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迈克尔·赫什
2001 年 9 月 11 日早晨黎明破晓时，世人眼里的美国几乎不可挑战。十年前苏联解体后，美国不仅是世界舞台上仅剩的唯一超级大国，而且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它甚至变得更加不可一世。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经济规模缩小到比葡萄牙还小。欧洲的重心转向内部，就货币联盟争论不休。日本曾经蓬勃发展的经济也已裹足不前。而中国还只是一只正在崛起的老虎。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写道，即使是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也无法与美国当时在世界上的经济、军事和技术主导地位相提并论。在 1987 年的著作《大国的兴衰》中，肯尼迪认为美国正在衰落，但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他改变了主意：“像这种力量悬殊的状况从没存在过；没有。”
尽管那天早上晚些时候发生的事情造成了可怕的创伤——这是对美国领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袭击——华盛顿在接下来两个月的反应只是重申了美国的主导地位。在塔利班拒绝交出9/11 事件背后的罪魁祸首基地组织之后，美国袭击了阿富汗——但以一种完全让武装分子感到困惑的新方式。少量中央情报局官员和特种作战部队配备了GPS 导航器和激光瞄准设备，可以在地面上“绘出”塔利班军队，并引导强大的智能炸弹，摧毁塔利班。生还者匆匆进山。基地组织创始人本·拉登和他的恐怖分子也一起逃跑，逃到他们在托拉博拉的山上堡垒。随着敌人的倒台，在一些美国官员看来，刚刚开始的“反恐战争”几乎要赢了。正如负责此次行动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加里·伯恩特森 (Gary Berntsen) 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的那样——并记录在他 2005 年的书《破颅者：对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袭击》——本·拉登被无意中听到在电台上请求他的追随者饶恕。伯恩特森迅速向华盛顿发回信息，请求增兵，他说：“让我们扼杀这个襁褓中的婴儿。”在短短几个月内，“我们就可以端掉整个基地组织的指挥机构，”伯恩森说。
就在那时，形势开始朝着不利于华盛顿的方向发展。
据报道，本·拉登躲在山里，要求他的武装分子祈祷——至少对他来说，奇迹发生了。白宫和美国国防部被入侵伊拉克的计划分心，决心在阿富汗保持“小足迹”，并拒绝出兵包围被困的基地组织恐怖分子，阿富汗专家彼得·伯根（Peter Bergen）后来写道，“一个美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军事失误之一。”本·拉登逃往巴基斯坦，失踪了近 10 年。然后是布什总统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这为阿富汗塔利班的复兴敞开了大门。入侵伊拉克的美军现在暴露在地面上，也被证明是圣战分子的教程，用于对抗过度扩张的超级大国的新型不对称战争，由较小的、更隐蔽的激进组织针对美国最严重的弱点，使用新型武器，如简易爆炸装置。许多这些战术随后从伊拉克传回阿富汗。最终，在忙于战事的美国人留下的真空中，塔利班重新振作起来，将这些不对称的游击方法用于实现赶出美军的长期战略目标。
最后，在 8 月 31 日，复活的塔利班将美国彻底赶出了阿富汗。武装分子在短短10 天内接管（阿富汗政权）令世界震惊，让华盛顿蒙羞，正如美国总统拜登当天演讲中所宣布的那样，他承认“一个重塑其他国家的重大军事行动的时代结束了”。这种新方法现在涵盖了整个中东：7月下旬，拜登还宣布在伊拉克的美军将在年底前降级为只提供军事训练的角色，显然是为撤军做准备。
因此，没有人比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更有理由庆祝9/11 事件 20 周年。四位美国总统——布什、奥巴马、川普和现在的拜登——都无法击败塔利班，据说这支力量只有75000 人。（由于）厌倦了这场战争，最近三位美国总统已经死心塌地采取了从中亚和中东撤退的政策。这一直是基地组织的主要目标，从本·拉登开始，他说自己试图将“十字军”驱逐出该地区。伊斯兰的庆祝活动将远远超出塔利班 8 月 31 日向空中发射的步枪子弹。
“地球上的每一个圣战组织都为塔利班这个小组织赶出异教徒的美国而欢欣鼓舞，”反叛乱专家戴维·基尔库伦 (David Kilcullen)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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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和他的团队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个严峻的新心理现实。拜登在全球的信誉显然受到了严重打击，尽管他似乎对此予以否认。总统一次又一次地强调他离开是正确的，甚至将他为期两周的涉及大约 12万人的大撤退描述为一种胜利，而不是令人沮丧的撤退。拜登在8 月 31 日的演讲中夸口说：“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哪个国家做过这样的事情。”他补充说，现在是美国迎接新挑战的时候了：“我们正在与中国展开激烈的竞争。我们正在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多方面的挑战。我们面临网络攻击和核扩散。”
的确如此。但最终的讽刺可能是，即使拜登的愿望是继续前进，美国现在实际上更接近于回到原点：面对一个充满圣战的阿富汗和一个胆大妄为的塔利班，就像在2001 年 9 月11 日。最大的不同：美国不再是曾经的令人敬畏的超级大国。其他人，不仅仅是圣战分子，将试图利用这一点。
