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特里克堡,被告了。

不久前,韩国大韩消防安全教育文化协会以“实验室非法活动”为由,将驻韩美军生化实验室和德特里克堡告上了釜山地方法院。



抵制来源于恐惧。

从2009年至2015年,美军共向驻韩美军运入炭疽病菌15次。2016年,驻韩美军在釜山港8号码头设立并运行生化实验室被曝光。

这些致命病毒,来自德特里克堡。同样等级的神秘实验室,美国还有14个。

谭主联合专业机构,继续溯源美国,通过数据分析系统和跨语言知识图谱,对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相关的研究进行了深度挖掘分析。这张关系图,扒出了美国生物实验室背后的黑手。



从德特里克堡和其他美军生物实验室投射下的阴影,正笼罩着世界。





2021年,美国国家生物农业防御基地(NBAF)即将竣工,其中有一所和德特里克堡同属P4等级的生物实验室。

实验室的建造,离不开帕特·罗伯茨的功劳。这位堪萨斯州议员,一直在为实验室落地自己的选区奔走。

这一努力,持续了二十多年。

早在1999年,他便开始敦促堪萨斯大学的两名教授,为他起草一份生物实验基地计划。

在罗伯茨眼里,美国国家生物农业防御基地(NBAF)可以给当地带来约1300个建筑类工作岗位。正式运营后,又将创造出350到600个专业技术岗位。这是堪萨斯州前所未有的经济机遇。

只是,风险也是前所未有的。

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代表最高等级的密封程度。这也意味着,一旦发生事故,将会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更何况,作为土生土长的堪萨斯州人,罗伯茨很清楚,堪萨斯州,处于飓风区。

美国国家科学院曾出具了一份报告,并警告称,鉴于堪萨斯州的地理环境,实验室出现病菌泄漏、传染病暴发的概率是70%。

这似乎不大符合一个政客的常规逻辑,追求政绩的道路千万条,何必非要走高风险的这条路。

但罗伯茨,仍然不管不顾。

2001年,酝酿已久的罗伯茨终于等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美国发生炭疽攻击事件,生物安全,成为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此后五年,联邦政府花费了360亿美元扩大其生物防御体系建设,既包括生化武器防范,也包括病原体研究。小布什更是直接发布指示,要保护美国的食品供应免受恐袭影响。

2005年,罗伯茨果断出击,参与投标实验室建设。这场投标竞争激烈,共有29个州参与。作为堪萨斯州筹备委员会荣誉主席,罗伯茨拿出了全部热情,亲自出马。

他的第一个理由,正是美国国家生物农业防御基地(NBAF)可以保护食物生产链各环节。而堪萨斯州,最发达的正是农牧业。看起来,合情合理。

但美国国家生物农业防御基地(NBAF)要实现的功能,可不止这些。它建成后,将承接国土安全部运营的普拉姆岛实验室的所有功能。

普拉姆岛实验室的故事,谭主在《【深谭】溯源人类最危险“病毒”:德特里克堡》中提到过:

不止一次,发生过病毒泄漏事件。

这样一个有黑历史,常年研究致命病毒的实验室,怎么可能建在飓风区?但罗伯茨铁了心:实验室,必须落地。

至于防范风险,那就请联邦政府兜底,给实验室加修安全设施。

一开始,实验室预计造价为5.63亿美元,2014年,这一数值升至7.14亿。而它的最终花费,达到了12.5亿美元。

防护措施做了,成效却不能保证:2012年,国土安全部发布评估报告,称泄漏几率只有0.1%。而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对此高度怀疑,认为情况不容乐观。

民众自然不答应。随着风险评估报告的出台,人们也开始质疑这一竞标结果。堪萨斯州当地居民甚至组成了抗议团体,散发抵制实验室的请愿书,写信给当地杂志,质问政客为什么要让NBAF进驻当地。

到今年6月,质疑还在继续,一封名为《堪萨斯不需要NBAF》的请愿信刊载在了《民主山》上。

作为一名议员,罗伯茨却表现出一副完全不在乎选票的姿态,怎么看,都不合理。

谭主仔细查阅罗伯茨的简历发现,他的身份,并不简单。

在1958年至1962年间,罗伯茨效力于海军陆战队;而在参议员生涯中,他还担任过新兴威胁与能力小组委员会主席。该小组委员会负责监督军方在国土安全领域以及防止核、化学和生物武器扩散方面的工作。

换言之,罗伯茨和军方关系密切。

而“巧合”的是,美国国家生物农业防御基地(NBAF),这个罗伯茨心心念念的项目,直属美国国土安全部。与这一项目合作,为其提供情报分析以及应急响应预案等技术支持的机构,是国土安全部旗下的国家生物防御分析与对策中心(NBACC)。

这个机构,在德特里克堡。它和同样位于德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等机构,彼此协调设施内的研究活动,共享科研能力。

更为“巧合”的是,当年与罗伯茨一起,为美国国家生物农业防御基地(NBAF)落地堪萨斯州站台的两位教授的身份:

杰瑞·贾克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兽医科主任。

南希·贾克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病理科负责人。

罗伯茨如此积极的背后,想必不只是为家乡提供几个工作岗位那么简单。而在罗伯茨奔走的这些年,美国军方和德特里克堡的身影在其中,若隐若现。





德特里克堡出“影响力”,政客配合,这已经成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这样的模式下,美国生物实验室的数量激增。

近30年,美国P4实验室的数量增加了750%。完成布局,接下来,美国政府登场了。

政府用这些实验室干什么?谭主从一名叫作拉尔夫·巴里克的教授身上,看出了端倪。

2019年12月,巴里克收到一份委托协议,委托双方,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美国生物技术巨头莫德纳公司,协议是关于冠状病毒疫苗的研究。

