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又是一份超级重磅文件。
不久前，上海成立800亿元的上海城市更新基金，而网上又流传，为了支持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浦东要升格为所谓的“直辖市”。种种刺激下，自贸区概念股掀起涨停潮。
所谓直辖当然是无中生有。
但是中央支持上海浦东的力度，一点都不假。这份意见让浦东获得了其他城市梦寐以求的诸多大礼包。
其政策之新，红利之大，闻所未闻，至少我是第一次见到。
上海奔向全球一线城市的速度，从今天起将大大提速。
意见当中有句话特别值得玩味——在浦东全域打造特殊经济功能区。
这里头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全域，一个是特殊经济功能区。
2019年，上海临港被定义为“特殊经济功能区”之后，临港便从全国众多自贸区中脱颖而出，各项优惠政策不亚于海南自贸港。
如今整个浦东新区都要成为“特殊经济功能区”，意味着以前只有临港专属的特殊红利也会外溢出来，覆盖到全域。
像意见当中提及，“允许浦东认定的研发机构享受进口自用设备免征进口环节税、采购国产设备自用的给予退税政策。”
实际上就相当于，以后只要是被官方认可的研发公司，无论你在浦东哪个位置，某种程度上都会被“默认”为设立注册在临港片区。
这可就不得了了。我还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制度安排。
它相当于开了个小灶，让那些奋斗在研发一线的公司可以名正言顺地“偷吃”到特殊海关监管区域的税收制度。
这些公司在采购国内设备的时候，不管是电气设备、显微镜还是光刻机，都会被当做出口对待，予以增值税退税；从国外采购设备进来的时候，也能免征进口税。这可是赤裸裸的“扶上马，送一程”啊。
中央重点扶持上海成为科创中心的意味，不言而喻。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超级试验田，谈的最多的是“改革高地”，而一直避免成为“税收洼地”。
因为上海本身的虹吸力就够强了，如果再叠加税收优惠，可能会引发一波总部经济的迁徙浪潮。
所以，2013年上海自贸区横空出世，成为中国第一个自贸区的时候，便没有特殊的税收优惠。等到2019年增设临港新片区，才在几个关键领域实行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算是勉强扳回一局。
与之相比，深圳前海，珠海横琴，福建平潭，这些面向“港澳台”的自贸区早就从2014年起，享受长达六七年的15%企业所得税（针对鼓励性产业），而且还在进一步的延续当中。
不过，从今天开始，这种局面将开始改变。
第一，设立在浦东特定区域的，专门投资于初创企业的私募基金公司，在试点期内按照企业年末个人股东持股比例“免征企业所得税”。
大家都知道，银行嫌贫爱富，初创期的科技公司失败风险性较高，很难从传统金融机构融资，阻碍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而美国有多元化的资本市场。硅谷之所以能成为全球科创中心，除了云集众多顶级学府和最强大脑之外，也跟美国的股权投资非常发达有关系。
如今对部分参与创投的民间资本直接免征所得税，不是剑指硅谷模式是什么？
它一定会鼓励长期投资，推动上海成为全球最顶尖的科创高地。
第二，“在浦东特定区域对符合条件的从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民用航空等关键领域核心环节生产研发的企业，自设立之日起5年内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优惠覆盖范围再次扩大。从小小的临港，扩张到了特定区域。
这绝对是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种种迹象显示，政策的天平已经发生了倾斜。中央给与浦东史无前例的大礼包，使得上海奔向全球一线城市的速度将大大提速。
打造全球性城市，上海的金融功能必然会得到进一步强化。
上海必须要拥有调动巨额全球资金的能力，才能在国际金融中心的逐鹿之战中站稳脚跟。
意见中有两大重点值得期待。
第一，境内长达数十年的金融禁区，或将在上海打开一个突破口。
重磅的提法是：“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支持浦东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
上海要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必然要拿下离岸金融业务。
现在全球有四种类型的离岸金融中心，分别是：
1 伦敦离岸金融中心，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的欧洲美元市场，是国际上形成最早也是最大的离岸金融市场，拥有对离岸美元的定价权。
2 纽约离岸金融中心，也叫国际银行设施（简称IBFs），独立于在岸业务，属于严格的内外分离型，同时是人为设立的，是最特殊的一类离岸金融市场。
3 新加坡离岸金融中心，初期是内外分离型，随后逐步演变为渗透型。
4 加勒比海地区的离岸金融中心，典型的避税天堂。
上海更可能采取从严格分离型慢慢演变为有限渗透的内外分离型。
而不管是哪一种，离岸金融中心都有三个特征，注定了它们会受到国际资本的追逐：一是面向非居民；二是低监管；三是少税收。目前来看，在企业所得税上，伦敦为20%，纽约为21%，新加坡为14%，而上海是25%，还有不小的差距。
上海在离岸金融业务上要啃下的第一块硬骨头，就是人民币离岸交易。
作为离岸人民币市场的香港有理由感到紧张，某种程度上，上海的崛起直接对香港的地位构成了挑战。
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推进，中美金融的大博弈，中国双循环格局的构建，都注定上海要承担起人民币资产定价中心的重担，成为香港这一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备案。
新时代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一缕春风，将从浦东吹出。
第二，上海有望为中国的硬核科技带来更大规模的资金量。
意见提出：“试点允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使用人民币参与科创板股票发行交易”，“在科创板引入做市商制度。”这明显是科创板的大利好。
目前，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三大行业领域科创上市公司的数量占比约70%，已经初步形成了产业集聚。
但是，科创板会成为中国版的“纳斯达克”还是步“新三板”后尘，最关键的还是要看市场流动性。
科创板流动性在今年隐隐然已经出现问题，市场整体交投活跃度降低，流动性也出现了分化，资金只向头部企业集中。
因此，科创板要打开新局面，一是引入更多的外资，二是改革制度。
外资的作用自然不用多说，而改革制度，上海选择了在科创板引入做市商制度。做市，顾名思义，就是在没有市场的时候给你造出一个市场来。简单理解这个制度的好处，就是当市场的买卖双方在同一时刻都不活跃时，你还是随时可以找做市商成交，他们会给你提供报价。
在深沪交易所看来，引入做市商制度有利于活跃市场，一直是作为解决市场流动性不足的一大备案。
只是这个制度讨论多年，一直没有引入，一是主板流动性充裕，暂不需要；二是要考虑制度设计上的平衡，如何在吸引更多券商进入、让他们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还要保证对竞价交易者的公平交易权。做市商制度更适合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导的市场。
而科创板的50万元门槛拦住了大部分的散户，目前也是国内证券市场中最适合引入的。
中国要打造自己的“纳斯达克”的决心很坚定。
关于浦东或者说上海的未来，我还有更多的猜想和期待。
意见在总体要求中提出：
支持浦东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全面拓展；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力测试。
这些用词细细考究的话，大有内涵
上海只有从要素开放转向制度开放，走入深水区，做前人未有之事，干他人不敢之事，才算是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
也就是说，要全面对标世界最高开放标准的自贸港。
在这方面，上海可是充满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第一未来上海是否能率先在一定程度上放开货币市场呢？每人每年不再限定在5万美元的购汇额度，给与上海居民更高的弹性空间，比如说两倍、三倍甚至更高？
这并非不可想象。就像我之前在《海南会不会取代香港？》一文中分析，海南建设自贸港，900多万常住人口拿到了一个独享的大红包，就是允许岛内居民免税购买入境商品。
