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1岁开始，刘立的生活空间就被压缩到了一间约15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这个今年14岁的男孩患有重症肌无力，已辍学多年。
他的父亲参与走私被抓后，母亲出走，这个家也就彻底破碎了。
社工前往刘立家中看望他和奶奶。除特别署名外，本文图片均由澎湃新闻记者 陈雷柱 摄
如今，刘立的生活中只剩下70岁的奶奶与他相依为命，二人靠低保与救济金度日。尽管过得清苦，但在奶奶看来，在某种程度上，刘立要比其他同类的孩子幸运一些，“至少他听不到外面那些风言风语”。
45岁的陈芳曾感受过“风言风语”所带来的歧视与压力。自从2009年丈夫因过失杀人入狱后，她独自一人带着一对儿女挺过了12年。她说，这些年她最多时打了四份工，经常被人议论、遭人排挤，就连上小学的女儿也没能逃过同学的调侃，“我很怕会给她造成心理阴影。”
与刘立奶奶一样，陈芳也曾“自觉”地将自己的孩子划离普通人群，称之为“这类孩子”，司法部2006年的相关调查中曾对他们做出统计称，46万在押服刑人员有未成年人子女，数量已超60万人。
此后15年间，这一数据虽未再公布，但各地的统计工作并未懈怠。据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0月，福建省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已达17922人。上述报告称，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中，辍学率26.9%，心理问题发生率29.5%，网瘾、烟瘾等不良行为发生率22.4%，触法行为发生率21.2%，部分已沦为“事实孤儿”。
刘立家之前住的老宅已经坍塌。
消失的父亲
在福州市3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刘立床前两台电风扇因为停电早已停转，床边的地板上放着一把白色医用尿壶，壶口处连接着一根长长的导尿管，空气中泛着潮，夹杂着一股淡淡的异味。
5月12日上午，14岁的刘立半躺在床上随手翻看着一本《素描基础教程》，他说，那是妈妈买给他的，但他已经不记得多久没有见过妈妈了。
早从半年前开始，刘立的家里就只剩下他和奶奶付英两个人了。2021年2月11日，祖孙二人在一栋亲戚“借给”他们的老房子里，过了一个冷清的除夕夜。刘立觉得奇怪，他不知道父母去了哪里，他想问奶奶，但最终没有开口。
大约在春节前两个多月，刘立的父亲因为走私油料被公安机关抓获，此后不久，他的母亲也不知所终了。
付英今年已经70岁高龄，她回忆称，家里在刘立6岁前还是“像个家”的，尽管日子过得清贫，但终归是过得去。变故发生在2011年，那一年，刘立被查出患有重症肌无力，家人曾带他四处求医，从福州到上海再到北京，他们花光了积蓄，借遍了亲友，但没能遏制住病情的恶化。6年后，刘立11岁，已无法行走，最终辍学在家，从此再也没走出过自己那间约15平方米的小房间。
付英回忆，刘立辍学后，他父母逐渐接受现实，不再对孩子的病情抱有幻想，尽管家中开销不像此前求医时那么大，但欠下的外债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几年前家中房子坍塌，一家人拿不出修房钱，最终搬进亲戚的一处老宅，才勉强有了落脚地方。此后几年间，刘立父母都在为生计奔波，父亲为了还债常年在外打工，通常几个月才回一次家，家人都不知他究竟在干什么。
2020年11月，付英突然接到消息称，刘立父亲因涉嫌走私罪被公安机关抓获。此后不久刘立母亲便独自离家，至今音讯全无。付英说，自从儿子被抓后，刘立从未问过他父亲的状况，刚出事的那段时间，家里曾陆陆续续来过一些人，提过这件事，“我是想瞒着他，怕对孩子造成伤害，但我想他大概是猜到了，他没有问，我也不敢说。”
如今，刘立已经与奶奶相依为命半年多，靠着每月五六百元的低保度日，社区的工作人员及公益机构的社工会上门慰问。付英说，经济上的困难对他们来说都不算什么，最难的是，随着自己年纪越来越大，她已没有办法独自照顾瘫痪在床的孙子，“我不知道他妈妈在哪里，也不知道他爸爸会被判多少年，如果我走了，孩子该怎么办？尽管父母都还活着，但实际上他已经是个孤儿了。”
