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时期的王震。
我们自由亚洲电台夜话中南海上次节目刊登和播出了《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是怎样巴结上习近平的？》，转载此文的文学城网友“爱吃面包的人”留言道：“王震不用说了。他在中共无论党内和军队级别都不是特别高，但是功劳是最高的，连毛泽东都让他三分，原因是他救了中共两次命。一次是在延安南泥湾种鸦片，卖到国统区换粮换枪，才保住了所谓苏维埃政权。当时杨虎城给贩鸦片的中共大开绿灯，因为他的秘书即红岩里面小萝卜头的父亲就是共产党员，早就把杨虎城策反了。加之没有杨虎城和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国民党早就把中共灭了。所以蒋介石恨死了杨虎城，他放过了张学良，但把杨虎城灭了门，连尸体都被毁掉了。
“第二次救中共的命是北大荒和新疆的屯垦。中共取得政权后，中国大地满目疮痍，中共不但要养活军队，还需要大量的粮食去孝敬祖师爷老毛子。那时候他们还不敢横征暴敛，就是用这两大屯垦基地救了共产党的命。加之王震和邓小平的私人关系很好，子女关系也很好。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上台那国家不就是他们家的？富可敌国，一点也不奇怪……。
既然有网友一提到王震就扒出了他的那段率领三五九旅种植鸦片养活中共延安割据政权和军队的黑历史，那么我们就先在本篇文章里详细介绍一下为什么说“鸦片是共产党的大救星”，而王震也不过是当年的中共贩毒集团里的一个小角色而已。
关于中共当年的军队制毒和武装贩毒的令人发指的祸国殃民罪行，陆续被曝光的相关史料已经越来越多。本文不妨从著名的《延安日记》说起。
笔者查找了许多相关资料，发现有确凿的史料证明，直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整个中共地方割据史和建军扩军史就是一部武装贩毒史。包括毛泽东，邓小平以及习仲勋在内的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人人有责。用当时的毛泽东的话说：鸦片起到了为中国革命“打先锋的作用”。到王震在延安率部种植罂粟，炮制鸦片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中共各大地方割据集团就已经有了长达十年的武装贩毒运毒史了。
由美国作家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写于1986年，1989年在中国大陆公开翻译出版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写道 ：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当时在贵州，鸦片通常代替货币流通。张国焘的军队没收地主财产时也没收鸦片，用来购买给养。
北京人民出版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撰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记载：1928年7月4日，湘西南特委军委毛泽东向中共湖南省委报告，反对省委将红四军主力调离井冈山，陈述了6条理由，其中说道：“从经济上讲，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至节俭需要现洋七百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德）部自二月抵耒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旗漫卷左右江 纪念百色起义、龙州起义8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中收录的署名王福琨的研究文章《 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及其现实启迪》中记述：“邓小平、张云逸在右江苏区收取鸦片过境税，还派军队护送鸦片至南宁。红七军刚成立时，在百色扣留了10万两鸦片，并未销毁，而是采取收重税放行的方式，筹集了税款10余万，解决了根据地财政军需问题。”
王震曾经在南泥湾。（Public Domain）
西安的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出版的由梁星亮、杨洪、姚文琦合著的《陕甘宁边区史纲》中描述说：“陕北根据地早期的部队来源之一就是‘特货’即鸦片保运武装。1931年9月，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由于山西省政府徐永昌围剿，无法在山西立足，西渡黄河来到陕西，在三边（定边、靖边、安边）一带打土豪、分财物。10月初，红军收编了2只保运队伍（鸦片贸易武装押运），改编为陕北支队”，任命了刘志丹和习仲勋的同僚闫红彦为支队长。
而包括习仲勋在内的当时的中共陕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所以任命闫红彦掌管这支鸦片部队，可能是因为他本人与大烟土有缘，早在1928年他就“因为拦截杨虎城部的烟土被民国地方政府侦缉”。
中共建政之后的闫红彦官拜上将。当时的闫红彦已经转业地方，照规定不应授衔，但因为毛泽东一句“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所以他被破例授衔。
当时的毛泽东如此拔高闫红彦在当年陕北根据地的党建，军建的功劳，除了为否定高岗，同时也是为否定习仲勋。而现如今中共新编党史宣传材料中关于毛泽东当年是多么欣赏习仲勋的描述，笔者高度存疑。