“这对我们的声誉和为未来的目标召集盟友的能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20 年出版的《龙与蛇：其他人如何学会与西方作战》一书的作者基尔库伦（Kilcullen）说，该书深入探讨了美国近几十年来相对实力的丧失。“在可预见的未来，任何时候美国人对某人说，‘做我们想做的，否则我们将用我们的军队瞄准你’，回应将是：‘哪支军队？你是说在和塔利班的战争中败走的军队吗？””
拜登和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在过去 20 年中取得了一些重大胜利。本·拉登最终被美国的一次行动击毙，伊拉克基地组织的最初领导人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和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的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也是如此。此外，自9/11 以来，美国本土没有遭受来自海外的袭击。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领导层也被美国毁灭了，现在他们徒有外壳。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和经济强国，它不会从德国、日本和韩国（以及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巴林）等关键前沿基地撤军。许多外交官和安全专家表示，拜登拒绝接受美国可以占领和改造外国领土的想法，宣布从过度使用军事力量的重大战略转变是正确的。
曾在阿富汗拥有丰富经验的前美国大使厄尔·安东尼·韦恩 (Earl Anthony Wayne) 说：“我们错误的部分原因是认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硬实力做太多事情。”“针对特定的实施恐怖活动的硬目标，可以使用硬实力。那可能很有价值。现实状况是我们试图过于广泛地使用这种硬实力，认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改变整个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实际上创造了更多的新恐怖分子。”
事实上，外交政策专家表示，过去 20 年来唯一的好处可能是华盛顿从军事过度扩张的危险中吸取了宝贵的新教训，这些教训让人想起美国之前的屈辱：越南。将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点是，民族主义叛乱——无论是越共、塔利班还是伊拉克圣战分子——通常都具有比最强大的外国占领者更持久的耐心。越南前领导人胡志明说：“你杀了我们10个人，我们杀了你们一个，最后累死的还是你。”塔利班喜欢说，“你有手表，但我们有时间。”传递的信息是一样的，而这一教训——用美国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的话来说，美国不应该“去寻找要摧毁的怪物”——被川普和拜登这两位截然不同的总统深深地印刻在美国人的脑海里。如果教训能持续，它可能会防止过度自信，美国就不会入侵伊拉克和在阿富汗推行失败的反叛乱政策，美国官员多年来一直宣传这种政策比以往更加成功。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历史学家爱德华·J·瓦茨 (Edward J. Watts) 说，这是所有大国都必须学习的一课，回到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也面临着镇压地方叛乱的棘手问题。“如果你要进去，你必须承诺在那里呆很长时间，甚至无限期。这是美国在越南和阿富汗没有学到的教训。”
然而，美国现在必须考虑后果。本·拉登和他的一小群追随者在远超自己重量级的战斗中取得了成功，即使拉登斯人已逝——就像圣战者曾经对苏联人所做的那样，让美国人筋疲力尽。本·拉登被杀后，在阿伯塔巴德大院中发现的一份文件中，他写道他的最终目标是“摧毁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
最大的讽刺也许是布什总统和他的鹰派副手，主要是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当时的副总统切尼决心在 9/11 事件后展示美国的无敌能力。伊拉克入侵从来没有给出一个理由，但很明显，对于布什团队来说，仅仅消灭塔利班是不够的。根据此后发布的许多报道，政府希望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即美国的实力本身就是可怕的。时任伊拉克总统的萨达姆侯赛因与9/11 事件无关，但这位独裁者在布什的新战略提供了一个信手拈来的反派角色，这个新战略就是：对所谓的恐怖主义窝藏国家进行“先发制人”打击。
前美国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Ivo Daalder）说：“他们轻松干掉了塔利班，这让他们觉得我们的技术优势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不摧毁国家的情况下消灭政府。”
信心爆棚——有些人会说是傲慢——布什政府捏造了一个站不住脚（最终是错误的）的借口，即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有联系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后，不顾大多数盟友的建议，不顾世界舆论，布什入侵（伊拉克）。效果与他的意图相反。
“最重要的错误是入侵伊拉克，”基尔库伦在接受采访时说。“你真的可以将美国军事主导地位的下降归因于此。这是导致其他问题的主要错误。”
美国入侵伊拉克并成为阿拉伯世界中心的占领国的结果是，阿富汗被逐渐忽视，塔利班得以重新复苏并发挥影响，打开了一个针对华盛顿的新的伊斯兰恐怖分子的潘多拉魔盒。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美国人经常以野蛮的方式占领，大规模逮捕和殴打被关押在阿布格莱布监狱或布卡营地的无辜伊拉克人——引发了由扎卡维领导的新的伊斯兰主义的崛起。正如布鲁金斯学会 2015 年关于布卡营的报告所说的那样：如果被拘留者“到达时不是圣战分子，那么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离开时已经是”。这种伊斯兰运动进一步蔓延到也门、索马里和北非，后来演变成由巴格达迪领导的伊斯兰国。伊斯兰国诞生于伊拉克占领时期，然后又转移回阿富汗、叙利亚和其他地方，采用新的形式并采用新的、更聪明的策略。