小雨爸爸在狱中寄回家里的信。
尘封的家书
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一宗无从问及的犯罪、一次毫无征兆的出走，刘立原本圆满的家庭就这样彻底破碎，他的人生轨迹也就此发生改变。
9岁的林豪与刘立有着相似的经历，他在出生仅半个月后，就被查出胆道闭锁，甚至曾被“宣判死刑”称，若得不到有效治疗，可能活不到一岁。
“有效治疗”四个字在短短一年时间里掏空了林豪父母的所有积蓄，他活了下来，但后续治疗仍是个无底洞。林豪的妈妈吴惠回忆称，林豪出生后，家里的经济压力剧增。2013年8月，林豪的爸爸因贩毒被公安机关抓获，之后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吴惠在提及过去8年自己独自带着孩子求医的经历，仍忍不住流泪，不知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林豪目前经过一次手术后病情已经稳定，但胆道闭锁要终身吃药，最终要肝脏移植，“我不知道孩子爸爸什么时候能出来，也不知道我们能扛到什么时候，我甚至顾及不到孩子在父爱缺失的情况下会不会出现性格缺陷，亲情对于我们这类家庭来说，有些太奢侈。”
“亲情奢侈”的说法在56岁的徐应兰看来，虽然无奈但却是不争的事实。她在小儿子因犯信用卡诈骗罪被判十年有期徒刑后，一手将孙子小雨拉扯大。过去的4年间，尽管儿子多次提出，希望徐应兰能将小雨带到监狱探视，但都被她拒绝，“我不想让孩子知道他爸爸在监狱坐牢，就连他写的信我都会小心藏好，不敢让孩子看到。”
徐应兰回忆，2012年，小雨的妈妈刚怀孕不久就被查出患了脑瘤，“小雨出生后不久，我丈夫又发生车祸。”一系列突变让小雨的爸爸倍感压力，从2014年开始，他辞掉了超市的工作外出打工，之后便很少回家。直到2016年底，家人收到公安机关的拘留通知书后，才知道小雨爸爸犯了法。
小雨爸爸被抓后，他妈妈的病情也越来越重，很快连路都走不了了，一家人无奈之下将她送回娘家，由娘家人照顾。如今，小雨已经9岁，在他的记忆中，早已不记得爸爸的样貌。徐应兰说，过去的4年多时间里，小雨爸爸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寄信回来，几乎每一封信中都会提到小雨，并多次请求父母带小雨来探视，但小雨对此毫不知情，“我知道他想孩子，但我不敢带小雨去”。
在徐应兰的家中，小雨爸爸寄回来的一封封信件被包得严严实实藏在柜子的最高处，她说，小雨现在已经识字了，她不能让他看到那些信。最近这一年，徐应兰总是会时不时盯着大门的门缝看，她说，邮局的人有时候会把信从门缝里塞进来，这让她很担心。在徐应兰心里，儿子的信中书写着小雨缺失的父爱，也藏着可能夺走小雨童年的“恶魔”。
树与根
澎湃新闻在近日的走访中发现，对于大部分服刑人员子女来说，亲情缺失是常态，与之相比，还有少数孩子曾面临无人抚养的困境。
在过去整整4年时间里，魏刚从未主动提到过自己的父母。2017年，魏刚的父亲突发疾病去世，在他倒在大树下那一刻，魏刚彻底变成了一个孤儿。
魏刚的一名远亲曹利兰说，魏刚的奶奶在他父亲病逝前两个月刚过世，那时候魏刚的家里已经没有人了，他的母亲在几年前因为杀害亲生女儿被判入狱。是曹利兰力排众议，抵住来自家里所有人的反对，收养了魏刚，“那时他已经5岁了，却还不会说话，不会搞个人卫生，甚至不会自己吃饭。”
在曹利兰的印象中，魏刚的家从他的母亲何欢改嫁过来后，就已经处于病态了。她说，何欢在嫁入魏家前就与前夫生下一个女儿，二人曾商议一起偷渡到国外生活，何欢为此从亲友处借来一笔钱，先将前夫送了出去，却不想对方走后便再无音讯。惨遭抛弃的何欢此后患上了精神病，在改嫁前就已经不正常了。
变故发生在魏刚出生的那年，2012年魏刚出生后不久。一天，何欢在带女儿外出时，将女儿推下河沟淹死了。案发后，经司法机关鉴定，法院认为何欢在案发时未处于发病状态，她也因此被判刑入狱。
魏刚的家自从何欢被抓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变得一团糟。据当地村民介绍，魏刚的近亲属大多都有智力障碍，魏刚出生后便一直处于无人照顾的状态，爸爸和奶奶都不会照顾孩子，致使魏刚长到5岁还什么都不会。
