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光灯下，这位32岁的艺伎优雅地跳了一段日本传统舞蹈，她像蝴蝶一样翩跹，挥动着手中的扇子。
表演结束，她和屏幕上的观众们聊起了天，“你们在家过得怎么样呢？在紧急状态期间，我一直在玩动物之森哦！”
这样的场景放在两年前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规定
在疫情发生之前，Chacha的客人主要是有钱的中老年男性，在一间传统日式客厅的榻榻米上，Chacha表演，他们欣赏。
但是在疫情发生后，规矩都被推翻了。越来越多艺伎开始提供在线表演服务，无论新客老客，只要下单都可以见到艺伎。在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里，她们将与客人互动，跳舞、聊天，甚至在线表演茶道。
另一位进行在线表演的艺伎Yumiko这为Chacha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客人。比如有一次，8名韩国年轻人为了给朋友庆祝生日，购买了她的服务。
还有一次，客户是一位65岁的日本婆婆，她和其他几位女性共同观看了表演，“很多人觉得女人不适合看艺伎表演，但是当我们在线观看过后，发现其实我们也可以享受这种娱乐，之后会有更多女性也去线下看艺伎表演。”这位婆婆对这次在线艺伎表演感到非常满意。
在线表演，是艺伎们不得已而为之的谋生手段，事实上，这样一个原本已日趋小众的群体，在疫情的冲击下几乎走到了崩溃边缘。
五花街是京都观光胜地之一，这里有日本最大的艺伎和舞伎社区，街道两边种着樱花，布满了传统的町屋。
不过五花街并不是一条街的名字，而是五条花街的总称，包括“祇园甲部”、“先斗町”、“上七轩”、“宫川町”和“祇园东”，艺伎们在这里居住、生活和工作。
五花街之一的先斗町，宽约2米的石板小巷全长不过500米左右，却错落分布着20家茶屋（艺伎们表演的场所）、饮食店和歌舞练习场，热闹的气氛昼夜不停歇。
每天世界各地的游客们会成群涌来这里，只为在艺伎们从住所匆匆赶往茶屋的路途中一睹她们的风采。
京都五花街今昔对比
去年4月，京都艺伎区迎来了二战以来的首次关闭，自此之后，花街再也没能恢复以往的热闹。
根据防疫要求，茶屋营业时间缩短至晚上8点。往年被写得满满当当的茶屋预约手册如今预约寥寥，不仅如此，茶屋老板们每天还要划去一年前的预约。
“如果晚宴6点开始8点结束，其实就是一眨眼的工夫，如果那时候请客人离开我们也会很为难。”岸本要子说，也许是考虑到这一点，她经营的茶屋“松本”已经宣告停业。
响应京都政府的要求，工作人员正将缩短营业时间的通告贴在先斗町的茶屋门前 不只是私人表演被取消，每年春季在京都举办的大型公共表演也都难逃被取消的命运。
在疫情之前，如果你在三四月间造访京都，那么你可以在不同花街欣赏到形形色色的歌舞表演：上七轩的Kitano Odori，祇园甲部的Miyako Odori……这些都是拥有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历史的传统活动。然而如今，这些带有聚众性质的演出几乎难以获得举办许可。
2017年2月，日本京都的艺伎学徒扔大豆驱赶“恶魔”迎接立春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不少艺伎都陷入了经济困境。
艺伎Koiku回忆起此前职业生涯中的两次重大危机，一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还有一次是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但现在她觉得，这些都远远比不上疫情带来的影响，如今她接受的预订连疫情前的一半都不到。
“去年我的收入只有从前的 10%，最后不得不动用储蓄来支付日常开销，”另一位住在上七轩地区的艺伎说，为了减少与人接触，她已经不再参与舞蹈课和音乐课。
因京都宣布紧急事态而变得冷清的先斗町当艺伎还是一名舞伎时（即还在学习音乐、舞蹈和待客艺术的阶段），她的房租和日常开销都由艺伎宿舍来承担，一旦正式成为艺伎，她将依靠客户支付的费用为生，而宿舍将不再负担她们的房租和生活费。
“自从我高中毕业成为‘shikomi（服务生，成为舞伎之前的必经阶段）’以来，每天都穿着和服参加课程和聚会，但去年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多场合都不穿和服。”这位艺伎苦笑着说。
疫情发生之后，茶屋作为餐饮店铺可以向政府申请补助，但作为个体经营者的艺伎却很难得到政府援助。另外，碍于不能结婚的规定，她们也很难向传统家庭主妇一样，寻求丈夫的支持。
如果艺伎自己手头有一些积蓄，也许还能够勉强度过眼前的难关，但是对于那些才工作没多久的艺伎，或者尚未出道的舞伎来说，经济问题就变得非常棘手。
根据京都传统艺术基金会的数据，从去年三月到今年三月的一年间，京都五花街的艺伎人数从169人下降到161人，舞伎人数则从81人下降到68人。离开的艺伎和舞伎或退出行业，或暂时回到乡下老家，连一些尚未进行舞伎学习的 shikomi 们也都推迟了出道计划。
