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批判了“享誉海外”的“历史学家”余英时,导致了很多人跑到我公众号后台疯狂谩骂,我觉得这件事很好,说明我没有说假话。

骂一个封建余孽,居然能引出一大群封建余孽,说明我骂对了。

余英时被追捧,不是源自于他的学问,而是源自于他“反共反华”的立场。这些人为他招魂,不是真的尊敬他,懂他的学问,而是想要为他的立场招魂,死人有时候比活人有用,死人才是真正的工具人。



有个人的逻辑很有趣,他质问我:“你说余老师的历史研究不科学,为什么他能够享誉海外?美国人都说好?”

美国人都说好的人多了,美国人说戈尔巴乔夫很好,戈尔巴乔夫真的很好吗?很多享誉海外的“文科学者”,到底因为什么而“享誉”,这一点是非常可疑的,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台湾”、“美国”、“全球”、“极具影响力”、“华裔”、“知识分子”、“自由学者”这些词叠加在一起,你不觉得恶寒吗?

对了,蔡英文也夸他是“大师,这属于“反动派官方认证”吧。



还有人批评我的文笔太过激烈,对知识分子太凶,让他“毛骨悚然”。

我想说,我其实是最温和最没有攻击性的人,这样就让你害怕了,那么几千年来封建统治压迫下无数农民的累累白骨怎么办?近代黑暗两百年地主、买办、军阀敲骨吸髓下死去的底层人民怎么办?面对他们的骸骨和血泪史,你就不害怕吗?

批判旧社会的反动派你们就“毛骨悚然”,他们为屠杀千万工农群众反动政权洗地,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毛骨悚然”?

其实我是能够理解余英时的,以他的成长轨迹,以他的阶级属性,必然会成长为这么一个人。

一个人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和他的出身、立场、见闻、接受的教育有关。

虽然历史上有很多超脱于此的英雄伟人,但我们要记住,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利益的阶级”,绝大多数人,都是忠于他们的阶级的。

所以,余英时“反共、封建、尊儒、媚外”的反动思想,其实是源自于他出身的阶级——地主阶级、封建士大夫阶级。

余英时的著作中,提的最多的,就是“士”,也就是士大夫,封建士大夫是贯穿整个中国封建史的一个阶层,他们可以说是救世界真正的统治者,他们是儒家的“知识分子”,也叫“读书人”和“相公”,他们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统治,古代士绅只要中了科举,就拥有了地方治理的特权,无论士做官,还是等待做官,他们都是地方上真正的统治者,类似于印度的“高种姓”刹帝利。这个“士”,在地方上,还和乡绅地主重合,被称为“士绅”,垄断了地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

中国近代革命,遭遇的最大阻力,就是来自于这个阶层,国民党也曾搞过“平均地权”,但是在地主乡绅那里推进不下去,国民党也曾试图在基层建立党组织,但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地主乡绅们反攻倒算,屠杀了国民党在基层的大量进步青年和干部。

余英时就出生于一个封建士绅家庭,余氏在官庄镇是大姓,乾隆壬子年(1792年),乡贤余文章建了余氏五世堂支祠堂,格局为“四水归堂”式的徽派建筑,乾隆皇帝亲赐予御笔“五世同堂”“七叶衍祥”的牌匾以及圣旨碑刻,余文章便是余英时的先祖。

余英时的父亲、叔父都是国民党大员,特别是他的叔父余谊密,更是余英时从小最敬佩的“英雄”。



这个余谊密曾担任清朝单县县令,辛亥革命后,先任民国潜山县临时议会会长,继而任安徽省临时议院议员,后来先后任怀宁、南陵县知事,后调任芜湖知县,1922年马联甲代理安徽省长,提拔余谊密任政务厅长兼任芜湖道尹。1926年,高世读推荐余谊密担任代理省长;后来北伐军打进安徽,余谊密“拥戴”蒋介石有功,又当上了安徽省政务委员、财政厅厅长。

余谊密是个坚定的反共分子,退休后还主动去“清剿红军”。

1930年,余谊密倡导并捐巨款购置枪枝弹药,组织团防,命其弟余谊寅担任联防队官庄团练头头,命次子周觉出任潜山县保安大队副,率队配合国民党二十五路军对黄柏地区进行了三个月的“清剿”。共产党便衣队、游击队、赤卫队及农会会员,党政干部及其家属,约200多人惨遭杀害。