曹利兰到现在也不确定魏刚的父亲究竟是怎么死的，她猜测可能是死于脑溢血或心脏病之类的突发性疾病，村里人对于魏刚父亲的死，大多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2017年夏天，他带着魏刚走到村口的大树下时突然就倒下了，后来有村民上前查看时才发现他已经死了。那时，魏刚只是在父亲身边愣愣地站着，没有惊慌，也没有悲伤。
曹利兰记得，魏刚父亲的丧事办得十分简单，她作为远亲前去吊唁时，注意到了年幼的魏刚，看着他傻傻愣愣的样子，曹利兰心里一阵心疼。一番打听之后，她知道过去5年里，魏刚一直处于“散养”状态，近亲属们也没有人愿意抚养他。当晚，曹利兰就把魏刚带回了自己家，“我不能看着这孩子就这样在外面流浪，也不能让魏家这一脉在这里断了根。”
“不能断了根”在之后成了曹利兰面对家人反对时说过最多的一句话。经过四年的细心照料，魏刚现在看上去已经与普通孩子无异，但曹利兰知道，魏刚终究还是与其他孩子有些不同，他在被提及父母时表现出来的沉默，让曹利兰感到担心。她说，每当这个时候孩子都会想到村口的那棵大树，“孩子心里可能已经有了阴影，我以前觉得他那时小不懂生死，现在看来他心里什么都知道。”
一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一次活动中写给爸爸的话。受访者 供图
缺位与弥补
曹利兰开始留意魏刚的心理问题，是从几年前他带魏刚去监狱探视母亲何欢时开始的。她说，决定告诉他母亲的入狱情况前，她曾犹豫过，但最终还是决定告知真相。曹利兰记得，魏刚第一次见到母亲时，母子俩都表现得十分沉默，几乎什么都没有说，之后的几次会面情况也并没有太大好转，“我想他们缺失的亲情大概很难补回来了。”
吴永才同样面临着亲情修复的难题，这个45岁的中年男人在12年前因过失杀人被判入狱，那时他的女儿还未满月，他在事发后匆匆回了趟家，甚至没来得及多看女儿一眼，就前往公安局自首了，留给妻子陈芳的，是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和满地的狼藉。
据陈芳回忆，2009年女儿刚出生时，丈夫与公公同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因公公与工友发生口角，丈夫吴永才事后找对方评理，不料起了冲突失手将对方打死了。陈芳说，事发时她还在坐月子，吴永才出门前她曾劝他不要去，但没能拦住，“我是在晚上接到工友电话时才知道出事了，他中途回来时已经把人打死了，但什么也没有和我说。”
吴永才与其父亲之后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和7年，陈芳不得不在坐完月子后就外出打工谋生。她说，丈夫与公公双双被抓，自己母亲去世得早，娘家也没人能帮得了她。那段时间，为了养活两个孩子，她不得不去绣花厂找工作，将刺绣带回家里赶工，最多时，同时打了4份工。
因工作强度太大，陈芳的身体逐渐出了问题，受颈椎病影响，短短几年后她便无法伏案工作。为维系生活，陈芳去扫过马路，也捡过废品。她说，丈夫入狱那几年，经济上的困难和身体上的重压对她来讲都可以忍受，最难熬的是受到来自身边人的歧视和排挤，甚至有人当众对她进行言语侮辱。
陈芳说，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她都咬牙坚持着，但唯独面对女儿时，她感觉到一股深深的愧疚。每次学校开家长会，都是哥哥陪着她去，尤其是当陈芳获知有同学用爸爸坐牢的事情调侃女儿时，她几乎要崩溃，“说实话，那时候我很恨他（丈夫）。”
之后，陈芳从同乡处听说，有同乡的孩子因为父母坐牢被同学孤立，不敢和人说话，她开始时常与女儿谈心，教她做人的道理，甚至说服自己带着女儿去监狱里探视，想以此打破爸爸在女儿心目中“坏人”的形象，“收到了一些效果，但她始终没有主动提起过爸爸。”
2020年11月，吴永才经过4次减刑后出狱。他说，自己在服刑期间每天都很想孩子，他努力改造争取减刑，就是想早点回家，弥补自己对孩子们缺失的父爱，但当这一天真正到来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在女儿的生命中缺位太久，已很难弥补。
无形的囚牢
吴永才至今仍对女儿学校的亲子活动耿耿于怀。他说，在狱中服刑时，妻子曾不止一次提到过此事，他曾暗下决心，等出狱后一定要以父亲的身份，陪女儿参加一次亲子活动。