而这个闫红彦因为当年在陕北红军里曾与高岗结怨，对习仲勋也非常不以为然，所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在读到《刘志丹》一书时向康生告了一状，说是该书是习仲勋妄图给高岗翻案的铁证。康生将此事汇报给毛泽东，于是毛泽东一句“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把习仲勋打倒，由此引发的“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先后株连数万当年陕北老区的老干部甚至当地农民……。
1979年6月，在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交的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里，该案被称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在中共党史界，该案亦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以上只是王震在延安奉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命以“开展革命的大生产运动”为名，连续数年大规模种植鸦片之前的中共以贩毒为生的无数案例之一。
北京金融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高小琼撰写的《遵义城国币再发 共和国金融摇篮》一书中记录：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打下贵州遵义后，没收了当地军阀王家烈的十几万元的烟土与食盐，交由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充当准备金发行“苏维埃银行钞票”，在城中设立4个兑换点，并规定了卖烟土、食盐的方法：烟土、食盐等国家银行经手的物资，一律只收苏维埃银行钞票，以此筹集物资与军粮。
毛泽东及周恩来等人的“中央红军“进入陕北与当地所谓”陕北红军合流“之后，整个延安地方割据政权和共产党军队的半数甚至更鑫的经济来源都是贩毒收入。
晚年的王震。（Public Domain）
上世纪90年代，历史学者陈永发对中共建政之前长达二十年的鸦片经济做了基础性研究，并完成专著《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此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文章越来越多，新的资料陆续出现。比如前述《延安日记》就对当年中共延安政权的鸦片经济现象做了非常直观的描述。
1941年，中共下达种植令，辖区农民每户栽种五至十亩鸦片。对外销售，对内禁烟，是中共发展鸦片经济的方针。1941年底边区成立禁烟督察局，后改为禁烟督察处。据《延安日记》记载，任弼时被任命为“鸦片问题专员”。
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两地气候适合种植鸦片，在清代、民国都有种植鸦片的历史。据学者陈永发的叙述，1942年，晋绥边区有河曲、保德、偏关、神池 、宁武、五寨、平鲁、朔县、岢岚等九处栽种鸦片。陕北分布更广，“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国民政府地区外都有种植”。
1943年9月22日的《延安日记》记载了中共高层对鸦片经济的决策过程，“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
《延安日记》还记载了任弼时转述毛泽东的话，“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一篇标题为《大烟(毒品)是共产党的大救星》的综合报道文章也被改名为《中共：世界上最大的武装制毒贩毒集团》转载在几家海外网媒上。文中介绍说：在南泥湾，王震的三五九旅把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而且，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绝大部份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份卖到民间，部份直接卖给国民党军队。毛泽东文章《为人民服务》中的主角张思德，事实上并不像《毛泽东选集》中注释的那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而是被派到当地一处大烟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的。
习近平上台之后的2013年8月，当时还未被习近平下令查禁的《炎黄春秋》杂志还斗胆刊登了洪振快撰写的《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一文，文中引述1948年2月18日的中共西北财经办事处（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经工作的领导机构）公布的一份报告——《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中的内容，其中对中共陕甘宁边区1941年起的财政困难，以及开展“特产”——鸦片贸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做了简洁、清晰的概述。
该文披露说：当年的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有一附表，专门谈及特产也就是鸦片贸易在中共延安地方割据政权财政收支中的比例，其中1942年占岁入40.00%；1943年占岁入40.82%；1944年解决财政开支26.63%；1945年解决财政开支40.07%。
如上中共自己的史料记载，足以证明“没有大烟土就没有共产党”绝非夸张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