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史学泰斗、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8月1日在美国寓所睡梦中辞世，享寿91岁。其学生，也是中研院院士王泛森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余先生一生捍卫人权，坚持“任何人不能欺负任何人”的信念。更关注中国文化、香港和台湾的命运，本于良知坚决反共，毕生一以贯之。

“六四是对我最大的刺激。从前还不是原则上不回去，而是事实上不愿意回去。后来绝对是原则上绝不能回去。绝对不能对这样的政府表示任何支持。”

余英时作为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评论家，但他不从政，只在思想上表达意见，他形容对政治保持“遥远的兴趣”，“批评政治到此为止”。“我不想我抓了权，别人都听我的。这是我不需要的，而且是我很看不起的东西。”

磨了12年《余英时回忆录》出版2019年初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观点”节目访谈，触及核心价值，包括他的名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我在那里，哪里就是中国”

余英时：“中国文化好的地方我都吸收的。所以我在哪里，我过的生活，运用的价值基本上就是从中国来的。

RFA记者唐琪薇：所以您想保留的是中国文化最精华的？

余英时：“我的意思是中国文化现在不在中国。我那句话的意思基本上不是说我。我不相信回到中国才有中国文化。”

至于今天如何才能做有尊严的知识人？余英时认为：“王阳明讲的一句要紧的，就是良知的问题。你有没有良知？知识人有没有尊严，你对自己良知是不是肯负责任。”

中研院院士王泛森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提到，余先生是有良知和风骨的思想家，是知识分子的典范。“老师说过年轻时在安徽家乡，有一个营长欺压当地百姓，他写了一封信要告他，信不知怎么传出去了，营长找人跟他解释。老师谈到这故事强调，『不许任何人欺负任何人』。这是他对人权的尊重和信念。”

王泛森提到，他受余先生指导时，正好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余先生全心投入援助流亡学生、学人和保护异议分子的行动，对中共政权火力全开批判，他对香港占中运动，对台湾民主运动发表很多支持的言论和作为。他到人生最后阶段仍很关心香港问题。

王泛森说：“很多人知道我是他学生希望介绍去见面，但是有一次我跟他提到一位香港抗争运动的教授去普大访问的时候想要见他，他马上就（答应）。”

研究从“尧”到“毛”的中国史学者

王泛森提到余先生是写诗出身，对旧诗、音韵掌握非常好。他在台大念书时余先生到台大演讲自我介绍说是研究汉学、从“尧”到“毛”整个中国历史，博士论文写的是中国古代的不朽跟长生，曾在哈佛亚洲学报发表。余先生对汉代经济交通、贸易与扩张研究甚深。有一次他在办公室看到老师在看一本剑桥的中亚史，他一问原由，老师说，他很惊讶这本书居然收录他很早期写有关匈奴的稿子，他也是研究匈奴的专家。

王泛森说，余先生是世界少见曾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多所著名大学担任教授的学者，希望他创造的学术宝库的“利息”，在人间源源不绝地生息。

王泛森相信，中国受到共产党统治后，对文化的摧残、人权的打压，使得余英时非常痛苦。他反共，毕生一以贯之，对中国文化的命运非常关注。2006年获颁“人文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该奖对他的褒词提到，余先生大量著作是文革之后，刺激年轻学者重新发现中国历史文化丰富性多样性的源头。

中国文化在文革被摧残 倡议设“中国文化的海外中心”

王泛森说，余先生认为文革时期，中国文化饱受摧残，他曾在香港明报写过一篇文章倡议设立“中国文化的海外中心”，无处非中、无处不是中国。

王泛森提到，最后一次和老师通话是两、三个月前。“老师问我有没有什么事情？我说太久没有跟老师通电话，老师说，没有打电话没有关系。很多人认为余先生思想非常澎湃，其实他内心非常平静。老师讲过几次，老年能平静在家，安安静静看看书就很福气。”