出狱已半年有余，一家人曾经期盼的亲子活动却没有人再去提及。吴永才说，服刑的这些年，妻子和子女们都过得很苦，他很想弥补但找不到方法，现在只能通过努力赚钱表达对他们的歉意，但这对于孩子情感和心理上的创伤修复作用十分有限。
中国婚姻家庭咨询师、福建省助困公益协会副会长黄骊表示，她从2014年开始关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并在多年的工作中发现，这类孩子除了物质、经济上的困难外，多数曾在外遭到歧视、孤立，部分孩子在家同时充当着“出气筒”的角色，他们很容易被当成异类和负担，通常情感压抑，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绪。
黄骊说，有半数以上服刑人员在入狱后，另一半都离开了原有的家庭，孩子在之后便沦为“事实孤儿”，从而产生委屈、封闭、自卑、愤怒、对立、疏离、逃避等心理问题，如同被关进一个无形的囚牢，很难自行解脱。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被称为“事实孤儿”的特殊群体数量不少，司法部曾在2006年公布相关调查称，我国在当时有46万在押服刑人员有未成年子女，总数超过60万人。此后许多个人与组织先后针对这一群体进行调查研究，并得出结论认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辍学率、心理问题发生率及不良行为发生率均高于普通未成年人，部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由于遭受歧视，表现出学习困难、辍学、人际关系障碍等问题。
据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2018年作出的一份《福建省在押服刑人员及其未成年人子女基本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该协会曾对福建全省18个监狱有未成年子女的在押服刑人员进行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约80%有未成年人子女的服刑人员正处于青年期，其未成年子女的辍学率为26.9%，心理问题发生率为29.5%，网瘾、烟瘾等不良行为发生率为22.4%，触法行为发生率为21.2%，其中59.3%的家庭总体经济较差。
上述报告称，福建省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有66.1%处于小学阶段，31.5%处于中学阶段，辍学率远高于国家统计局在当时公布的15.5%的数据。同时，他们的心理问题发生率、不良行为及触法行为发生率都远高于同龄青少年群体，这可能与父母的服刑有重要关系。
该协会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尽管国家层面关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总数自2006年后没再更新，但各地的统计工作一直在推进，截至该协会2018年10月作出上述调查报告时，仅福建省的服刑人员未成年人子女总数便达到17922人。
针对这一特殊群体，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曾在上述报告中建议，完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成立由民政部门牵头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联动机制，发挥国家救助的作用，同时积极总结全国各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的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经验，扶持专业化社会组织，促进对这一群体救助机制的完善。
（注：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文中人物除黄骊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