事实上，受影响的行业从业者并非只有艺伎们，“我的每一场活动都被取消了，”Mitsunaga Kanda说，他是一名化妆师，已经为艺伎和舞伎们化了几十年妆，因为疫情，他也一下子陷入了失业的境地。
围绕艺伎们展开工作的假发造型师、和服穿衣师等等也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艺伎行业从来不是孤立的，即便是演出房间内的榻榻米垫子和纸门也都有赖于当地工匠们的制作，可以说艺伎们养活的是所有与其相关的工匠和从业者。
艺伎们的困境，可以看作是京都现状的缩影。
8月11日，日本单日新冠感染达到创纪录的1.58万人，其中京都新增341人，创下新高，越来越多地区进入紧急事态宣言。
自从疫情发生后，游客离去，这座曾人潮涌动的城市正在重回十年前尚未发展观光业时的寂静，“现在的京都很像我小时候生活的中国三四线小城。”旅日作家库索说，她有时坐公车路过冷清的市中心，突然发现京都其实很小。
宁静，似乎最能形容京都如今的氛围——而这在两年前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库索住在京都北边，疫情前游客相对不多，平时她很怕去市中心的三条、四条和河原町，那里是京都游客最为密集的区域。但现在一切都变了，她后来在微博里写道，晚上九点过后，（京都）像冷清萧条的小镇，贺茂大桥上开过的巴士带着不符合这种氛围的刺眼亮光……坐在鸭川三角洲的人们，笼罩在一团又一团黑黢黢的阴影中，也像是小镇上因为夏夜供电不足导致的大停电而不得不聚在河边乘凉。河里可太精彩了，虫鸣声蛙鸣声和水鸟叫声混杂在一起，淹没了人们的谈话声。
东京奥运会期间，库索拍了拍在山川溪流边悠闲消夏的京都人虽然旅游业并非京都唯一的支柱产业，但不可否认的是，旅游业对京都经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早在2006年，日本提出了“观光立国”国策，京都是转型最为成功的城市之一。根据日本网的报道，这十年间来京都旅游的外国游客从50万人增长到了800万人，2018年，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游客总数达到5200万人，他们共为京都带来了1.3万亿日元的旅游消费——但也带来了让京都人烦恼的人流、垃圾和噪音。
因此面对疫情带来的变化，京都人可谓是非常矛盾的。
Masaru Takayama在京都开了一家旅游公司，如今公司的生意是几十年来最糟糕的，但他觉得外国游客离去对当地社区来说也许是件好事。
他这样描述自己如今的生活，“预订吃饭的地方更容易了，街道也不会经常被成千上百的游客堵住。周末我去了一座寺庙参拜，那里一派安静祥和，但我知道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庙里的氛围会大不相同。”
库索在疫情之前偶尔会去鸭川边的一家网红咖啡店，店里常常排着长队，她观察到，店员和客人脸色都不太好。疫情发生后，她写邮件给店主约采访，却遭到了婉拒，店主在回复中写道，“在那（疫情）之前，真的涌来非常多人，常常疲惫不堪，完全应付不过来。如果未来还是回到疫情前那样，无论是店里的余力还是和周围邻居的关系，恐怕都很难再维系，会走向不得不关门的局面。”基于这样的考虑，店主夫妇决定拒绝所有面向海外客人的推广。
但是对于另一部分京都人来说，游客离开后的日子却非常难熬。
在京都开了八家民宿的Jasmin十分喜爱京都的传统工艺，因此认识了不少京都传统匠人。清水烧、朝日烧、京漆器等都是京都著名的传统手工艺作品，也成为很多国外游客来京都会购买的伴手礼。她告诉我们，随着外国游客的离去，她认识的那些手工匠人们都难以将作品售卖出去，生活陷入困顿。
为了吸引游客的目光，铁路公司JR西日本和淘宝联手做了一场“虚拟旅游”直播，带中国观众线上看京都最著名的岚山景点，而岚山景点也在去年发推特为自己吆喝：现在岚山人很少，来这里旅游就可以独享所有风光！
“在岚山开店，无论经营得好不好，生意都不错，但现在哪怕再用心经营，生意也很惨淡，所以在岚山工作的京都人都希望游客快点回来。”库索告诉我们。
而在希望游客回来的人群之中，自然也包括了靠游客为生的艺伎们。
“（去年）4月到5月完全歇业期间，我全身都出现了湿疹，但是随着六月份有一些客人逐渐回来，我很快就恢复了，（当时就想）果然，艺妓是我的天职啊。”纱月说。
她15岁入行，21岁成为一名正式的艺伎，如今在五花街中最大的祇园甲部工作，已经从业10年，并连续7年蝉联人气第一。
纱月自从去年京都第一次宣布进入紧急事态以来，五花街制定了不少防疫规定，比如禁止交叉使用同一个杯子，不能和客人玩游戏，室内通风，检查体温、彻底洗手等，“艺伎和舞伎戴口罩很困难，因为会破坏发型和妆面，所以我们只能禁止10人以上的聚会，和客人在榻榻米房间里也保持远距离，而且聚会进行2小时就得结束。”纱月解释道。
她们说话时将涂有抗菌涂层的透明扇子挡在脸前，这样不仅符合防疫要求，也可以让客人看到自己的表情。
一些茶馆还推出了“私人舞伎茶道”的体验服务，客人坐在和艺伎们相距一段距离的地方，跟着她们学习茶道，自己为自己泡茶。