出版《余英时回忆录》的允晨文化发行人廖志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提到，7月25日他才和余先生通电话，精神都还很好，忽然听到他辞世，心很痛，他原本准备在疫情之后，将《余英时回忆录》荣获的金鼎奖和香港书奖的两项奖座，亲自带到美国给余先生，岂料心愿未能达成。

对生死豁达 与后辈侃侃而谈自己的墓园

廖志峰提到，余先生对人很温暖，对生死豁达，回想2018年9月赴美拜访余先生，他听到余先生说父亲活到八十多岁，他还说那您会活到100岁。当时两人第一次见面一开始聊的话题，居然就是墓园，他还没看到老师，就先看到老师预备的墓园。

廖志峰说：“我第一次见到他，见他之前，师母先带我去普林斯顿墓园，我还先去他父亲的坟上致意。那时还没见到余老师，后来到他家里，他跟我说，他将来就会葬在那里。我就跟老师说，好！我将来再到这边看你。”

提到余英时反共的源头，廖志峰说，中共在六四打压、集体杀害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则是对香港。余英时出自知识分子的良知，认为中共扼杀、谋杀的是中国的希望，至今没有平反。余英时跟他说，一定要守住台湾最后这块华人自由民主的净土。

关心香港、台湾前途 “若畏共投降 何必跑到台湾？”

2013年中国流亡维权人士陈光诚访台，时任总统马英九、文化部长龙应台未与陈会面，余英时接受台湾联合报系专访时曾批评“畏共、没出息到极点、很丢脸”。另曾呼吁马英九检讨大陆政策。余英时过去受访曾谈到，“台湾有很大的心理问题，包括国民党在内，就是畏共怕共，怕得不得了…，另外一种就是怕台独，于是就想用对岸来控制台独。”“这种想法是很自私的想法，说老实话，如果继续这样顾忌下去，那最后只有向共产党投降。如果这样子，那当初何必跑到台湾来，在南京签字投降不就完了吗？”

余英时2014年接受台湾天下杂志访问，曾鼓励香港人为自由和民主抗争，他的结论是 : “（港人）不能做乖孙子了，不然下一个又来一个命令，你又做乖孙子，第三次又是如此，最后你不变成百分之百的奴隶了吗？” 余英时当时肯定港人“公民抗命”，强调虽然要付出代价，但“坐牢是很光荣的事情”。他曾预言，香港出来反抗的都是年轻人、大学生，“这是很可怕的，表示会有很长期的抗争”。

余英时1930年出生天津，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把他送回安徽老家，他在乡下过了9年。遇到新四军屠杀乡民，新四军之后成为共产党基本势力。194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被游说申请加入共青团前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在回忆录提及，感染一种宗教式的狂热情绪与“左倾幼稚病”，但很快觉醒，却也造成他“60年每思及此就无地自容”的罪过。

搭上一班故障列车 从北京转向香港 改变一生命运

余英时1949年曾执意回北京完成学业，余父已在香港，局势非常不稳，他搭乘的列车故障。他一个转念，认为应留在父亲身边，就此转向去了香港。余英时曾说，如果列车没有故障，他留在中国，一生的命运将大为不同。

香港时事评论员陶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提到，四八、四九年，中国跟世界面临巨变的十字路口，民国政府把很多中研院院士接出来，很多有学问的人留在大陆，但胡适去了台湾、钱穆去了香港。余英时一度要坐火车到中国北京念大学。

陶杰形容余英时年轻时对共产党也“差点中招”：“他那时候的选择是最惊心动魄的，这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选择，还是中国在那个时候的选择。余教授著作等身，最重要是讲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他一生也是在彷徨、抉择当中去研究中国未来的方向。香港年轻人、海外华人也好，都应该好好读他的著作，尤其在今天这个高科技物质横流的时代。美国知识界也应重新认识余英时，在这个十字路口上。”

陶杰：美国政界智库错失聘余英时担任美中外交政策策士

陶杰认为，余英时到了美国的学问非常有用，可惜在美国被大材小用，他不只应该在学术界。美国的政界、智库，至少二十年前就应该请他，从克林顿到奥巴马时代，他们不是提倡多元文化吗？应该早就请余英时当一个美中外交政策的理论指导组长。

