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BuzzFeed新闻曾到监狱里对Sara和其他几位女囚进行采访，
为了保护她的隐私，媒体报道中一律隐去了她的姓氏。
Sara说，2012年她怀孕了，马上就要到预产期，但一天晚上发生了意外。
她在家洗碗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一下摔倒了，当即陷入昏迷。
等Sara醒过来时，她已经住进医院，她本人倒是没有生命危险，可女儿已经流产去世了。
她本来已经提前给孩子想好了名字，生女孩就叫Alexandra Sarai，不过现在女儿死了。
Sara很伤心，碰上这种意外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但让她想不到的是，很快就来了一名警察将她逮捕，拘留起来。
这是因为，萨尔瓦多是南美洲为数不多的全面禁止堕胎的国家之一，有着全世界最严苛之一的《反堕胎法》。
《反堕胎法》规定，堕胎和杀婴都是犯罪，堕胎的最高刑期为8年，
而且，即使怀孕危及孕妇生命健康，甚至意外流产或产下死胎，也都有可能被判有罪，以严重的杀人罪被起诉，最高刑期为40年。
这种量刑有多严重，可以对比一下，
如果是一名男性谋杀女性，或者因为性别仇杀女性，最高刑期也才35年。
正是因为《反堕胎法》，就算只是意外流产，Sara还是以“杀人罪”被起诉，
最终被判30年监禁，关进一座女子监狱服刑。
（示意图）
最近几年，萨尔瓦多开始有支持堕胎权的公益组织和女权团体，关注《反堕胎法》以及因此被判入狱的女性，
他们展开了一系列积极活动，为这些女性争取权利，呼吁为她们减刑。
每个申请减刑的案件，都会由司法部、包括心理学家的犯罪小组和最高法院单独进行分析，
如果能获得批准，她们就有希望提前出狱。
在这些活动的影响下，Sara的律师也帮她提出减刑，并于2020年2月获得减刑批准，
之后不久，Sara被批准可以提前获释出狱。
（5月31日，一名女性举着“为Sara伸张正义”的标语为她声援）
今年6月7日，是Sara在监狱里的最后一天。
她早上4点起床，按照正常日程，洗澡，吃早饭，参加割草劳动，吃午饭，再去一个编织小组继续劳动，
直到下午，狱警终于通知她准备一下，可以出狱回家了。
Sara脱下白色囚服，换上便装，跟狱友们一一告别。
通往监狱大门的那条路，狱友们一边哭，一边尽量陪她多走一段，
其中好几位也跟她有着类似的经历，都是因为流产或生下死胎被判刑，她们恳求Sara出狱后积极发声，也能帮她们争取减刑。
终于，Sara走出了监狱大门，迫不及待地跟来接她的家人拥抱，
蹲了近9年监狱，她终于重获自由，9年的大好青春都白白耽误了。
事情到这里其实还没完，Sara的律师还在为她争取修改当年的判决，将她定为无罪，
因为Sara担心，背着“杀人罪”的犯罪记录，她以后很难找到工作。
在萨尔瓦多，Sara的案例并不是个案，
还有一些女性因为堕胎、流产或孩子夭折，被认为“有罪”。
她们的故事各不相同——
有人因遭到强奸而怀孕，施暴者甚至是她们的亲人；
有人是正常怀孕，很期待孩子的到来，但生下死胎或孩子夭折了。
无论哪种情况，只要孩子没能平安降生到人世，她们就成了“有罪之人”。
几乎所有因违法《反堕胎法》入狱的女性都很贫穷，
很多人怀孕、分娩期间都无法获得医疗护理，导致风险增大，
有些人在“犯罪”后，被铐在病床上，然后直接送进监狱。
她们说，蹲监狱很苦，尤其是刚开始几个月，她们连毛巾和肥皂都缺。
其中比较幸运的，近几年都跟Sara一样获得了减刑，但还有人仍然在监狱里。
（示意图）
2011年7月20日，Jacqueline距离预产期还有6周。
那天她想去厕所，家里只有旱厕，蹲坑下是一个几英尺深的洞，
Jacqueline上厕所时突然开始宫缩，很快就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直接掉进蹲坑里，哇哇大哭。
Jacqueline的爸爸赶快打电话找警察求救，
但警察来了之后，不听Jacqueline说她仍然感觉剧痛，直接把她带上警车，
她听到一名警察冲对讲机说，要把她抓回警局，以“企图杀人”论处。
警察叫来一名医生，让Jacqueline躺在警局的办公桌上接受检查，
医生说她的子宫内还有没排出的胎盘碎片，应该马上去医院，
但一位警察的回答是：“她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被判死罪。”
直到那天午夜，Jacqueline才被送进国家妇产医院的急诊室，转天早上做了清宫手术。
随后她就被警察带回警局，一名警察试图恐吓她，要把她交给MS-13和Mara 18处置，
这是萨尔瓦多的两个帮派组织，因为极端行为甚至被该国定性为恐怖组织。
Jacqueline因蓄意谋杀被起诉，
案件审理过程中，三位证人都给出了对她不利的证词。
其中两名是拘留她的警察；
第三位是她74岁的女邻居，她声称多次问过Jacqueline是不是怀孕了，还指责Jacqueline故意把孩子扔进蹲坑。
