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15日,总统加尼已离开阿富汗,当天晚些时候,塔利班已进入首都喀布尔。一时间,阿富汗成为全世界人民关注的焦点。而在中东国家,还有一个特殊的边缘化族群,哈扎拉族。长期的民族隔离政策造成哈扎拉人整个20世纪都被歧视。无论是在伊朗还是阿富汗,他们都无以为家。

2021年7月22日,我的阿富汗朋友扎赫拉在脸书上更新了一条新的状态,她引用了海明威的警句:“过去他们写道,为国捐躯是甜蜜与恰当的,而在现代战争中,你的死毫无甜蜜与恰当可言,你会像狗一样死得毫无意义。”



电影《追风筝的人》剧照

“太滑稽了,两位总统都宣誓就职。”——扎赫拉上一次和我聊到阿富汗的局势,当天正是2020年3月9日,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和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同时举行总统宣誓就职仪式,阿卜杜拉认为阿什拉夫·加尼的获胜存在选举舞弊,并将组建平行政府。

“塔利班将会成为政府的一部分,我们斗争了很多年才最终打败他们,现在他们却成了我们的主人。我们的政府背叛了我们。”扎赫拉继续说道。

“或许有一天,他们会重新掌权吗?”我问。

“当然。”

2017年,作为随父母流亡到伊朗的阿富汗难民后裔,扎赫拉打算到她素未蒙面的故乡巴米扬(Bamyan)旅行,那是她第一次造访那里。这些年她还因护照问题,往返过几次阿富汗。那阵子,我隐约感觉到阿富汗的局势可能已经稳定了,因为她对新政府报以寄望,而我也计划着什么时候能去喀布尔旅行——十年前,我曾搭车重走过嬉皮之路,喀布尔是我始终未能抵达的一站。

扎赫拉的父亲来自阿富汗的著名城市巴米扬,历史上的巴米扬曾是佛教圣地,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立佛雕塑巴米扬巨佛,由于被认为是异教偶像崇拜的象征,这座立佛于2001年3月被塔利班炸毁。

他的民族是阿富汗的第三大民族哈扎拉族(Hazara),哈扎拉人在相貌上与蒙古人接近,操波斯语族的哈扎拉语,多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与在阿富汗占统治地位的逊尼派穆斯林格格不入,种族仇杀、迫害的事件时常发生。

半世纪前的一天,他和族人因躲避普什图人的杀戮而经历了大逃亡,到了临近的、同属什叶派信仰体系的伊朗,并且在这里遇到了扎赫拉的母亲。母亲也是哈扎拉族,来自一个全村男子遭到普什图人屠杀的村庄,由于出逃时太小,她至今无法回忆起家乡的名字,只记得那里有一条河、有一些树。

塔利班曾出言不逊:“塔吉克人属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人属于乌兹别克斯坦,普什图人(Pushtun)属于阿富汗斯坦,哈扎拉人属于坟场。”这也冠冕堂皇地成为种族歧视与屠杀的理由。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就是以这段历史背景创作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富汗战争对哈扎拉人来说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阿富汗战争结束之前,扎赫拉和她的家人仍在等待着将来什么时机,能够返回他们的祖国——那个她从来不曾喜爱过的地方。

扎赫拉从伊朗的哈扎拉族聚会上知道了自己民族的历史,这些难民的后代们流亡在伊朗和其他国家,无法过上正常的公民生活。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新的政权便不再派发难民身份证给新流亡的难民,而那些没有身份证的难民们,非法滞留在伊朗,不能工作、上学、买车和买房,随时可能被抓住而遣返回国。

她记得在制衣厂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她的工友阿里早上出去买东西,就再也没能见他回来。原来阿里因为没有身份证被警察抓住,被遣返回阿富汗,等待他的不知是何等的命运。

伊朗警察、流氓、小偷、种族主义者对阿富汗难民的骚扰无处不在。为何波斯人会如此仇恨这些在伊的少数族裔和难民呢?这大概和伊朗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位于连接欧亚陆地走廊的伊朗,历史上易受外国势力的影响而产生动荡,特别是在夹杂着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运动后,波斯人对异国、异族、异教徒在某种程度上,持有怀疑和敌视的态度。越是敏感而谨小慎微的人群,越是像刺猬一样将自己蜷缩起来,这些刺猬也随时可能变作伤人的自大者,去挤压更弱小的群体。

