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日报8月20日报道，今年38岁的郑乐（化名）在北京开网约车，是某平台的专职网约车司机，已经有5年的从业经历。他最初选择开网约车的想法很简单，“觉得时间自由，赚的还挺多”。
然而，当他真正进入这个行业后发现自己错了。“现在基本上每天早上8点半出车，晚上12点左右才能回家休息，只要一睁开眼就在工作。”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发展，像郑乐这样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劳动者数量大幅增加。公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份，我国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7800万人。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一直为社会所关注。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访20多位新业态劳动者发现，所有受访者每日工作时间均超过12小时且是常态，有的受访者为了工作经常一周无休。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新业态劳动者超时工作，既违反劳动法律法规，也使自身的休息权受到侵害，还破坏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关系，亟须通过完善法律制度来改变这一局面。
主播连续工作14个小时，半夜累瘫直播间椅子上
“介绍完最后一款商品、关掉直播后，时间已经过了零点，我累瘫在了椅子上。”王路（化名）向记者回忆起自己的直播经历。
当时，王路已经连续工作了近14个小时。摄像师开始收拾设备，老板从旁边走上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扬声对大家说：“今天辛苦了，大家可以多休息一会儿，中午11点再来公司吧。”
今年25岁的王路，2019年9月进入一家电商公司工作，成为一名电商主播。公司跟他签约时明确要求，每周要确保3至4天的直播，直播时间从晚上6点到晚上12点。
但这并非王路的所有工作时间。事实上，在有直播的日子里，王路需要上午10点左右到公司，然后准备选品、走过场、背台词。“专职主播一般每天都得直播6个小时，有的主播是一次性直播完，有的主播是分两次直播完。我选择后者，每次直播3个小时。”
在没有直播的日子，他也不得空闲，而是要转做运营或客服之类的工作，“基本上一周只能休息一天”。
“如果临近‘双11’‘6·18’等大型购物节，主播可能一个月只能休息一天，甚至一个月都没有休息日。因为电商主播竞争非常激烈，你不直播‘人气’等数据立马就会受影响。”王路说。
自媒体行业竞争也异常激烈。王路接手了一个生活科普类短视频账号，他既要负责写拍摄短视频的脚本，又要负责协调拍摄细节，等视频上架后还要负责推广和与粉丝互动。
在王路运营期间，账号涨粉近40万人，粉丝互动量最多的一条短视频，点赞数达到32万人次。这时，网红经纪公司又要求王路转型电商直播带货。
“在每天8小时直播之外，我还要考虑给自媒体拍视频的工作，每天过得都很痛苦。”王路说。
今年6月，王路从网红经纪公司离职，只身前往杭州某互联网公司工作。
说起离职的原因，王路称，一方面，是工作压力太大，直播工作要求主播在镜头面前保持一个亢奋的状态，每天要维持6至8个小时，对身体来讲是一个挺重的负担；另一方面，这种长时间工作影响了正常生活，使他没有时间参加社交活动。
每单0.3元月收入3000元，快递员没时间陪伴家人
像这样长时间、高强度工作的新业态从业人员，不止王路一人。
今年44岁的孙先生在山西运城从事快递工作已经5年多了。接受采访的当天是个周日，他仍然早上8点起床，然后赶到站点，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
“上午9点左右上班，几乎一整天都马不停蹄，到晚上10点左右才下班回家，一年到头也休息不了几天。”孙先生说，“干快递这行的，基本上都是这个作息时间。”
为什么每天工作这么长时间？
“一方面，是因为公司有派件数量的考核要求；另一方面，派件一旦超时，有人投诉的话，要赔不少钱。”孙先生说，他最怕听到“投诉”二字，“投诉一单，一天白干”。
因为孙先生所在地以水果、麻花等特产闻名，加之近年来越来越多农户开始做电商，帮忙邮寄成箱的特产，就成了孙先生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成箱的特产重量不轻，而频繁的弯腰搬箱装车动作，也让他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等“职业病”。尽管医生叮嘱他要尽快治疗，但在孙先生看来，他的工作并不允许他去治病——目前站点就他一个人。
每天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工作上，无法陪伴家人，让孙先生感到无奈：“老婆孩子都抱怨过，家里有事赶不回去，连朋友之间一起吃个饭也抽不出时间。”
不干这份工作行不行呢？
