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双边会谈。外界把默克尔此行视为她九月卸任前的告别之旅，并关注美国与德国是否能在对抗中国议题上取得一致。近几年来，默克尔在对华政策及人权议题上的温和表态引发不少批评，有学者直言在评估默克尔的外交遗产时，“中国是她最大的盲点。”

默克尔的“告别访问”

当地时间7月15日下午，美国总统拜登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举行双边会谈。

拜登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他与默克尔达成了一项新的华盛顿宣言，确保以民主原则“应对未来的最大挑战”。

“当我们看到中国破坏自由社会时......，两国将挺身而出捍卫民主和普世权利。 ”拜登还提到，香港的局势正在恶化，中国政府没有履行应有的承诺。

默克尔通过翻译表示，她与拜登讨论了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包含中国。 “我们是支持自由、民主社会的国家......，对于那些人权得不到保障的地方，我们将发出声音并明确表示我们的不同意。我们也要确保世界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 ”

默克尔还说，与中国的贸易必须建立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遵守共同规则与标准的前提上。

默克尔是拜登上台以来首位访问白宫的欧洲领导人，也是继日本、韩国、以色列及阿富汗领导人之后，第五位到访的外国元首。白宫把默克尔此次的工作访问定调为“肯定美德深厚而长久的双边关系。”

美联社报道，即将在今年九月卸下十六年总理职务的默克尔，此行主要在向美国保证，德国政权交接不会导致对美政策大幅变动。



美国总统拜登与德国总理默克尔2021年7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双边会谈（美联社）

美德能否在“抗中”议题取得一致?

一名白宫国安会资深官员在14日的电话简报说，拜登与默克尔将广泛谈论包括新冠疫情、气候变化、乌克兰、阿富汗和利比亚局势，以及俄罗斯的网络攻击与领土扩张等。此外，美德两国元首还将谈及如何“对抗中国逐渐升高的影响力、非市场经济行为，以及包括强制劳动等人权侵犯行为”。

“中国(议题)将是两位领导人之间议程的一部分……迹象表明我们与盟友及合作伙伴(在对华战略上)越来越趋同。”上述白宫资深官员说，拜登在上个月的欧洲访问取得一系列成果，包含在G7公报中明确提及对中国的强制劳动行为采取行动，北约峰会公报首次将中国视为安全挑战，并将中国纳入明年拟定的新的战略构思当中；此外，美国-欧盟峰会还设立了“美欧贸易与科技委员会”（US 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共同处理新兴科技和竞争相关的政策，以及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行为等。

白宫官员保守地用了“越来越趋同”形容“联欧抗中”的最新进展，但事实上，对华政策仍是美德两国间重要的分歧点之一。

在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义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挑战”，并号召盟友组建“民主联盟”对抗中国之际，默克尔领导的德国政府始终不愿对北京摆出强硬姿态。

在拜登上台前几周，默克尔配合北京促成了《欧中投资协定》。默克尔还被批评并未在香港和新疆问题上强硬面对北京。今年六月G7峰会前，默克尔也明确表示，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对手，"但是在许多问题上，中国同时也是合作伙伴。"



德国总理默克尔（左）2021年7月15日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美联社）

默克尔的外交遗产 学者: “中国是她最大的盲点”

过去五年来，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许多分析认为，默克尔看重的是对华巨大的商业利益，但德国智库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所长托斯滕·本纳(Thorsten Benner)14日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提出一种新的解释。

本纳撰文回顾默克尔执政十六年来对华态度的转变，从曾经不顾北京反对会见达赖喇嘛、大声倡议人权议题，再到如今看似不惜一切代价与中国接触，他认为这不仅仅是重商主义，还来自默克尔对欧洲未来的悲观。

“鉴于她对欧洲未来的悲观展望……她想在美国与中国间走中间道路，避免与北京发生冲突，来最大限度地得到喘息空间。”他在文中举例，当默克尔自认德国不是一个有足够竞争力的球员，剩下的选项就是在大国间采取一种如同瑞士般“中立”的路线。

默克尔的对华路线选择，近几年遭遇许多来自学界、政界、甚至商界的质疑。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访问学者、高级研究员诺亚·巴金(Noah Barkin)直言，在评估默克尔的外交遗产时，“中国是她最大的盲点。”

“她看见习近平领导下中国轨迹的转变，但她迟迟没有承认这种转变给德国带来的风险，并相应地调整她的政策。” 诺亚·巴金撰文评论道，默克尔执政最后一年的两大失败，分别是《欧中投资协定》的瓦解，以及允许华为进入德国5G市场。“这两个事件都表明，在中国问题上，默克尔与德国国内和欧洲的政治情绪格格不入。”

后默克尔时代 对华政策会转弯吗?

“(对华态度的转变)大约在五年前就开始，……而且不只在人权团体、也在商业界中普遍看到。” 欧洲议会德国绿党议员、对华关系小组组长包瑞翰(Reinhard Bütikofer)15日在华盛顿智库“进步政策研究所”(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举办一场题为“跨大西洋应对中国挑战”的研讨会上说。“德国与中国曾存在双赢的关係，我们提供中国渴望的高科技产品及豪华汽车，中国则提供廉价商品。但在新的变化中，中国已不遵守规则的方式在供应链中向上爬，发展一种让人质疑的民族主义经济战略。”

今年三月，美国联合欧盟、英国、加拿大等国对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和实体实施了制裁。

中国则对包括欧洲议会议员在内的10名欧洲人士实施了反制裁，名单上就包含了包瑞翰。随后，欧洲议会叫停了《欧中投资协定》的审议。

“若你去观察德国九月大选的选举纲领及各党对华政策的表态，会发现有一个(对华态度)变革性的过程正在发生。”包瑞翰观察，德国以及大多数欧洲国家对华态度的转变已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他以拜登上月访欧取得成功为例，“拜登之所以受到(欧洲)欢迎，不仅是他代表著美国与盟友重新合作的信息；也因为他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把与中国竞争视为‘民主与威权的较量’这与我们的价值观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