扎赫拉们的身份证需要每年更换,有时候,拥有一个城市的身份证甚至不能旅行到另一个城市,上学也会受到限制。在伊朗经济繁荣那些年,许多难民千方百计地想获得伊朗国籍,通常的渠道是和当地人结婚。但由于伊朗社会男女不平等,如若阿富汗男人与伊朗女人通婚,他们的子女将不能取得伊朗国籍,只能在18岁后获得难民身份证。而伊朗男人若与阿富汗女人结婚,妻子也得在几年后才可以取得伊朗国籍。

为了进入德黑兰大学,扎赫拉在阿富汗驻伊朗大使馆申请了新阿富汗的护照,取得了阿富汗公民身份,才正式地成为一名阿富汗人。随着阿富汗战争趋缓,阿富汗新政权对境外难民不断地抛出橄榄枝,希望大家回国参与新阿富汗的建设,毕竟这是一个由海外流亡者所建立起来的新政权。

阿富汗驻伊朗大使馆甚至出资来资助这些流亡海外的难民子女,不过,扎赫拉取得阿富汗护照的同时,也意味着自己放弃了难民的庇护身份。完成大学学业后,扎赫拉将不能以难民的身份,再继续滞留伊朗。对于未来,她的前途未卜,可能随阿富汗的局势而随波逐流。

大学期间,扎赫拉为了能获得伊朗留学签证,曾去过一个靠近伊朗的阿富汗城市赫拉特(Harat),这是她第一次踏入与她的祖国有关的城市。在她的印象中,阿富汗是一座座灰蒙蒙的城镇,比伊朗更保守的国度,女人和男人享有更少的自由,宗教冲突也屡屡发生。

扎赫拉在赫拉特一位女性朋友的家里寄住了五天,朋友和她的丈夫是当地一所大学的同学,婚后的生活看上去十分美满幸福,让扎赫拉一度感到非常羡慕。朋友的丈夫是个名义上的女性主义者,曾写过几篇关于阿富汗社会女性地位的论文,然而,这并不表示他在自己的生活中也这么想。五天后当扎赫拉回到伊朗,这个美丽的谎言便被揭穿了。

扎赫拉接到朋友丈夫悄悄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向她求婚,让她做他的第二任妻子,被扎赫拉当场拒绝。后来,她的朋友对丈夫的手机上的陌生号码产生了怀疑,打过来反复的追问电话那头是谁。扎赫拉却选择了对自己的朋友缄口,她知道无济于事,也不想伤害任何人。但她明白,这样的婚姻就像稻草,有一天随时可能引火自焚。

当我问扎赫拉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时候,答案颇出乎我的意料。去年扎赫拉和同学前往伊斯法罕旅行,只有匆匆两日,离开德黑兰仅414公里,但这却是她一生中唯一可以谓之“旅行”的经历。

当她看到伊斯法罕郁郁葱葱的树木、漂亮的绿色屋顶,特别是见到那些“笨拙、势利”的本地人将她们当作外宾、在她面前手足无措地说英语的时候,她一刻也无法停止欢笑。她仿佛忘掉了烙印在她身上的民族印记——那些本不该被附加的身份。一个与我同龄的、经历并不简单的女人,幸福感竟然来自于一种错觉。

扎赫拉是我在伊朗的报道人,她那时候还在德黑兰大学读书,专业是英语文学,那一个月期间我偶尔会和她见面,让她充当我的翻译,还一起去卡拉季(Karaj)短途旅行过。在我离开德黑兰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扎赫拉便订婚了,而婚后的她也一度过得很开心。

我们联系并不频繁,和我的大部分朋友一样,更多的只是相互凝望,就像在夜空下抬起头,便可随时见到星芒。偶尔我也会分享一些旅途遭遇,譬如我在科伊(Khoi)丢了行李,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坐轮渡时的兴奋,或是在萨拉热窝的旅馆中被窃。她说每当看到我经历的这些,就跟自己亲自去旅行了一趟。

