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透露了最新的病毒溯源线索。岛叔看后觉得“猛料”“新料”不少，值得分享给大家。
中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加科学溯源，但坚决反对政治溯源。
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都是疫情受害者，都希望尽快找到病毒源头，阻断疫情传播。但是溯源工作不能“灯下黑”，不能人为设置盲区，更不能出于政治目的搞恶意栽赃和有罪推定，这也正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很多媒体都在为溯源工作积极提供各种线索，其中《环球时报》梳理的一些事实线索很有价值：素有“冠状病毒猎手”之称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巴里克和他的病毒改造技术。
美媒报道“冠状病毒猎手”巴里克（图源：美媒）
一
根据北卡罗来纳大学校办媒体报道，该校教授巴里克对冠状病毒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工作，有关工作直接与治疗冠状病毒感染的药物和疫苗有关。
据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报道，巴里克掌握一种通过“反向遗传技术”能改造乃至“增强”冠状病毒的技术。凭借该项技术，他不仅可以依据冠状病毒的基因片段培育出活生生的病毒，还可以改造冠状病毒的基因，创造出新的冠状病毒。
据美媒报道，巴里克掌握通过“反向遗传技术”改造冠状病毒的技术。图源：《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2003年，一篇巴里克参与发表的论文展示了这种技术的威力，成功复活了一个非典SARS病毒。后来，巴里克等人还就这一成果申请了专利，并于2007年获得批准，专利代号为US7279327B2。
这项独特的病毒技术，令巴里克成为美国最顶尖的冠状病毒专家，他靠着该技术在全世界搜集各种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比如在2013年，当中国武汉病毒所科学家石正丽及团队从云南的蝙蝠洞里获得几种冠状病毒的基因后，巴里克主动找到石正丽，希望获得这些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
石正丽非常慷慨地把自己的发现分享给了巴里克，而巴里克则在美国实验室里用他的病毒改造技术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这项研究中，病毒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均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开展，所构建的嵌合病毒并没有提供给石正丽团队。这一研究结果2015年发布在了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
有关研究成果被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图源：《自然》网站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说，被人为改造过的病毒可能会留有痕迹，但巴里克2020年9月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
二
这位巴里克教授与德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病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美国国家传染病和过敏症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究设施”，都有密切联系。
大量科研论文显示，巴里克曾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进行过不少涉及冠状病毒的研究。一篇2006年的论文显示，他们曾就非典肺炎开展过科研合作。
美国军方2021年的一篇文章显示，巴里克今年4月应邀给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作讲座，内容就是关于冠状病毒的研究。
巴里克应邀给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作讲座。图源：美军方网站
而德特里克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副主任Lisa Hensley，是巴里克的学生。
一篇2014年发布在《抗菌物和化学疗法》期刊上、涉及高危冠状病毒的论文，就来自这两个德堡机构的合作。这样的合作还有很多。
而巴里克拥有的那些丰富的冠状病毒“资源”以及改造和创造冠状病毒的“技术”，也就通过这些合作和人脉，被广泛运用在了德特里克堡内。
比如2018年美国《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就显示，来自德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名叫Lisa Torzewski的研究人员和巴里克合作，用被修改了基因的MERS病毒感染了猴子。
德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都有着差劲的实验室安全记录。美国《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一份2014年的公开资料显示，仅2014年，“综合研究设施”就出现过多起实验室安全事故，一些事故还直接涉及MERS这样的高危冠状病毒。同时，该机构的其他较低安全等级的实验室，也被曝出存在实验室安全问题。
美国NBC新闻网下属的地方媒体WKYC在2016年7月的一篇报道显示，“综合研究设施”的实验室在2015年发生过一次涉及埃博拉病毒的安全事故。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在2019年秋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夕，曾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一度被美国疾控中心叫停。据《弗雷特里克新闻邮报》2019年11月23日报道，除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实验室废水处理系统存在问题，该研究院的两个从事高危病毒研究的实验室，也被发现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没有按照规定做好防护工作。
而巴里克在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同样存在许多安全问题。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相关年报和美国媒体ProPublica都有详细报道。
通过上述大量有据可查且来自美国主流媒体的信息，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巴里克和他危险的冠状病毒改造技术，正被广泛应用在美国德特里克堡内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这两个军方和官方病毒实验室的科研项目之中。
第二，应用这些危险病毒技术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以及巴里克自己在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都有不良的安全记录，而且都直接涉及从事最危险病毒研究的BSL-4实验室。而根据2020年9月意大利媒体对巴里克的采访，巴里克自己表示他改造冠状病毒可以不留痕迹。
意大利媒体采访巴里克。图源：意媒
三
还有几点，比如说，美国在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曾出现过一轮神秘的、大规模的“电子烟肺病”。通过诸如《柳叶刀》等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和媒体文章可以发现，这种病症和后来的新冠肺炎是非常“相似”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曾有之前应对过武汉新冠疫情的中国权威专家，在查阅了60篇涉及美国“电子烟肺病”病例的研究论文，对其中142位电子烟肺病患者的250张肺部影像图片、临床信息以及文献原文进行了仔细全面的研究后，发现这些病例中有16个更有可能是新冠肺炎的“疑诊患者”，其中有5个临床症状和治疗情况相对完整的患者，被这些专家认定为“中度可疑”。而这16个病例中有12个病例的发病时间都在2020年以前。
美国社交媒体上大量发布于2020年上半年的一些贴文显示，有约超过200位来自美国或与美国有密切关联国家的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早在2019年11月左右，他们自己或者别人就已经感染了疑似新冠病毒的疾病，而这些人都是实实在在的外国网民。
今年6月，美国《华盛顿邮报》一名与美国情报部门关系紧密的记者，曾撰文宣称美国国会怀疑2019年的武汉军运会期间是新冠肺炎开始传播的时间，因为有从军运会回来的西方国家运动员称自己得了疑似新冠肺炎的病。英国有媒体也称，当时有参赛的法国运动员表示自己得了“奇怪”的病。所以，美国参加军运会的5名患病人员的病例是关键线索。
面对这些事实和线索，真正关心病毒溯源的人一定会支持基于事实、本着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来对真相进行彻底调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但令人非常不解的是，美国官方和媒体极其反常地对自身存在的种种疑点和疑问保持缄默，对超过2500万中国民众联署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呼吁置若罔闻，对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呼吁要在世界各地多点多地开展溯源调查的呼声装聋作哑，反而死盯死咬中国，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不停编造各种谎言谣言来污蔑攻击中国，甚至公开动用情报机构力量，企图对中国开展有罪推定式的调查。
如果美方真的执念于“实验室泄漏论”，那么就请美方像中方一样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地邀请国际专家去美国开展两次溯源研究，到时候自然就会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