因此，入侵伊拉克的首战——臭名昭著的“震惊和敬畏”战役——实际上“标志着[美国]高科技、情报主导、精确打击战场优势模式的顶峰，”基尔库伦写道。“这种战争方式是美国在 1991 年开创的 [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智能炸弹’时代的开始]，从那时起，其他所有人、盟友和敌人都被迫接招，但这种模式也很快衰落了。”
取而代之的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美国人的智能炸弹从九重天上拉下来，并被迫在地面与美国亲手制造的新的圣战敌人进行殊死搏斗——以大量的生命、伤残、美元为代价，考验着美国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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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那些敌人也适应了。圣战分子融入了他们所在的地区和社区，因此更难将他们与普通民众区分开来，在经历了多年无人机和空袭的濒死体验后，他们“变得更坚强、更聪明、更隐蔽，并且杀伤力与日俱增。”基尔库伦写道。圣战分子甚至开发了他们自己的技术，例如远程操作武器和战术，例如使用小型自动小组在分散的战斗群中作战，基尔库伦说西方本身可以从中学习。
哈佛大学资深外交官和著名战略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表示，由于美国的过度干预，“基地组织造成的损害与我们对自己造成的损害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据估计，近15000 名美军和美国承包商被杀，9/11 之后的战争的经济成本超过6 万亿美元。再加上被杀的外国平民和造成的难民人数，代价是巨大的。”
甚至一些质疑拜登从阿富汗撤军的民主党人也同意华盛顿在战略上做得太过分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民主党众议员拉哈·克里希纳穆尔提（Raja Krishnamoorthi）说：“我认为将会有很多关于我们的错误的书——阿富汗几乎将成为一本关于那些事不该做的参考手册。” “一个教训是，我们在国家建设方面真的很糟糕，我们不应该浪费金钱或时间以及我们最宝贵的资源，我们的人民，在没有传统或文化支持的另一片土地上建立或强加政府。”
詹姆斯·多宾斯（JamesDobbins）是塔利班后（派驻）阿富汗的第一位美国特使，后来担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特别代表，他称这 20 年是“美国外交政策中迷失的一代”。他说，9/11是“触发器”。他认为，从1945 年到 2000 年，每一位美国总统都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从那时起，四位总统几乎一无所获。他指出，奥巴马取得了几项重大成就，例如伊朗核协议和巴黎协定，但川普推翻了这些成就。为什么过去二十年的外交如此苍白？多宾斯说，部分原因是因为自布什以来的每一位总统都在努力清理他在9/11 之后的烂摊子。
“入侵伊拉克可能是自 1776 年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最糟糕的决定，”多宾斯说。但原因也在于国内经济危机，尤其是 2008 年大萧条之后，加剧了全国共识的破裂。
多宾斯说：“不相信自二战以来指导美国外交政策宗旨的一代人显著增加，（其中重要一条宗旨是）美国是国际秩序的主要支柱。”“答案可以追溯到收入差距的扩大。我们有整整一代人没有看到这个世界秩序为他们带来好处，（现有）国际秩序的 90%的好处流向了只占人口 10%（的富人）。”
更糟糕的是，在同样的 20 年期间，世界其他地方注意到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许多失误，并学会了抵制和羞辱美国的新方法。俄罗斯利用美国的双重泥潭，伊拉克和阿富汗，想出对抗华盛顿的新方法。欧洲人对拜登的单方面撤退感到厌恶，再次谈论在战略上走自己的路。危险在于竞争对手将进一步利用美国的弱点。
显然，伊拉克的溃败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失误，但其他因素也在影响美国命运的逆转。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领导下，克里姆林宫明白美国仍然专注于传统的军事影响力，并在中东和阿富汗陷入困境。基尔库伦说，因此普京想出了不对称地应对华盛顿的方法，方法是在一个“阈限”灰色区域进行操作，避免被发现并可轻易否认。这意味着，在实践中，“小绿人”——无法明确识别为俄罗斯士兵的俄罗斯特工——将控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这也意味着使用秘密方法来破坏美国的民主；克里姆林宫特工通过入侵 2016 年和 2020 年的选举来利用美国内部的政治分歧，并将大量数字虚假信息引向美国，进一步激化了分化紧张局势。由于华盛顿在国外的过度扩张和国内的严重分歧，克里姆林宫不再将美国视为一个不受挑战的超级大国，而是一个受伤的庞然大物，在无数地方被割伤和刺破，其民主正在失败。毫无疑问，普京计划继续削弱美国。
基尔库伦写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一再未能将战场胜利转化为战略成功或将这种成功转化为更好的和平”的回应。相反，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个孤独的超级大国让自己陷入“看似无休止的连续、无结果的战争之中，这些战争消耗了我们的精力，而我们的竞争对手却在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