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说， PM2.5值越低对健康越有利，那么，PM2.5数值降低后人的寿命又能延长多少呢？一直没有一个可量化的答案。
清华大学研究团队日前在《自然·地球科学》上发表相关研究，量化了2002–2017年间影响我国PM2.5污染及健康损失的主要因素。例如，研究显示，从2002年-2017年，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和经济结构优化分别使得PM2.5年均浓度下降18.1和16.6微克/立方米，各避免了38万人和34万人的过早死亡风险。
论文
如果任由PM2.5上升，死亡风险增加百万人
“PM2.5污染与死亡风险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前研究表明空气污染对于慢性病等患者会产生很大的健康影响。”论文通讯作者、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教授张强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但PM2.5污染健康损失的长期变化是由一系列自然和人为复杂因素影响共同叠加的结果，全面厘清各类因素对PM2.5污染健康损失的影响需要构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深度交叉耦合的技术方法。
张强课题组设计出一套大气科学、环境科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模型方法，将排放清单、空气质量、健康效应等模型耦合起来，定量分解了2002–2017年间经济水平增长、污染末端治理、能源结构转型、人口老龄化和医疗条件改善等8项主要因素在中国大气PM2.5污染对公众健康影响中的作用。
PM2.5与SARS病毒、芽孢杆菌、红细胞和PM10（小于或等于10微米颗粒物）大小对照
通过在模型中对真实世界再现并进行分析，如果单独看经济发展因素影响，团队发现经济发展导致化石能源消费增加、促成PM2.5浓度升高，这个因素使得相关死亡风险增加123万人。
也就是说，如果任由经济增长导致的PM2.5浓度上升，不加约束、也不加治理，那么整体人群的死亡风险将增加123万人。
“大气十条”出手，拐点出现
“我们在‘大气十条’实施之后，明显看到了拐点。”张强说，这意味着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环境政策，比如提升能源效率、优化能源结构、污染末端治理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通过减少污染物排放，减轻PM2.5污染水平，使得人群整体的健康受益。
受益多少呢？研究发现，污染末端治理政策的实施作用巨大，它避免了87万人的死亡风险，抵消了经济增长导致死亡风险增量的70%左右。而能源结构转型和经济结构优化对空气污染改善也有显著贡献，合计避免了72万人的过早死亡风险。
2013年，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大气十条”，“剑指”造成污染的系统问题，不仅通过全面整治燃煤小锅炉，加快重点行业脱硫、脱硝、除尘改造等做“直接减法”，而且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调整能源结构。
“例如，2002–2017年间我国的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从68.5%下降至60.4%，非化石能源消费的比重从8.2%升至13.8%，这样的能源结构转型得益于国家能源政策的引导，也得益于科技创新促进新能源的推广应用。”张强说，能源结构转型使得2002-2017年间我国PM2.5年均浓度下降18.1微克/立方米，避免了38万人的过早死亡风险。
老龄化让PM2.5下降的要求更急迫
研究发现，我国老龄化程度加剧以及人口总量增长等因素，在 2002–2017年间使得PM2.5相关死亡风险增加109万人。尽管医疗条件的改善抵消了43万人的死亡风险，但仍旧对PM2.5浓度的下降提出了更急迫的健康要求。
“未来需采取更为严格的清洁空气措施。”张强认为，2018至2020年《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让PM2.5浓度进一步下降，但与“大气十条”实施阶段相比，整顿关停、污染物排放治理等“直接减法”的空间已经收窄。
“预期在未来的空气污染改善中，能源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优化等结构调整类因素的作用会愈发突出。”张强表示，“通过优化做减法”会成为十四五期间的重点，各个行业产业应加快推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释放能源、产业、交通和用地结构调整的污染减排潜力，加速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以保护人群的公共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