孙先生说，他所在的快递公司没有提供社会保险，他所有的收入就是靠每一单0.3元积累而成的，目前每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而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别的工作他也干不了。
小李今年28岁，4个月前在天津注册成为某外卖平台的骑手。
在他看来，自己几乎把醒着的时间都用来送外卖了：系统派单、去店里取餐、按时送到顾客手中。成为外卖员后，他给自己每天安排的工作时间是上午9点半到晚上12点，中午和下午各休息半个小时。
“因为工作量和收入直接挂钩：每完成一个订单可以获得8元，要确保每天接40单至50单，收入才过得去。而且一般晚上10点以后跑外卖的骑手少了，夜宵订单又多，竞争没白天那么激烈。”小李说。
工作中，小李最怕遇到顾客不接电话的情况。有一次，他遇到一个出餐很慢的店家，同时还被平台派了其他单子，好不容易拿到餐，到了地点又联系不上顾客，看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最后，两个单子因超时被扣20元。“当时真的很想哭。”小李说。
作为一名专职网约车司机，郑乐最多的一天接到过50单，按照平台规定，每一单平台抽成20%。郑乐平均每个月挣两万元左右，扣掉租车等费用后到手1万元多一点。他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刚上小学，一个去年才出生。
据郑乐介绍，他认识不少同行，大家交流后发现每个人的日程都很相似：每天早上8点准备接单，因为这段时间是上班高峰期，单量多；之后一直保持接单跑车的节奏，直到晚上七八点赶下班晚高峰。之后，有人会选择结束一天的工作，但更多的人为了多赚钱，会继续工作两三个小时。“没办法，要想挣到钱，就只能花更多时间跑更多的单。”
工作和休息界限不清晰，创新制度平衡工作休息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明确：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告诉记者，新业态从业人员超时工作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工作时间过长会导致劳动者过劳，长期过劳则会带来身体上的损害，“超长时间工作容易导致劳动者沦为一个工作的机器”。
“超时工作影响了从业人员的休息权，破坏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关系。传统就业的工时制度是平衡生活与工作的基准和保障，新就业形态不应放弃这一制度目标。”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李海明说。
在沈建峰看来，新业态从业人员超时限工作有其产业发展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和技术方面的原因。他解释说，新业态从业人员多通过平台等进行工作，在线时间比较灵活，其工作时间计算很难通过既有的按时上下班的工时计算规则来完成，需要进行专门的制度设计。另外，工时计算还涉及工资标准问题，这会进一步增加制度设计的难度。
“新业态和传统的工厂就业在工作地点和过程控制上有明显的不同，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工作和休息的界限是不清晰的。”李海明说，二者之间时间界限不清晰，等待接单的时间就属于工作和休息的中间状态；空间界限不清晰，工作地点是开放的。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超时限工作尚需要新制度来规范，而不宜简单照搬传统工时制度。
“从长远来看，规范平台算法和劳动定额管理规则是解决超时工作的必要方向。另外，产业内部形成共同的底线性竞争规则也是必要的。”沈建峰说，应尽快建立对平台算法、劳动定额等进行合理性控制的制度，可以采取国家劳动基准的模式、算法和道德委员会审查的模式或者类似集体协商的模式，或对此进行组合适用。
李海明建议，从规范平台、落实平台责任的角度限制超时工作和保障休息权利。例如，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禁止平台之间的低价竞争、限制平台以排挤对手为目的的不可持续的补贴；从工会法的角度，发展行业工会和地区工会，为新业态从业人员的休息福祉提供社会化的服务机制；从劳动法的角度，应该将平台的控制和企业规章制度纳入劳动法的审视范围，从而实现对新业态劳动者的非歧视性保护。
“设定工时标准，禁止恶性竞争，提升单位时间内的劳动收入，这是实现工作和休息平衡，保障新业态从业人员休息权的关键。”李海明说，政府和工会应该为新业态从业人员的中间休息提供公共设施和便利；平台和企业应该为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工作过程进行人性化设计，而不得以精算为基础进行超限施压。
“亟须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新业态从业人员的休息权益和身体健康，应该逐渐向传统的劳动保障制度看齐，逐渐落实新业态从业人员的体检制度、培训制度、休息休假制度以及报酬基准制度。”李海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