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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所有怕私企倒闭的山东家长一样，薇薇的父母要求她大学毕业后从事教师行业，尽管薇薇在大三一次性通过了教师资格证考试，但这个提议还是遭到了薇薇的拒绝。退而求其次，薇薇父母说，不做老师，就考公职。薇薇考了两年，最后成功上岸，成为一名山东省潍坊市某下属县级市的公务员。
这个地方对于薇薇来说不算陌生，她上小学之前生活在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大坡村，村子与她上班地车程一个半小时。每三个星期，薇薇会回一趟家，与家人交流生活情况。提起小时候在坡村的生活，薇薇印象很深刻的是，家里如果喝水，需要骑着自行车装上桶去村里井口带水，用水做引子，舀几瓢水从上面倒下去，然后不停地上下按压，才会正常出水。每逢农初十、十五，薇薇的姥姥会带她到镇上赶集，走不动时，姥姥会奖励她一个生煎包。她回忆生煎包的味道“超好吃”。
上中学时，薇薇偶然读到一本郭敬明的小说《夏至未至》，十几年过去，她已经不能清晰地描述其中细节，但还记得书里写到了一个长满了香樟树的南方城市，每逢夏季云雾缭绕，读起来生机勃勃，让人十分向往。
“想去看一下南方城市”，在这样的向往下，薇薇报考了长沙某师范类一本院校，让她欣慰的是，长沙有很多香樟树，冬季不落叶，一年四季气候湿润，这与她此前想象中的南方城市相差无二，一抬头就能看见阳光从树荫中渗透出来，“就是读小说时脑海中想象的画面”。
但是，在某个具体的情境里，薇薇意识到了自己与大城市气质上的“格格不入”。她陪室友去香奈儿专柜买香水，柜姐只给了她室友一个人试香卡，室友开玩笑说，她这一身加起来可能都没有一瓶香水贵。扎心之余，薇薇说，当时的确不知道香奈儿是什么，虽然后来也买过一线品牌，但不会特意去专柜买，一般是遇到了很喜欢的物品再通过代购购买，“还是为了省钱”。
在网络上，像薇薇这样出生于三四线城市及以下的县城、乡镇，在老家生活工作、或前往大城市及省会周边城市打拼的青年，被统称为“小镇青年”。但因“小镇青年”最早只是流行于网络中的社会学概念，官方并无明确界定标准。如果将其认定为“18岁-30岁，学习、工作或生活在三四线城市的人群”，中国大约有2.27亿“小镇青年”，而一二线城市的城镇青年数量大约为0.68亿，且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小镇青年”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他们的就业、消费，与人生选择，既不同于父辈一代，亦迥异于城市青年。
城市生活的追随者
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图/IC“小镇青年”的内涵变了。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特聘研究员吕德文告诉《财经》记者，小镇青年原本属于网络语言，最早定义的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乡村小镇工作生活的80后、90后。他们与父辈在生活方式、就业观、知识结构、消费行为等方面都呈现出较大差异，这类人被称作“小镇青年”。
“从现阶段的研究来看，小镇青年的内涵丰富得多”，吕德文说，首先是相当一部分小镇青年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其次，小镇青年有一个共同点——城市生活经历。这意味着哪怕他们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也在初高中毕业后去城里务工过。因此，小镇青年的视野与知识结构和城里青年差距不大。如果以父辈作为参照系，作为“农二代”的小镇青年丧失了父辈勤俭节约的消费习惯；如果以“白领”作为参照系，小镇青年的独立性还不够，很多小镇青年要依赖父母“输血”维系在城里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就业与收入不稳定，所以他们对人生的长期规划较弱，对于何时结婚生子、购房购车，规划性不如城市白领，随遇而安、随波逐流的特征比较明显。他们没有条件与城里青年亦步亦趋。因此，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只是跟随潮流，在做“城市生活的追随者”。