和美国很多知识界 、智库所谓“中国通”、“汉学家”相比，陶杰认为，余英时最不一样的是他看得透：“他看得透！其他很多学者看不透，书读的再多也没有用，而且他对新儒家的批评非常地独到。当然他人很厚道，讲的很含蓄，就说中国人二十一世纪的出路，看新儒家没有用，因为新儒家提倡的道统是很抽象，而且是不接地气的、故作深奥的，你只要讲良知就够了，是不是？所以他是比较寂寞的一个人，他对中西文化具有非常智慧的批判精神。”

罗冠聪：感谢老师声援香港 呼吁众人尽可能反抗

流亡海外的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在脸书放上与余英时的合照，并写下：“感谢余英时先生对整个学术界的贡献，启廸了众多后起之秀，奠定了诸多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基础。也感谢老师对自由的支持，鼓励着在各地争取个人权利的有志之士，也曾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呼吁众人尽可能反抗。”

台湾副总统感谢余曾在台湾国民党一党专制时为“党外”发声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脸书悼念表示，“余院士关注人权、自由与民主，曾为『党外』发声、为美丽岛事件投书国际媒体、声援六四、支持香港。也时常提醒关心台湾，面对香港问题除了支持之外，更要不断深化台湾的民主自由。余英时院士的胸襟、敢言、不屈、无畏与执着，已为许多追求民主自由人士立下不朽的典范。”

宋永毅看余英时：坚持理想和良知的人格者

文革研究学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余英时有渊博的学识和胆量，最重要是他崇高的人格，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他曾说如果共产党不倒台，他再也不去大陆，他就坚决地做到。

宋永毅说：“我知道中国大陆千方百计，因为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一直引诱他，想给他种种诱惑、荣誉、待遇。有太多学者在共产党掌权后就投靠共产党。自由世界的学者倒过头拍共产党马屁的，也多的不得了，但他就是不和中共打交道，这是非常珍贵、崇高的理想人格，是最值得敬佩和学习的地方。”

王丹：余择善固执 胡平：流亡知识分子最好的朋友

前六四天安门学运领袖王丹在脸书发文送别余英时，王丹说，余先生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择善固执”，“善”指的是追求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他涉猎很多现实问题，跟他聊天可以感受到他真正安身立命的基础，还是知识而不是激情，他有“士大夫”气质、宽厚的胸襟和对年轻一辈的包容。

前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余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很真切深厚的人文关怀，能够了解飘零海外者的心境，他是中国流亡知识分子最好的朋友，很多人得到他的帮助、推介、写序，异议人士都很尊敬他。在八九民运之初，余先生在海外领衔很多人参与发表公开信、联名信呼吁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在六四之后谴责中共，立场非常鲜明，很多人在那之后都变了、对共产党暴政软化了，但余先生一直坚持不变。

胡平提到，余英时是一位很纯粹的学者，住在普林斯顿一个僻静的森林里，生活相当简朴，彼此还约好疫情后再见呢。

余英时8月1日辞世，享寿91岁。四天后，中央研究院8月5日发布这项讯息。中研院表示，余院士为美国普林斯敦大学荣誉教授，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副教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1974年当选中研院第10届院士。一生获颁多项海内外学术荣誉，包含1991年获行政院文化奖、2004年美国哲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200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2014首届唐奖汉学奖等，获唐奖后，为鼓励年轻学人投入人文研究领域，委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置“余英时先生人文研究奖”，提携后进不遗于力。

余英时曾纠正费正清对中国的误解 “士”才是中国的未来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8月1日去世，海内外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哀悼和缅怀。中国国内除了澎湃社发表了短讯之外，其它媒体都鸦雀无声。有历史学家指出，余英时除了在中国思想、文化史方面的卓越贡献之外，还对纠正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等人对中国的误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余英时去世的消息在中国官媒上的冷遇与中国社交媒体和海外舆论判然有别。