一派萧条景象之下，开始自救的不止是艺伎。
库索和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京都有一家传到第三代的居酒屋已经经营了40多年，一直因消费便宜很受学生和工薪阶层欢迎，店里盈利全靠大量客流支撑。而在疫情避免人群聚集的要求下，这家店不得不于去年4月关门。
为了拯救这家居酒屋，三十多位熟客都表示愿意出钱出力，最后其中一人成为了居酒屋的第四代店主，重新开张后仍然保留了原有的氛围和菜单。“这并非是一个商机，反而是很冒险的一件事，接手的人只是觉得这家居酒屋是很多人的回忆，想把它传承下去。”库索说。
不仅是居酒屋老板们，餐厅老板们也都在努力生存。疫情之后，原本拒绝外卖的京都餐饮店老板们也终于开始使用外卖软件了。
库索回忆道，疫情之前日本的外卖行业十分不发达，京都更是如此。2019年左右，Didi Food和 Uber eats等外卖软件才刚开始在日本发展，“我的一些朋友已经在大阪用软件点外卖了，但是在京都，我却搜不到一家在我居住范围内的店铺。”
京都人的保守源于对食品安全的重视，担心在送餐过程中出现问题。但是由于疫情，越来越多苦于经营的餐饮店老板最终妥协，其中一些加入了Uber eats等外卖软件，还有一些中华料理店老板则在线上拉了一个客户群，并专门雇佣一名员工为群内点单的客户送餐。
尽管如此，库索还是听家附近的中华料理店老板提起，如今生意只有从前的1/3，即便开始外卖的形式后也只能勉强经营。
Jasmin的八家民宿，现在只剩下一家尚在营业，但每月也只能收到一两笔订单，远远不及从前常常订满的热闹景象，不过她不打算和其他民宿老板一样，把自己心爱的民宿挂出去售卖，或是转成租赁业务，她将此视为一个保持体力的时机。
Jasmin经营的四条民宿当民宿的运营陷入半停滞状态后，Jasmin和在民宿担任保洁工作的京都家庭主妇们的生活都突然多出大片空白。其中担任保洁主管的，是一位六十五岁的京都主妇，她和Jasmin在孩子的学校活动中认识，一见如故。
“日本的家庭主妇做起清洁，甚至比专业公司还要好，她非常尽职，把民宿当成是她的家一样来看管。”Jasmin说。随着民宿数量不断增加，越来越多京都当地的主妇也跟随这位主管加入了团队。
虽然目前民宿的保洁工作大幅减少，但Jasmin还是会挑时间和主管阿姨一起喝喝咖啡，据这位不服老的主妇说，自己正在努力锻炼身体，每天早晨6点绕着寓所走上两个小时，希望等疫情结束还能有体力来打理民宿。
Chacha第一次听说“在线艺伎聚会”的时候，脑海中充满了困惑——她甚至没有自己的电脑，只有一台iPad。在IT公司的组织协助下，如今Chacha和其他艺伎一样学会了用Zoom这种最现代的形式来展现她们的传统技艺。
在线上观看艺伎表演的入场券并不便宜，半小时的表演收取1500日元（约人民币88元），一次表演至少需要最低消费6000日元（约人民币353元）或三位参与者预订才能成行。
如果需要艺伎以白色妆面的样子出现，那么还需要额外支付1500日元。
根据预订网站的介绍，无论是生日派对、升职庆祝、公司年会，你都可以预订艺伎表演。她们将在聚会过程中，为客人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表演日本传统舞蹈和乐器，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来定制——甚至让艺伎为你唱一支生日快乐歌。
不过，对于大多数艺伎来说，这样的方法只是饮鸩止渴。
“有一天我还是希望客人能够回到这里，在现场观看表演并和我们当面互动，这才是我真正希望的。”Chacha说。
Reference：
1. SCMP：As coronavirus keeps Chinese tourists out of Japan, Kyoto sees a silver lining
2. The Asahi Shimbun：Geisha facing dire straits as virus scares off Kyoto customers
3. 毎日新聞：緊急事態再発令で苦境にあえぐ京都五花街 「今は耐えるしか…」
4. Reuters：It‘ll take all of our body and soul geisha struggle to survive in the shadow of coronavirus
5. CNN：Last of Tokyo's geishas cling to a disappearing trade
6. Global Times：Pandemic pushes Japan geisha online
7. Grape：Crisis in Hanamachi – Saving Kyoto’s Geisha from COVID-19
8. Nippon.com:Geisha Gala: Online Parties Unmask Enigmatic Traditions
9. Postseven:7年連続指名1位の人気芸妓が語る京都の「新しいおもてな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