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剧焦一线（ID：TVfocus），作者：李知恩，头图来自：《周生如故》
《周生如故》开播后，不少人评价该剧为“BE美学天花板”，甚至有人认为，《周生如故》在“BE美学”上的造诣可以拳打《东宫》。
事实真的如此吗？
BE（Bad Ending）一词为网络用语，指悲剧结局，与HE（Happy Ending）对应。所谓“BE美学”，通俗来说就是“悲剧美学”。
国产影视剧中不乏经典的悲剧作品，如《红楼梦》《水浒传》《大明宫词》《天龙八部》等等，在这些经典面前，《周生如故》实在称不上天花板。即便是与《东宫》相比，《周生如故》的悲剧造诣也难以与其比肩。
《周生如故》的故事，简单概括就是“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甚至双双惨死”。乍听确实无比悲情，但纵观整个故事，便会发现全剧更多是在“为虐而虐”。
《红楼梦》《大明宫词》等经典之作早就告诉市场，真正的“悲剧美学天花板”从不刻意制造虐点，也不会强行“发刀片”。相反，它们往往依靠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表达令观众共鸣，也会抛开极端的“宿命论”，去探讨命运悲剧与性格悲剧的内在关联。
更重要的是，高级的悲剧作品不会像《周生如故》一般，让形象单薄的反派成为悲剧结局的推动者。
站不住脚跟的故事，不足以渲染悲剧本色
朱光潜曾在《悲剧与人生的距离》中说：“悲剧把生活的苦恼和死的幻灭通过放大镜，射到某种距离以外去看。”
也就是说，悲剧和所有艺术创作一样，来源于现实才会引发观众的共情，这个“现实”可以是当代背景，也可以是其它时代或架空的背景。总之，在高质量的悲剧创作中，人物设定、故事背景一定要站得住脚，且符合现实的逻辑。
《周生如故》中，主角周生辰和漼时宜最终走向BE有两大原因，一是周生辰曾立誓“此生不娶妻生子”，二是两人一个为“手握七十万大军的王爷”，一个为名门漼氏独女，若联姻对皇权威胁过大。这两个设定看似合理，实则都经不起推敲。
首先，周生辰立誓是为了打消朝廷内外对自己“可能会谋反”的担忧。
但参考历史来看，七十万兵马在任何朝代都是可以危及统治的存在，历史上尔朱荣一万兵马就可以发动河阴之变，更何谈七十万兵马？对当权者而言，军权带来的实质威胁不是口头许诺就可以抹去的，况且，“是否娶妻生子”与“是否会谋反夺权”间，并无剧中所说的必然联系。
其次，在古代名门一般都是士族或门阀，因家族众人世代为官，逐渐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些士族或门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王朝的运转，所以当权者及皇室子弟往往会与名门之女联姻。
历史上，多数名门之女的婚恋确实是不自由的。但是，《周生如故》并没有成功立住漼氏这一名门。
从漼广被太后戏耍，前期面对宦官篡权时无能为力，可以看出漼氏一族并不具备名门的“政治素养”和轻易左右朝局的能力。从漼广病逝后漼氏一族在朝堂中只剩寥寥几人支撑，可以看出漼氏也不具备名门的“标配”，即盘根错节的势力范围。
在此背景下，《周生如故》中“名门之女漼时宜是制衡多方势力的关键”这一设定，是完全立不住的，它纯粹是为虐恋而服务。
确实，《周生如故》不像《琉璃》《香蜜》般，依靠“误会情节”来营造悲剧氛围，它想刻画的是大环境下的宿命悲剧，就如王国维在悲剧艺术的三重境界里提到的：由于人物之位置关系不得不导致悲剧，出于生活之必然，而非命运之偶然。但儿戏般的权谋戏，以及经不起推敲的架空背景，让《周生如故》的悲剧表达充满了刻意。
同样是讲述“相爱的人最后没有在一起”的故事，《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凄美爱情，才称得上“BE美学天花板”。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指的不仅是他们的爱情被重视利益的大家族忽略的无奈，也是他们二人无力为爱情反抗封建礼教的悲哀。贾宝玉虽是封建制度的反叛者，但他的反叛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矛盾性，林黛玉虽然认识到了封建时期女性悲剧的深度原因，但她只能自怨自艾，接受封建礼教对自身的迫害。