零关税的受益者，从“企业”身上外溢出来，扩张到了特定某个省市的普通消费者，由这个片区的民众独享，这在内地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所以，以后若是为上海单独开一个口子，我一点也不意外。
第二上海证券市场能否开设国际板呢？之前上海已经筹划很多年了，只是因为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诸多原因，才遭致搁浅。
虽然澳门也会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的离岸证券交易所，但并不妨碍上海开设同种类型的国际板。
毕竟在人民币在岸证券交易所方面，中国就有过一南一北两个市场（上海、深圳），是有过先例的。
第三，上海自贸区最先实验FT账户，其资金划转采用了“一线宏观审慎，二线有限渗透”规则。中国居民开设FT账户后，跟境外账户之间的划转结算相对自由，跟境内常规账户则相当于跨境业务管理。
只有因为经常项下的业务、偿还自身名下贷款、实业投资等真实需求，本土居民才能把钱（限于人民币）从境内常规账户，划到FT账户下。
未来这道防火墙会不会整个后移，既跳开自贸区范围覆盖到全上海，把整个上海市打造成一个特殊的离岸市场。而上海跟境内其他城市的资金往来，则当做跨境业务处理？
第四，中国的资本账户可分为7大类11大项40个子项，绝大多数已实现“基本可兑换”或“部分可兑换”，但都是在事前资质审批及事后额度严格限制下。以后上海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取消限制，变成完全的自由兑换。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目前，人民币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和第六大储备货币，还远远称不上国际货币。因为在全球跨境支付交易中，使用美元的比重约42.5%，人民币仅有2.2%。
这些闸门一旦开启，上海将为中国打开更加顺畅的人民币回流通道。
而基于通畅的回流渠道、高水平的自由兑换，境外居民对于人民币才会有普遍的接受性，愿意持有人民币。如此，人民币才能真正的走向国际化，帮助中国减少汇兑损失，收取更多的铸币税，刺激对外贸易和投资。
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是如何高估都不为过。
方星海就说:如果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取得更大进展，中国抵御金融被人家脱钩的能力就会大大增强。
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刚刚，浦东新区沸腾了！下一个30年将怎么走？
浦东政策大礼包终于靴子落地。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下简称《意见》）对外发布，赋予浦东新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支持浦东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努力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彰显“四个自信”的实践范例，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为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引领带动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更好服务全国大局和带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意见提出9个方面、27条内容。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振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新的目标下，对浦东新区来说，又是一次更大作为、发挥重要作为的重大发展机遇。这是一次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机遇；是引领带动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更好服务全国大局和带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机遇；是承担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在挑战中实现奋进、率先创造新奇迹的机遇。
谈及《意见》提出的“浦东全域打造特殊经济功能区，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力测试”， 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吴大器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开放发展和风险压力测试本身是一把“双刃剑”，需要探索如何做好均衡运转，形成改革开放有力度、同时底线也能守好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
2020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中央正在研究制定《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将赋予浦东新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
浦东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努力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彰显“四个自信”的实践范例，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
8个多月后，这一《意见》正式对外官宣。
《意见》提到：浦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供了最鲜活的现实明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最生动的实践写照。上述《意见》的出台也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为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引领带动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更好服务全国大局和带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
王振认为，三十年前，中央启动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就已表明浦东新区在我国对外开放大业和经济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次中央再次赋予浦东新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一方面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建设，浦东新区在对外开放、科技创新、市场体系、城市功能、社会治理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国前列，并充分呈现了其国际化、现代化的引领地位，而且在上海“四大功能”建设中更是担当了核心承载区的重任；另一方面，浦东新区这三十年也是辐射带动长三角的三十年，无论是对外开放、科技创新，还是政府建设、社会治理等，都是各地的引擎、示范。正是浦东新区具有这两大方面的优势和特点，对于我国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全面构建新发展格局，尤其对于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浦东新区必然再次成为开路先锋和排头兵和引领者。
吴大器也表示，浦东发展正进入3.0版阶段。此番再度提及“开路先锋”，也是期待浦东在面对新阶段要做好引领功能。相较于深圳要打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他认为，浦东的不同之处在于要将过去30年形成好的做法与基础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一个好的经验引领。
怎样做好引领？在吴大器看来，“十四五”时期要找到两到三个关键领域进行聚焦，比如打造全球资管中心和发展离岸金融等。尤其是在围绕“开路先锋”这一定位上，浦东要在在自主创新发展的时代标杆上要下大工夫，在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高地上要下准工夫，在扩大国内需求的典范引领上要下细工夫，在现代城市治理的示范样板上下真工夫。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璀璨明珠