余家并不是没有真正的进步青年,余谊密胞侄余大化、余化民都是共产党员,但余谊密对他们的态度是极为仇视,余化民甚至就是他亲自下令杀害。



余谊密胞侄余大化(中共潜山特支书记)致力于革命。余谊密得知后,横加干涉,申斥说:“你是缙绅子弟,要读书求仕,研究经史,光荣先祖,不该放下书本,成天宣传什么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这都是过激党的口号,长此下去,当心你的脑袋!”大化置之不理,余谊密即与他断绝来往。大化遇难后,胞弟化民投身革命,不幸身遭官庄团练围捕。余谊密得悉后,手谕官庄团练:“社会败类,家庭逆子,杀!”故使化民于1930年冬在官庄戈元梅树湾被杀害示众。

所以说,封建士大夫一口一个忠孝仁义、一口一个家庭人情,但在维护阶级利益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亲人都能下手,在阶级矛盾面前,谈什么人情人性?

这就是他们最虚伪的地方,也是余英时处处为之粉饰、洗白的地方,在他文章中,地主知识分子总是宽仁慈祥的,不存在残酷的阶级压迫,不存在凶残的屠杀.....旧中国在他笔下仿佛是地上天国。

1935年1月底,余谊密从省府安庆回老家过春节。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得悉后,于2月12日拂晓,遣八十二师手枪团的两个分队和特务营的三个连共300余人,自湖北黄冈经岳西鹞落坪赶到官庄附近,由四名便衣队员计入余谊密卧室,活捉了余谊密及其次子余周觉等。13日在坛畈簸箕岩处决了余谊密。

对于这位“英雄叔父”之死,余英时一辈子耿耿于怀,多次称赞他的“盛德大业”。

是啊,对于地主阶级、反动派来说,这是“盛德大业”,但对于工农大众来说,这是“血海深仇”。

余英时号称“历史学家”,但对于中国近代史发生的一切,不但不肯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看待,甚至还颠倒黑白,完全否定当时激烈的阶级矛盾。

“像阶级斗争那一套,我觉得跟我看到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地主迫害农民之类的事情在官庄简直没有听人说过。而且因为宗族的关系,农民有时还是你长辈,你不可能迫害他,你还得尊重他 。我小的时候,有一位农民比我年长二三十岁,还是我们家耕田的,我还得向他磕头,因为他是长辈。这些把阶级的东西完全缓和掉了。绝对不是一个阶级斗争、阶级利益冲突的简单观念可 以解释得了的。我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了解,是早期一本没有字的书。”

实际上,真正血淋淋的阶级矛盾,血淋淋的斗争,就发生在他自己家中,结果他掩耳盗铃,视而不见,反而发明历史,这就相当可笑了。我们不求他像彭湃烈士那样,做个背叛阶级的人,哪怕让他实事求是地讲清楚那段历史,也是做不到的。

由此可见,历史学家,也是有阶级,有立场的,余英时一辈子反对唯物史官,排斥阶级分析,但是这一切用在他自己身上,则是惊人地契合。

这个阶层,天生的“内残外忍”,对待无产阶级工农群众,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挥舞屠刀,但对待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又能随时随地替敌人找到理由,证明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外国人没有错。

余英时曾在《到历史中寻找今天中国问题的根源》写道:“1840年以后外国人进来,只是要跟中国做生意,打开中国市场;就象中国的“丝绸之路打开了中亚乃至罗马的市场一样。不能说这是侵略,也不能说是欺负中国。主要要看你会不会“应付”。中国的应付是失败的,人家日本就应付得很好,所以它慢慢站立起来了,不但没有被牺牲,而且变成了列强之一。”

他们天生仇视工农大众,却对外来强大的侵略者表现出极大的“善意”,这样的儒者,像极了每当改朝换代就立马改换门庭的某些人,钱谦益是儒,余英时是儒,侏儒也是儒。

余英时对于新中国有着刻骨的仇恨,他甚至公然诅咒:”21世纪得中国不太可能又光辉前景,因为中国在20世纪造下得罪孽太深重了.......“听听,这是人话吗?

其实,他才是”中国崩溃论“的发明者。

可惜,新中国和伟大的人民没有让他们如意。

我想,他死的时候,一定带着万般的不甘吧。

为他哭丧的那些人,一定更加郁闷吧,郁闷就对了,不开心,不开心就随他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