近年来，《红楼梦》的悲剧美学之所以被反复探讨，是因为它花费大量篇幅通过贾府反映了封面社会盛极而衰的时代转折，通过贾府的众生相展现了封建制度对个体的压迫和禁锢。因此，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才能在这出“社会悲剧”中站住脚，观众才能切实感受他们二人面临悲剧命运时的痛苦与煎熬。
人物和故事在现实逻辑上立得住，并能折射现实中的悲剧，作品的悲剧效果自然而然就能凸显。反之，《周生如故》这种“为赋新词强说愁”式的悲剧创作，只会尽显刻意。
二流的悲剧是外因造成的，一流的悲剧是自身使然
《周生如故》够不着“悲剧美学”的天花板，也是因为该剧从始至终都在依靠“外力”来营造悲剧性。这是不少悲剧作品的常规操作，比如在《天外飞仙》中，小七与童远最终未能相守，就是因为“人仙不得相恋”的天规。
之所以借助“外力”去制造宿命感和悲剧感，在于不少影视作品都力图呈现完美无暇的理想爱情，在这种剧中，男女主在性格和人格上不能拥有任何瑕疵，那矛盾只能靠“外力”推动。
《周生如故》中，周生辰和漼时宜之间的爱情虽无法明言，但二人的相处模式始终是情投意合、相互扶持、并肩作战式的。他们所有的悲剧，都是外力造成的。
这种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爱情，本身就与“悲剧”格格不入。
退一步讲，即便现实中存在这样的神仙眷侣，从“悲剧美学”的角度而言，忽略人性冲突与矛盾，只强调“外力”影响的爱情悲剧，也是缺乏现实共情力与价值的。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二流的悲剧是外因造成的，一流的悲剧是自身使然。”
《大明宫词》中，太平公主的爱情悲剧堪称经典。她和薛绍最终阴阳相隔，确实受到了外因的影响，太平“一见薛绍误终生”，武则天为了让薛绍迎娶女儿，果断赐死了薛绍的妻子慧娘，这也在太平和薛绍之间埋下了雷。后来，即便薛绍爱上太平，因慧娘之死而痛苦的他仍选择了自刎。
但这一“外力”，只是太平和薛绍不得善终的部分原因。《大明宫词》中，武则天对太平讲过一段话：“女人最可怕的弱点就是过于急切的承担责任，薛绍明明死于自己的懦弱，他爱上了你，他背弃了慧娘，他对不起两个女人，但是太平，你却认为他是被你害死的。”
人性是复杂的，薛绍之死源于他极强的道德感和爱情忠贞观，也源于他内心深处懦弱避世的本性，这便是“自身使然”造成的悲剧。
亚里士多德曾提出过悲剧的六个成分，即情节、性格、思想、言辞、形象和歌曲，他认为其中性格的重要性仅次于情节。性格和复杂的人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个体的行动和选择，并在“蝴蝶效应”下决定着个体的命运走向。这种内因和客观大环境下人力不可改变的“外力”，一起构成了悲剧的宿命感。
将造成悲剧的内因放大来看，它与人物的人生观、价值观也是密切相关的，这些都是性格的延伸，是来自人物心灵的冲突。
《倚天屠龙记》中，最终张无忌与赵敏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周芷若成为了前任。不少人认为，张无忌和周芷若之间最大的阻碍是灭绝师太，但是，即便没有灭绝师太的横加阻拦，张无忌与周芷若也并非良配，因为他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几乎是背向而驰的。
周芷若自幼丧父，拜入峨眉派后，在灭绝师太冷酷无情的管束下成长，同时还要面临丁敏君等同门的刁难，这都导致周芷若极度缺乏安全感，对权利和地位十分看重。与周芷若相反，张无忌是洒脱的，他对一切都不强求，对江湖地位和富贵都不看重，只愿尘埃落地后和爱侣浪迹江湖。所以，周芷若和张无忌注定以悲剧收尾。
其实，纵观影视或文学史上留名的悲剧爱情，它一定是命运悲剧与性格悲剧的结合体。《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乱世佳人》中斯嘉丽与白瑞德的爱情悲剧，莫不是如此。
对比之下，将主角完美化的《周生如故》主张的是绝对的宿命论，它几乎没有为性格悲剧留出呈现空间。而至于剧中周生辰“将家国大义置于儿女情长之前”，漼时宜“不敢违背家族意志”等行为，也因缺乏逻辑性的故事背景，难以成为深度性格的体现。