《意见》提出，到2035年，浦东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构建，现代化城区全面建成，现代化治理全面实现，城市发展能级和国际竞争力跃居世界前列。
到2050年，浦东建设成为在全球具有强大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影响力的城市重要承载区，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的全球典范，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璀璨明珠。
为此，浦东的战略定位提高到了空前高度：
推动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为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重要通道，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更好发挥龙头辐射作用，打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窗口。
——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坚持系统观念，加强改革举措的有机衔接和融会贯通，推动各项改革向更加完善的制度靠拢。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全面拓展，率先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浦东全域打造特殊经济功能区，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力测试。
——自主创新发展的时代标杆。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找准政府和市场在推动科技创新、提升产业链水平中的着力点，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带动全国产业链升级，提升全球影响力。
——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高地。以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积极配置全球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核心区，强化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率先构建高标准国际化经贸规则体系，打造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的功能高地。
——扩大国内需求的典范引领。着力创造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提升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水平，培育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引领带动国内消费升级需求，打造面向全球市场的新品首发地、引领消费潮流的风向标，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现代城市治理的示范样板。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城市治理体系，提升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提高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能力，完善民生发展格局，延续城市特色文化，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治理样板。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权衡表示，从整个文件看，最大亮点就是关于浦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定位上。引领区的意义体现在浦东的发展将对整个中国实现现代化起到引领作用、标杆作用。
既要改革开放有力度
也要守好底线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还提出在浦东全域打造特殊经济功能区，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力测试。
在吴大器看来，开放发展和风险压力测试本身是一把“双刃剑”，需要探索如何做好均衡运转，形成改革开放有力度、同时底线也能守好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可以看到，这一思路在文件中也多处有体现。
比如，“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研究探索支持浦东企业服务出口的增值税政策。在监管部门信息共享、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的重点企业开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符合环保要求‘两头在外’的保税维修业务”，“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支持浦东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
为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建设目标，吴大器建议下一步浦东要从跟跑向并跑，甚至向领跑上走好“开路先锋”的第一步。
比如，加快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聚焦集成电路、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快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布局和建设一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国家科技创新基地。推动超大规模开放算力、智能汽车研发应用创新平台落户。研究对用于临床研究的药品免征进口环节税等。
在打造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方面，《意见》还提出，在总结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实施经验基础上，研究在浦东特定区域对符合条件的从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民用航空等关键领域核心环节生产研发的企业，自设立之日起5年内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浦东特定区域开展公司型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试点，在试点期内，对符合条件的公司型创业投资企业按照企业年末个人股东持股比例免征企业所得税，鼓励长期投资，个人股东从该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这一试点此前在北京中关村也有所尝试。
此外，浦东还将同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加强分工协作，突破一批核心部件、推出一批高端产品、形成一批中国标准。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统筹发展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要枢纽。依托长三角产业集群优势，建立一批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孵化基地。
“上海的国际金融做得很好，但可能还是跟跑更多。”吴大器坦言，从制度设计上，浦东乃至上海要做更多努力；其次，产品产业供给要放在更高的高度上，在打造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中加快试验探索；此外，在资金供给上要进一步巩固优势，并做好面向世界开放和面向长三角内外两个方向发展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