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15日，总统加尼已离开阿富汗，当天晚些时候，塔利班已进入首都喀布尔。一时间，阿富汗成为全世界人民关注的焦点。而在中东国家，还有一个特殊的边缘化族群，哈扎拉族。长期的民族隔离政策造成哈扎拉人整个20世纪都被歧视。无论是在伊朗还是阿富汗，他们都无以为家。
2021年7月22日，我的阿富汗朋友扎赫拉在脸书上更新了一条新的状态，她引用了海明威的警句：“过去他们写道，为国捐躯是甜蜜与恰当的，而在现代战争中，你的死毫无甜蜜与恰当可言，你会像狗一样死得毫无意义。”
电影《追风筝的人》剧照
“太滑稽了，两位总统都宣誓就职。”——扎赫拉上一次和我聊到阿富汗的局势，当天正是2020年3月9日，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和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同时举行总统宣誓就职仪式，阿卜杜拉认为阿什拉夫·加尼的获胜存在选举舞弊，并将组建平行政府。
“塔利班将会成为政府的一部分，我们斗争了很多年才最终打败他们，现在他们却成了我们的主人。我们的政府背叛了我们。”扎赫拉继续说道。
“或许有一天，他们会重新掌权吗？”我问。
“当然。”
2017年，作为随父母流亡到伊朗的阿富汗难民后裔，扎赫拉打算到她素未蒙面的故乡巴米扬（Bamyan）旅行，那是她第一次造访那里。这些年她还因护照问题，往返过几次阿富汗。那阵子，我隐约感觉到阿富汗的局势可能已经稳定了，因为她对新政府报以寄望，而我也计划着什么时候能去喀布尔旅行——十年前，我曾搭车重走过嬉皮之路，喀布尔是我始终未能抵达的一站。
扎赫拉的父亲来自阿富汗的著名城市巴米扬，历史上的巴米扬曾是佛教圣地，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立佛雕塑巴米扬巨佛，由于被认为是异教偶像崇拜的象征，这座立佛于2001年3月被塔利班炸毁。
他的民族是阿富汗的第三大民族哈扎拉族（Hazara），哈扎拉人在相貌上与蒙古人接近，操波斯语族的哈扎拉语，多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与在阿富汗占统治地位的逊尼派穆斯林格格不入，种族仇杀、迫害的事件时常发生。
半世纪前的一天，他和族人因躲避普什图人的杀戮而经历了大逃亡，到了临近的、同属什叶派信仰体系的伊朗，并且在这里遇到了扎赫拉的母亲。母亲也是哈扎拉族，来自一个全村男子遭到普什图人屠杀的村庄，由于出逃时太小，她至今无法回忆起家乡的名字，只记得那里有一条河、有一些树。
塔利班曾出言不逊：“塔吉克人属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人属于乌兹别克斯坦，普什图人（Pushtun）属于阿富汗斯坦，哈扎拉人属于坟场。”这也冠冕堂皇地成为种族歧视与屠杀的理由。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就是以这段历史背景创作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富汗战争对哈扎拉人来说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阿富汗战争结束之前，扎赫拉和她的家人仍在等待着将来什么时机，能够返回他们的祖国——那个她从来不曾喜爱过的地方。
扎赫拉从伊朗的哈扎拉族聚会上知道了自己民族的历史，这些难民的后代们流亡在伊朗和其他国家，无法过上正常的公民生活。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新的政权便不再派发难民身份证给新流亡的难民，而那些没有身份证的难民们，非法滞留在伊朗，不能工作、上学、买车和买房，随时可能被抓住而遣返回国。
她记得在制衣厂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她的工友阿里早上出去买东西，就再也没能见他回来。原来阿里因为没有身份证被警察抓住，被遣返回阿富汗，等待他的不知是何等的命运。