从另一组数据也可窥见小镇青年的“不稳定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指导，拍拍贷联合南方周末发布了《2019年中国小镇青年发展白皮书》（下称《白皮书》）。《白皮书》通过追踪1406名小镇青年三年的生活轨迹，发现他们中有32%曾经在北上广深生活过，有20%曾在省会城市生活过，但这些受访者在省会城市居住3.1年后，就决定离开北上广，回到家乡。
与动辄“北漂”十几年的人群相比，小镇青年离开的决定略显仓促。吕德文分析，三年是一个选择周期，25岁差不多是本科毕业三年的时间，两三年的城市生活体验，足以体会到这个城市的好与不好，这时他们会做出选择，是留下还是离开。并且，25岁也是选择未来生活的窗口期，年轻人到了考虑安家的年纪。这时，继续留在城里奋斗还是回老家过安排好的生活往往是他们在城市与小镇生活都体验过后的理性抉择。
理性权衡后的抉择
为何小镇青年在往返大城市与家乡之间迭代速度如此之快？原因可能和个人与家庭情况有关，对于薇薇来说，家庭因素在促使她回乡就业中占比较大，但自己也会衡量现实因素，南方城市再美、香樟树再多，对她而言终究是一个陌生城市，作为异乡人，她缺乏社会资源。
吕德文表示，小镇是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有利有弊，总体利大于弊。生活在熟人圈里，做事有人帮衬，生活意义感更丰富。如果无法在大城市买房，大城市只能提供较好的收入，面对未来，个体始终有较大的不确定感，而小镇生活的归属感和确定感很强，还能在买房等大事上得到家庭的支持。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城市与乡村的差距在逐步收窄，反映到个体上，一是前述现象“小镇青年”的学历越来越高。二是“小镇青年”内涵改变后，这类标签变得更可以接受。《白皮书》显示，80%的小镇青年认可“小镇青年”名片，在经济更活跃的南部出生受访者认同度更高，85%的受访者认同自己“小镇青年”的身份。也就是说，回到小镇，不再是“大城市混不下去”、“躺平”的代名词，而是青少年经过理性思考后做出的现实抉择。
薇薇说，回家以后生活成本更低，家里积攒的社会资源、人际关系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不能称之为“失败”，只能称之为“选择”。但是，有人有得选，有人没得选，“比如一个从事研发的朋友，他的专业限制他只能在北上广深工作。”
因为工作繁忙，吴雨很少与家里联系，有一次，母亲去广州看她却被清早电话吵醒，电话里，客户喋喋不休地骂吴雨。“被骂多了也狼狈惯了，但我不想让母亲看到自己如此狼狈的一面，不想让她心酸。”因此，仅在广州工作一年，吴雨便“逃”回老家。
另外一层要纳入考虑的因素是现实问题。吴雨评估后认为，无论在广州奋斗多久、多努力，也攒不出一套房子的钱，她不能一直租房生活。在她看来，回家，意味着拥有更好的生活。
吕德文认为，小镇青年回到家乡工作往往出于理性抉择。一则，他们都在大城市里生活过，了解其中绚烂，更明白个中艰辛。二则，县城与小镇城市化程度高，青年回到镇里也可以过上与城里差不多的生活。如今语境下的“回到小镇”不是想象中的“回到村庄”，城里的消费设施镇上也有，且随着互联网业态不断发展，很多青年回镇以后都在从事互联网相关工作。三则，城乡融合在物理空间上基本实现，开车从镇到临近地级市一般只需要一个小时。所以即便青年生活在小镇，他们也能保持城市生活的体验感。四则，城乡工资水平差距在缩小，技术工人在中西部地区月薪4000元-5000元，珠三角地区7000元-8000元，这个标准在老家也能达到。
吕宏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岩前镇将军村，2012年他从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毕业后在厦门顺丰物流工作一年后回到村里从事种植业。将军村生态资源丰富，山林面积37186亩，生态公益林面积为24104亩，其中竹林面积有近万亩，凭借这个优势，吕宏承包了450亩竹山，春季春笋满山，上半年采挖春笋、做笋干，下半年砍毛竹出售。村民们联合起来出资兴建了4个笋干加工厂，实现大批量制作笋干，同时村里还引进了竹器加工厂，将毛竹制作成竹器成品、半成品。
2017年，吕宏在了解百香果的特性后，种植了10亩百香果，第一年就实现全县最高亩产5000斤，随后，吕宏以电商及开放采摘园的模式进行百香果销售，让游客亲自采摘、体验到采摘乐趣再结算，通过朋友圈、微信公号、广告牌等到了8月-11月采摘季，每天大约有10-20多名游客前来采摘、购买百香果，一年下来，百香果售卖净利润能达到12万元。