Jacqueline否认邻居问过她怀孕的事，更不承认自己故意把孩子扔进蹲坑，
后来她才发现，是检察官给了邻居25美元，换来她作证说谎的。
被捕5个月后，Jacqueline被判15年监禁。
其实，Jacqueline的女儿虽然早产，还不小心摔了一下，但获救后马上就被送进医院，只受了些皮外伤。
因为妈妈被捕了，是一位医护人员给她起的名字。
Jacqueline坐牢期间，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位陌生人探监，让她签一份文件，
只念到8年级的Jacqueline当时根本没搞清文件说的啥，被人连蒙带唬就签了。
后来她才知道，那是一份孩子的收养文件，
她的女儿被别人收养了，她有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女儿了。
接受采访时Jacqueline说，尽管不知道是谁收养了女儿，也不知道他住哪，但她希望出狱后能找到女儿。
而现在，她的刑期还剩4年多。
（示意图）
跟Jacqueline有类似遭遇的还有Kenia。
2014年，Kenia17岁就怀上了她跟男友的孩子。
她的爸爸很严厉，时不时会打她，那天爸爸嫌她做卫生时不勤快，一下子就火了，开始追着她打，Kenia逃跑时不小心摔了一跤。
爸爸怕担责任，从家里逃走了，
Kenia不久后就流产，独自在家生下孩子，但孩子很快夭折，
她因此被判杀人罪，入狱30年。
2018年，律师帮Kenia提交了减刑申请，2020年获得批准，
可是她要服刑到2023年6月才能出狱，从现在算起还有两年。
不是这些女性的错误，却要她们承担责任，接受污名化和惩罚，
其实过去十年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已经放宽了对“堕胎”的限制——
比如2012年，乌拉圭女性为争取堕胎合法化，举行了震惊世界的裸体集会；
2019年，墨西哥瓦哈卡州成为该国第二个可以合法堕胎的州；
去年12月，阿根廷参议院批准怀孕14周以下可以自由合法堕胎。
（示意图）
但萨尔瓦多丝毫没有随潮流而动，
作为一个虔诚信奉天主教的国家，支持堕胎权的活动有多热闹，反对就有多激烈。
福音派政治家掌权，而福音派一向在堕胎问题上非常保守；
强大的民间舆论抵制公立学校对学生们进行性教育；
对于小小年纪就遭强奸而怀孕的受害者，即使她们寻求合法堕胎，教会也会悄悄施压，强迫她们继续怀孕，直到生下孩子；
甚至，因为堕胎被判刑入狱的女性，在监狱里也会受到狱友的排挤和殴打。
妇女平等中心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组织，执行主管Paula Ávila-Guillén谈到萨尔瓦多的堕胎话题时说，
“看到这个国家如此不公平地惩罚女性，让人很痛苦。”
“面临指控的通常都是年轻女孩，她们几乎得不到医疗，没受过太多教育。”
“从一开始，国家就把这些女孩边缘化，把她们抛弃了。”
（示意图）
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团体关注堕胎话题，帮一些“有罪的”女性进行呼吁，萨尔瓦多的情况貌似有所改观。
一个支持堕胎权的组织表示，
自2017年以来，已经有11名因违反《反堕胎法》入狱的女性被减刑。
但这并不意味“堕胎”方面的法规被放宽，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萨尔瓦多总统Nayib Bukele曾表示，女性不应因为“自然流产”被判入狱，
但他2019年当选总统，如今两年过去了，他没有赦免任何一位有类似情况的女性。
（萨尔瓦多总统Nayib Bukele）
自2000年以来，该国有至少129名女性因涉嫌堕胎，以“杀人罪”被起诉，现在仍然有12人还被关在监狱里。
很多要求为她们减刑的呼吁，最后都被遗忘了，萨尔瓦多政府甚至还在提升对类似情况的刑事定罪。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想要改变萨尔瓦多的现状，虽然困难重重，但很多人还在努力，希望也一直都在。
（一名女性背后写着“对，堕胎应该合法”抗议）
就像文章开头讲的的Sara，遭受了这么大的不公，她也并没有怨天尤人。
Sara出狱之后的四周时间，一直跟家人住在一起。
在监狱的9年让她错过了太多东西，她也不禁感慨“变化太大了”——
9年前陪伴她的毛绒玩具和课本都不见了，她入狱后不久，她的一位兄弟去世了。
媒体采访时发现，她现在的样子比两年前接受采访时显得年轻了十岁，长发在脑后梳成一个发髻，涂着蓝色眼影的眼睛闪着光。
Sara对未来已经有了规划，
她希望洗清自己的罪名，重新回学校读书，以后当一名护士。
Sara还想帮助那些因为类似情况仍在服刑的狱友，
“她们很多人身体不好，很伤心很绝望，好多人还有孩子。”
“她们都想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