伊朗警察、流氓、小偷、种族主义者对阿富汗难民的骚扰无处不在。为何波斯人会如此仇恨这些在伊的少数族裔和难民呢？这大概和伊朗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位于连接欧亚陆地走廊的伊朗，历史上易受外国势力的影响而产生动荡，特别是在夹杂着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运动后，波斯人对异国、异族、异教徒在某种程度上，持有怀疑和敌视的态度。越是敏感而谨小慎微的人群，越是像刺猬一样将自己蜷缩起来，这些刺猬也随时可能变作伤人的自大者，去挤压更弱小的群体。
扎赫拉们的身份证需要每年更换，有时候，拥有一个城市的身份证甚至不能旅行到另一个城市，上学也会受到限制。在伊朗经济繁荣那些年，许多难民千方百计地想获得伊朗国籍，通常的渠道是和当地人结婚。但由于伊朗社会男女不平等，如若阿富汗男人与伊朗女人通婚，他们的子女将不能取得伊朗国籍，只能在18岁后获得难民身份证。而伊朗男人若与阿富汗女人结婚，妻子也得在几年后才可以取得伊朗国籍。
为了进入德黑兰大学，扎赫拉在阿富汗驻伊朗大使馆申请了新阿富汗的护照，取得了阿富汗公民身份，才正式地成为一名阿富汗人。随着阿富汗战争趋缓，阿富汗新政权对境外难民不断地抛出橄榄枝，希望大家回国参与新阿富汗的建设，毕竟这是一个由海外流亡者所建立起来的新政权。
阿富汗驻伊朗大使馆甚至出资来资助这些流亡海外的难民子女，不过，扎赫拉取得阿富汗护照的同时，也意味着自己放弃了难民的庇护身份。完成大学学业后，扎赫拉将不能以难民的身份，再继续滞留伊朗。对于未来，她的前途未卜，可能随阿富汗的局势而随波逐流。
大学期间，扎赫拉为了能获得伊朗留学签证，曾去过一个靠近伊朗的阿富汗城市赫拉特（Harat），这是她第一次踏入与她的祖国有关的城市。在她的印象中，阿富汗是一座座灰蒙蒙的城镇，比伊朗更保守的国度，女人和男人享有更少的自由，宗教冲突也屡屡发生。
扎赫拉在赫拉特一位女性朋友的家里寄住了五天，朋友和她的丈夫是当地一所大学的同学，婚后的生活看上去十分美满幸福，让扎赫拉一度感到非常羡慕。朋友的丈夫是个名义上的女性主义者，曾写过几篇关于阿富汗社会女性地位的论文，然而，这并不表示他在自己的生活中也这么想。五天后当扎赫拉回到伊朗，这个美丽的谎言便被揭穿了。
扎赫拉接到朋友丈夫悄悄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向她求婚，让她做他的第二任妻子，被扎赫拉当场拒绝。后来，她的朋友对丈夫的手机上的陌生号码产生了怀疑，打过来反复的追问电话那头是谁。扎赫拉却选择了对自己的朋友缄口，她知道无济于事，也不想伤害任何人。但她明白，这样的婚姻就像稻草，有一天随时可能引火自焚。
当我问扎赫拉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时候，答案颇出乎我的意料。去年扎赫拉和同学前往伊斯法罕旅行，只有匆匆两日，离开德黑兰仅414公里，但这却是她一生中唯一可以谓之“旅行”的经历。
当她看到伊斯法罕郁郁葱葱的树木、漂亮的绿色屋顶，特别是见到那些“笨拙、势利”的本地人将她们当作外宾、在她面前手足无措地说英语的时候，她一刻也无法停止欢笑。她仿佛忘掉了烙印在她身上的民族印记——那些本不该被附加的身份。一个与我同龄的、经历并不简单的女人，幸福感竟然来自于一种错觉。
扎赫拉是我在伊朗的报道人，她那时候还在德黑兰大学读书，专业是英语文学，那一个月期间我偶尔会和她见面，让她充当我的翻译，还一起去卡拉季（Karaj）短途旅行过。在我离开德黑兰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扎赫拉便订婚了，而婚后的她也一度过得很开心。
我们联系并不频繁，和我的大部分朋友一样，更多的只是相互凝望，就像在夜空下抬起头，便可随时见到星芒。偶尔我也会分享一些旅途遭遇，譬如我在科伊（Khoi）丢了行李，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坐轮渡时的兴奋，或是在萨拉热窝的旅馆中被窃。她说每当看到我经历的这些，就跟自己亲自去旅行了一趟。
她知道我在写诗，偶尔我们会一起讨论到伊朗的诗歌，她向我推荐了诗人沙姆思·哈菲兹（Shams Hafez-e）、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鲁米（Rumi），那些诗句充满了悲情、异域与迷幻色彩。她极力推崇鲁米的诗歌——
“渴望是神秘的核心
渴望本身就可以疗愈
忍受痛苦，这是唯一的法则”
电影《养家之人》剧照