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连篇累牍的网帖表达对余英时去世的哀悼和惋惜。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2018年所写的回顾余英时的一篇文章也第一时间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将专门著文纪念余英时。

纠正费正清

海外中文媒体也对余英时去世的消息进行了大量报道，在总结他中国历史研究的卓越成就的同时，也强调他一直坚持的反共立场。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曾担任美国国务院国务卿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的美国海军学院东亚和军事史教授余茂春认为，余英时纠正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对中国的误解对他自己也有影响，“我看到余英时这些东西后，对我本人影响也很大，我后来进入美国对华决策的圈子里边，这些论述都有影响的。”

余茂春指出，余英时曾与费正清在哈佛共事多年，并以同事的身份对费正清对中共的错误看法进行有理有据的批判。但他强调，余英时并不是政策专家，“所以他的影响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讲的，比较有哲学意义的，不是直接批判，所以他的影响主要是转变人们对中共本质的认识方面。”

1991年费正清去世后，余英时曾撰文《费正清与中国》以兹纪念，这篇文章收入《余英时文集》第五卷。他在文中分析说，费正清认不清中共所继承的专制传统，三四十年来他和许多“中国通”对中共发展的估计几乎没有一次不错，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缺乏深厚的知识才是费正清的观点的致命的弱点。

余英时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后，辗转香港、美国等地，只在1978年短暂回国访问。但那一次访问并不愉快，他后来对媒体表示，“都安排好了，你能看到什么？”

多年来，余英时一直坚定地反对中共体制。与余英时相熟的海外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耀主编胡平认为，反对中共体制，在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中并不少见，但余英时贵在能够坚持。

“余英时是多次接受大陆方面的邀请，但他就是置之不理，他不理你，这就很难做到了。”

胡平说，余英时能做到这一点也跟他性情的淡泊有关，“他真是比较淡泊，你看他的书、他的文章，都是这个样子，这种感觉，从来不去刻意追求惊人之语。”



余英时先生（唐奖脸书）

士与中国文化

但在另一方面，余英时对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却非常友善，在海外与他接触过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口皆碑。

胡平介绍说，1989年六四事件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成立接纳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余英时功不可没。“他可以说是大陆这些流亡人士最好的、最忠实的朋友，始终如一，六四之后初期的阶段，大家对这些人都很热心，后来就慢慢不把这些流亡人士放在眼里，但余英时是始终如一。”

余茂春指出，余英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友善来源于他对中国未来的清醒看法；他认为中国未来的中坚力量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有政治抱负、有远大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

而余英时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研究早在1980年代就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前述提及的葛兆光回顾文章中提到，余英时1987年在中国出版的著作《士与中国文化》曾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这部收录了八篇有关古代“士”的历史论文集在当时那种洛阳纸贵的盛况，我的朋友中，几乎人手一册，而且激起了有关知识分子使命的议论纷纷。”

无独有偶，远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经济学者何清涟8月5日也在推特上发帖说，“我这辈学人几乎都读过他的《士与中国文化》，这本书开启了大陆当代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研究之门。”

葛兆光强调，余英时在这本书中指出古代中国的“士”与西方“知识分子”极为相似，都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提醒知识阶层要发掘传统精神，用“道统”对抗“政统”，激励了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知识阶层对政治权力的反抗勇气。

余茂春则认为，余英时对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研究也揭露了中共统治的弊端，“余英时的一个看法是，中国共产党摧残中国文化最大的罪恶之一是彻底摧毁了绅士阶层，以党的领导来对中国这些中间的绅士阶层进行彻底的清算。”



2019年9月余英时先生在自家住宅（允晨文化提供）

中国文化的承担者

余英时曾对外界表示，中国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华文化。他甚至说，他不相信回到中国才有中国文化。

胡平认为余英时身上所保有的仍然是中国老派知识分子的风骨，“整体来看，才能意识到，（余英时）学问能做到这个地步，为人能做到这个地步，在这么动荡、这么变化的世界里，真是极其难得。”

胡平强调，余英时作为中国文化的承担者，他是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