她知道我在写诗,偶尔我们会一起讨论到伊朗的诗歌,她向我推荐了诗人沙姆思·哈菲兹(Shams Hafez-e)、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鲁米(Rumi),那些诗句充满了悲情、异域与迷幻色彩。她极力推崇鲁米的诗歌——

“渴望是神秘的核心

渴望本身就可以疗愈

忍受痛苦,这是唯一的法则”


 

电影《养家之人》剧照

她依然会像往常一样叫我“戴胜鸟”——那是一个波斯人给我的诗签,签上说我像戴胜鸟一样自由,总在不停的旅行。扎赫拉也会时常向我表达思念:“嘿,今天有人叫我扎赫拉,温柔而悲伤,就像那天晚上你叫我一样。顺便说一句,那天去卡拉季你拍了一些我旅行的照片,抱歉那时候我哭了——我为此至今感到羞愧。”

“生活太奇怪了,像梦一样,我们重逢就像一场梦一样,太远了,真的太远了,就像梦一样……”当扎赫拉为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还不能体会到她的悲伤,我的漠然就像是推向红海的渡轮一样,世界也给我同样的沉默。

2017年,我的书《环亚旅行》出版,扎赫拉的故事是其中一章,我无法向她完全地分享我的文字,只给她拍了一张书里的插图——一个在清真寺里祈祷的伊朗男人,是她带我去卡拉季旅行时拍下的。我写的阿富汗人的故事并没有获得太多关注和理解,更多的一种声音是:“幸好我们是和平的。”

从2017年以后,她不时会提及她要去阿富汗旅行的想法,有时她真的去了,或许有时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去,总之我记不太清了。她也说道过几次她的婚姻,说过她在经历离婚,但细节我没有再追问——或许是因为我过于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伊朗真的离我越来越远了。

记得2017年底,有一次她在喀布尔,而我在中国西极——乌恰县,我们之间几乎只隔了七八百公里。她发来信息说她终于决定离婚,觉得继续过下去也可以,但不想再委屈自己了。她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一个人到喀布尔散心,同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走在喀布尔的街上,街上的人们都管她叫“猫”,而她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或许这里的人们有太久没有见过哈扎拉人了,感到新鲜?

2018年1月,扎赫拉回到伊朗又待了几个月,中途还去拜访了十五年未见的朋友,朋友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介于伊斯法罕和沙赫勒库德之间,扎赫拉不得不乘出租车3个小时去找她,朋友和她的家人属于巴哈伊教徒,也同样在伊朗备受压迫。

生活在伊朗,每天都在上演一出荒诞不经的戏剧——“等待戈多”。这里的人们仍在担心新的国际制裁,物价已经翻了两倍,穷人愈加贫困潦倒,扎赫拉已经入不敷出,如果你生活在这里,你会感到人人都岌岌可危,大量的阿富汗难民与一些伊朗人打算偷渡到土耳其。

“回来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收拾我的东西,见些朋友,准备一些离婚和学校的文件……现在我有点迷茫,我的余生应该住在哪里,我应该做个决定了。而且我不能再跟我丈夫相处了,他不让我走,给我很大的压力。我要离婚,但他不想。按照伊朗的法律,没有爱情并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如果不能拿到离婚证,我去喀布尔会有大麻烦。我很难睡着,我得去喀布尔闯一闯,或许能治好我的抑郁症……”

最终,她的旅行变成了一次出走,离婚后她离开伊朗来到喀布尔工作,在首都喀布尔的一所大学教书。三年前,如果有任何人能稍微洞察到阿富汗的局势,扎赫拉可能就不会踏上阿富汗的土地。她或许想过她要面对的是什么,或许早在一年前,她就已经感到绝望。而现在我什么也做不了,我为无能为力而感到内疚。

当地时间8月15日,阿富汗的局势恶化,总统加尼已离开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当天晚些时候宣布,塔利班已进入首都喀布尔。

8月16日下午,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试图联系扎赫拉:“你还好吗?我看到了新闻。你还安全吗?你现在在哪?”

“喀布尔的家里。”她情绪听上去很糟。

“你最好待在家里,外面肯定一团糟。”

“机场乱成一团,已经关闭了…我在试图找食物…当然也需要钱…所有的银行都关门了…”

“尽量别出门。你需要什么帮助吗?”

“找路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