她依然会像往常一样叫我“戴胜鸟”——那是一个波斯人给我的诗签，签上说我像戴胜鸟一样自由，总在不停的旅行。扎赫拉也会时常向我表达思念：“嘿，今天有人叫我扎赫拉，温柔而悲伤，就像那天晚上你叫我一样。顺便说一句，那天去卡拉季你拍了一些我旅行的照片，抱歉那时候我哭了——我为此至今感到羞愧。”
“生活太奇怪了，像梦一样，我们重逢就像一场梦一样，太远了，真的太远了，就像梦一样……”当扎赫拉为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还不能体会到她的悲伤，我的漠然就像是推向红海的渡轮一样，世界也给我同样的沉默。
2017年，我的书《环亚旅行》出版，扎赫拉的故事是其中一章，我无法向她完全地分享我的文字，只给她拍了一张书里的插图——一个在清真寺里祈祷的伊朗男人，是她带我去卡拉季旅行时拍下的。我写的阿富汗人的故事并没有获得太多关注和理解，更多的一种声音是：“幸好我们是和平的。”
从2017年以后，她不时会提及她要去阿富汗旅行的想法，有时她真的去了，或许有时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去，总之我记不太清了。她也说道过几次她的婚姻，说过她在经历离婚，但细节我没有再追问——或许是因为我过于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伊朗真的离我越来越远了。
记得2017年底，有一次她在喀布尔，而我在中国西极——乌恰县，我们之间几乎只隔了七八百公里。她发来信息说她终于决定离婚，觉得继续过下去也可以，但不想再委屈自己了。她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一个人到喀布尔散心，同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走在喀布尔的街上，街上的人们都管她叫“猫”，而她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或许这里的人们有太久没有见过哈扎拉人了，感到新鲜？
2018年1月，扎赫拉回到伊朗又待了几个月，中途还去拜访了十五年未见的朋友，朋友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介于伊斯法罕和沙赫勒库德之间，扎赫拉不得不乘出租车3个小时去找她，朋友和她的家人属于巴哈伊教徒，也同样在伊朗备受压迫。
生活在伊朗，每天都在上演一出荒诞不经的戏剧——“等待戈多”。这里的人们仍在担心新的国际制裁，物价已经翻了两倍，穷人愈加贫困潦倒，扎赫拉已经入不敷出，如果你生活在这里，你会感到人人都岌岌可危，大量的阿富汗难民与一些伊朗人打算偷渡到土耳其。
“回来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收拾我的东西，见些朋友，准备一些离婚和学校的文件……现在我有点迷茫，我的余生应该住在哪里，我应该做个决定了。而且我不能再跟我丈夫相处了，他不让我走，给我很大的压力。我要离婚，但他不想。按照伊朗的法律，没有爱情并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如果不能拿到离婚证，我去喀布尔会有大麻烦。我很难睡着，我得去喀布尔闯一闯，或许能治好我的抑郁症……”
最终，她的旅行变成了一次出走，离婚后她离开伊朗来到喀布尔工作，在首都喀布尔的一所大学教书。三年前，如果有任何人能稍微洞察到阿富汗的局势，扎赫拉可能就不会踏上阿富汗的土地。她或许想过她要面对的是什么，或许早在一年前，她就已经感到绝望。而现在我什么也做不了，我为无能为力而感到内疚。
当地时间8月15日，阿富汗的局势恶化，总统加尼已离开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当天晚些时候宣布，塔利班已进入首都喀布尔。
8月16日下午，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试图联系扎赫拉：“你还好吗？我看到了新闻。你还安全吗？你现在在哪？”
“喀布尔的家里。”她情绪听上去很糟。
“你最好待在家里，外面肯定一团糟。”
“机场乱成一团，已经关闭了…我在试图找食物…当然也需要钱…所有的银行都关门了…”
“尽量别出门。你需要什么帮助吗？”
“找路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