委托给巴里克的原因很简单——他掌握关键技术。他也拥有和冠状病毒相关的三项专利。

早在2003年,巴里克就曾克隆了具有传染性的SARS病毒毒株。而他掌握的反向遗传学技术,能够依据冠状病毒的基因片段培育出活生生的病毒,还可以改造冠状病毒的基因,制造出新的冠状病毒。

研究这些,巴里克想干什么?谭主在这些专利中,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线索。

巴里克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网站有登记的与冠状病毒相关的专利,全部都是由NIH资助的。

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一直是这些研究的支持者。这种布局,已经持续近半个世纪。

1982年,巴里克取得微生物学博士学位,因其在小鼠肝炎等RNA病毒的研究中成就显著,获得了包括NIH在内的美国卫生机构的资助支持。

此后,巴里克在政府的资助下,开始研究同为RNA病毒的冠状病毒。据公开资料,仅2017年,巴里克从NIH下属机构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 (NIAID)获得的拨款就有600万美元。

政府通过给巴里克拨款,控制了冠状病毒的研究。巴里克自己也承认,他的研究,是由政府对冠状病毒的政策牵引的。

NIH2021财年的年度预算约为429亿美元,NIH约10%的预算会用于机构内部研究人员。预算的大部分,就是用于投资各个领域顶尖科学家的研究。

通过类似的方式控制专利权,NIH从强生等美国大医药公司那里获得了巨额利益。

美国政府问责局的调查显示,NIH从1991年到2019年医药公司售卖的34种药品中,收到了高达20亿美元的专利收入。

通过资助相关研究,获得专利所有权,再通过药企营收获利,如此这般,利益共同体形成了。捆绑的利益,也让研究人员,背离了研究的初衷。

巴里克曾承认,在分子水平研究未来可能会暴发的病毒是前所未有的,它有开发治疗方法和研制生物武器的两面性。但被问及如何应对这种风险,他避而不答。

有人出钱,有人办事,至于风险,根本没人去考虑。



生物实验室的数量不断膨胀,随之带来的风险,也不断增多。管控实验室泄漏风险,成了美国政府必须面对的议题。

起初,美国政府还会做一些表面工作。

尼克松时期,美国政府声明要禁止生物武器的研发与使用。他的继任者杰拉尔德·福特宣布,美国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但声明,最终没有落地。而公约,也没有落实——20年来,美国一直独家阻挡重启核查议定书的谈判。

除了实验室所在地的民众,理智的科学家们也在奔走。2014年,来自欧美几乎所有著名大学的数百名科学家签署了一份声明,警告在P4实验室进行的研究的危险性。

但这些声音,都被美国政府忽略。利益驱动之下,美国生物实验室野蛮生长。

《外交事务》杂志网站的一则书评指出,高等级生物实验室的井喷,增加了病毒泄漏的风险,美国在生物防御上的做法是适得其反。

国内民众反对呼声高,那就在国外建。仅公开的资料显示,美国在全球就建立了200多个军事生物实验室。

伴随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扩张的,是层出不穷的泄漏事件。

就在今年的7月30日,哈萨克斯坦媒体报道了国内两个州的牲畜意外成群死于不明疾病。俄罗斯媒体东方新观察网在报道中提到,舆论将这种情况与位于阿拉木图的美国军事生物实验室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俄罗斯军方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负责人也在一次简报会上提到,美国在格鲁吉亚的军事生物实验室,在2015-2016年造成了73名志愿者死亡。

伤亡,谁来负责?

违规向韩国输入炭疽病菌被曝光后,美国先是极力否认,当披露的证据越来越多,美国又承诺“不会有下次”。

但韩国议员李在祯调查后发现,2016年后,美军仍在继续。

韩国的反对,无效。

2020年,乌克兰议员向联合国发出投诉声明,据“今日俄罗斯”报道,投诉声明中提到,美军实验室所在地区发生泄漏病毒事件,导致当地暴发多种传染性疾病。

从2009年开始,乌克兰经常暴发一些神秘疾病:2009年,450名乌克兰人感染了出血性肺炎;2011年,33名乌克兰人感染霍乱,2014年,得霍乱的人数达到了800......

感染暴发地旁,就是美国生物实验室的驻地。乌克兰境内,有16所美国生物实验室。而乌克兰政府,也不知道里边发生过什么。

鉴于这些情况,投诉声明中还提到,乌方认为实验室已违反协议规定。

但美国驻乌实验室的雇员,具有外交豁免权,新闻网站“112乌克兰”指出,乌克兰当局没有直接承担责任,他们是在保护美国的实验室。

乌克兰的反对,无效。

哈萨克斯坦前国防部副部长阿米尔别克·托古索夫,也曾愤怒地表示,“我们就像实验用的猴子,我们的领土成了五角大楼测试新病毒的天然试验场。”不久后,他“意外猝死”。

由此引发的公众关注,很快被扑灭。那些支持他的人,甚至面临刑事诉讼。

哈萨克斯坦的反对,无效。

所有的抗争,最终都走向无声。

韩国从2015年来的抗议越来越激烈,美国留下的只是空洞的承诺。而韩国官方更多时候处于缺位状态,诉讼来自民间。

这些国家的政府是在保护谁?又是受谁施加的压力影响?

唯一确定的是,海外实验室的获益方,美国,仍没有停下新建生物实验室的步伐,实验室里的病毒研究还在暗地进行。

阴影,仍在蔓延。美国的罪与责,该被审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