只得其皮毛未得其精髓的“英雄悲剧”
有人称《周生如故》是“BE美学天花板”时，提出了一个论据：“剧中所有人都是正常的，甚至是善良的，事情仍然无可挽回地缓缓滑向溃败，没有赢家，没有幸存者。”
抛开这个说法是否符合《周生如故》的剧情不谈，这段话，其实很符合黑格尔的悲剧理论。
黑格尔认为，悲剧的实质是伦理的自我分裂与重新和解，伦理实体的分裂是悲剧冲突产生的根源，而悲剧冲突是两种片面的伦理实体的交锋。在黑格尔看来，冲突的悲剧性在于，冲突中对立的双方都有辩护的理由，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
通俗来说，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强调的是，悲剧中对立的双方并不一定就是善与恶，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有自我认知中的合理性及正确性。这一悲剧理论被广泛认可，在于人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很多人都处于善恶的中间地带。
《东宫》之所以能成为不少人二刷三刷的作品，是因为它诠释的正是黑格尔的悲剧理论。《东宫》女主小枫的悲剧，是男主李承鄞一手造成的，但很少有人用“可恨可憎”去形容李承鄞，因为他本质上也是可怜的存在。家族的冤屈、生母的死亡、前太子的遗愿、皇族的冷血都在挟裹着李承鄞，推着他一步步牺牲爱情，“破坏掉”小枫。
陈世骧曾在致金庸的书信里如此评价《天龙八部》：“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这或许就是黑格尔悲剧理论的文艺说法。
再来看《周生如故》，全剧最虐的点无疑是结局时，周生辰被剔骨而死，随后生无可恋的漼时宜身着红衣从城墙跃下。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为太子刘子行，因为对漼时宜爱而不得，刘子行对周生辰心生妒忌并走向黑化，这是他联合奸臣陷害周生辰的直接原因。
也就是说，《周生如故》的最终虐点是邪恶势力制造的，它的故事并未脱离忠奸善恶的二元论语境，人物关系也并非那段论据中提到的“所有人都是正常的，甚至是善良的”。
所以，《周生如故》并不是黑格尔所言的“正确与正确的对抗”，它的悲剧模板更接近古老的西方英雄悲剧。
西方英雄悲剧中，主人公一般都是英雄和帝王，他们往往具有崇高的品质，肩负着不寻常的使命，忠实于自己的职责，将国家、阶级、民族的利益看得至高无上，为此不惜牺牲爱情、亲人和生命，《周生如故》里周生辰就是这一设定。
英雄悲剧中，英雄的对立方不是邪恶的反派就是强权，比如《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盗来火种送给人类，被众神之主宙斯钉在了高加索的悬崖上。
在国内，元代杂剧《赵氏孤儿》也是展现正义与邪恶斗争的英雄悲剧，但在当代的影视改编中，创作者将西方英雄悲剧的模板与黑格尔的悲剧理论进行了结合。比如《赵氏孤儿案》中，屠岸贾依然是反派形象，但他却并非大奸大恶之人，他会欣赏忠义之士，对妻子更是忠贞不渝。
同时，《赵氏孤儿案》深化了杂剧中的正邪斗争，剧中屠岸贾设奸计陷害忠臣赵朔，本质上离不开当时赵氏家族、晋国国君、屠岸贾三者之间的政治博弈。在这场政治游戏中，赵氏功高震主且一步步控制军权、政权和舆论，不断强化自己的势力，国君下决心清洗赵氏家族，屠岸贾不过是国君手中的刀，他与《大明王朝1566》中的陈洪是一样的。
可以说，《赵氏孤儿案》的悲剧故事中有着中国古代权谋斗争的精髓，也有着人性未泯的反派屠岸贾和不完美的正派赵氏家族，这都令《赵氏孤儿案》的英雄悲剧更具辩证哲思。
对比《赵氏孤儿案》，《周生如故》只是单纯套皮西方英雄悲剧，剧中的正派与反派都单薄的、刻板化的，因此，《周生如故》所讲述的英雄悲剧也是浮于表面的。
或许，比起《周生如故》，《红楼梦》《大明宫词》《赵氏孤儿案》等经典作品，更配得上称一声“BE美学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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