提到返乡原因，他说，不甘心每天都在重复机械般赶时效的工作，他从小生活在农村，对村里有感情，加上国家政策方针都向农村倾斜，所以他决定回村里创业。他告诉《财经》记者，农村需要年轻人，但是真正能在农村待得住的年轻人非常少。他认为自己的选择很对，每每看到村子在大家的努力下越变越好，心中十分有成就感。
对于那些选择回去的人，他们也考虑得十分清楚：他们自知比不过城里家庭出身更好、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留在大城市，不会有太多阶层跃迁机会，回去反倒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现实新困局
在吕德文看来，青年理性抉择的背后还存在更深层原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支撑包括小镇青年在内的大部分人口享受高质量城市生活。小镇青年的收入无法支撑他们的城里生活，就会寻找高风险、高利润的赚钱方式。有人因为创业失败难以翻身，又不能接受重回工厂打工而选择冒险，走上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的不在少数。
对于那些没有铤而走险的归乡人群，回去工作逃避了诸如高房价、高社会成本等现实问题，但现实也不尽如人意，他们正面临另一个层面的矛盾与冲突感。
从某种程度来看，从大城市回到小县城好像是从法理社会回归到了乡土社会。薇薇说，在长沙时没感觉长沙有多好，回来以后更怀念大城市。老家“内卷”比大城市还严重，大城市靠实力，而在老家升职提拔基本都是靠关系。（内卷指竞争激烈的现象，形容竞争的白热化。）举例来说，如果不找关系，连一个简单的证明都开不出来。正式入职之前，薇薇需要开一份思想考察报告，以证明她思想良好、政治正确，可以入职国家公职人员。最开始薇薇去小区里开，失败之后又去社区开，社区回复说，只管马路这边的小区，很不幸，薇薇隶属于马路另外一边的小区。她问社区工作人员，马路另一边的住户要去哪里开，被回复道，他们也不知道。薇薇找到了社区上一级的街道办事处，被告知街道没开过这类证明，让薇薇等着，他们先汇报一下。
薇薇坐不住了，深感这样坐以待毙不是办法，折腾到了街道一级已经到了周五，而周一就要交这张证明。最终，薇薇还是“托了关系”，一层一层打电话下来，才开出了这张证明单。
尽管得到了“人情社会”的福利，但有时这样的福利也让她略感负担。
长沙是一个“夜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吃喝玩乐的地方很多，各种小吃奶茶品类齐全，而薇薇回到家乡以后，首先发现小吃的品类不够丰富，味道也差强人意，很多商场晚上9点就关门，公交也在下午五六点停运。从外省市读书回来的年轻人去省内济南和青岛两个城市居多，在县级市却少见年轻人的身影。也因如此，属于年轻人的快乐——奶茶店品类在当地少之又少，只有CoCo、沪上阿姨，今年6月才开了一家瑞幸，除此之外，就是一堆盗版奶茶。薇薇2021年第一次喝奶茶，是去济南参加考试，买了一杯喜茶。
种种因素加成下，回来工作的第一年，薇薇就在盘算换个城市生活了，只是因为她公职人员的特殊性，工作调动尤为困难。“在大城市，大家都是外地人，不存在谁看不起谁。但是在小城镇，你却会发现当地人有意无意之间透露的‘优越感’。”
谈到换工作，一股不适感又扑面而来。因为想换工作免不了参加各类笔试和面试，在单位传开以后，总有人在背后议论薇薇“庙小，容不下大菩萨”， 在薇薇看来，不像他们一样安于现状，就要被“柠檬精”，三观难以契合是回老家后碰撞特别激烈的地方。薇薇在长沙读的一本学校，回家乡后，要求男朋友也是一本的学历，她觉得势均力敌的要求并不过分，却频频有人说她要求太高，可能也是因为当地一本线以上的男生实在太少。
吕德文分析，很多人对返乡勾勒了一个美好的想象，认为回乡会过得更好，毕竟老家有兜底的田、地、房，但事实却并不如此。乡村往往是老年人的退路，而不是年轻人的退路。首先，创业是一个窄口，如果创业能改善生活，就会造成很多人一拥而上，挤得人多了，口就变窄了。也因如此，哪怕是返乡创业，挑战也并不比在城里少。其次，返乡后，“乡”也要面临城市化，社保缴纳、养育孩子、买车买房等支出一样不会少，这意味着，回乡后的生活成本并不低。因此，如何让新一代小镇青年真正融入城市，还需周期，在此之前，小镇青年们依然会挣扎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矛盾中。“套用政治术语，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文中薇薇、吴雨、吕宏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