资深分析师麦克·弗兰克认为，美元走弱对任何拥有美元计价债务的人来说都是好消息，这包括很多新兴市场。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袁志乐则认为，一旦美国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会损害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上述两个看似矛盾的观点，其实非但不矛盾，还真的发生过。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开启“印钞机”，大量新兴市场国家趁着美元贬值，大量举债，有的远超自身的承受能力。因此当2018年美元升值和利率上升时，这些无力偿还，导致土耳其、阿根廷等一批新兴市场国家货币骤然贬值和甚至经济崩溃。
中国则与上述新兴市场国家情况大不相同，但却同样会受到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的规模在三万亿之巨，货币超发带来的贬值，会直接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缩水。
其次，通胀压力可能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传导到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中国可能不得不消化输入型通胀的压力。
“脱钩”风险依然存在
直接风险则来自于美国希望与中国“脱钩”的冲动。
马志昂向BBC中文表示，拜登政府经常发表关于重塑制造业以减少对海外商品依赖的言论，或明或暗都指向中国。最终很大一部分将会体现在供应链的变化上。
“我认为，脱钩的幽灵将继续存在。而这个幽灵对某些行业来说已经成为现实，比如技术领域，脱钩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发生。”
国际商业界将面临一个关键挑战——他们需要在美国的呼吁和中国市场的诱惑之间取得平衡。
“在金融服务、汽车或消费品等行业，脱钩将变得更加复杂。而这将使整个中美关系保持混乱。简单来说，即使两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相当严重，美国公司仍将热衷于在中国做生意。”马志昂表示。
相比之下，李晓则更多担忧。他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美国公开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的“去中国化”？这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历史经验可循的。
“我们还需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经济协调与合作，是需要以大国间的政治共识与合作作基础的。换言之，大国之间的经济协调与合作，仅仅凭借产业领域的分工或市场规模扩张是不够的，真正紧密、长期和深入的经济合作不只有利益，还存在着身份认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