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不久前，一则关于“清华一年博士毕业生数量相当于美国10所顶尖高校的总和”的信息引发公众热议。近两年来，“街道办博士”“辅导员博士”等有关博士生就业多元化的报道也时有耳闻。
面对日益“膨胀”的博士生群体，博士生培养的数量与质量之间应该怎样协调？在博士就业多元化的趋势下，博士生培养体系如何适应社会变化？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高等教育专家、资深博导一起探讨，同时也倾听博士生本人的感受。
受访专家
陈洪捷
北京大学中国博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周光礼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刘振天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包水梅
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李东风
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赵庆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问题一
自1981年教育部下达《关于做好1981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开始招收博士生”以来，我国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增长，已从1981年的900人增加到了2020年的10万人。在您看来，相比我国高等教育的总体结构和社会经济水平，这一发展速度是否合理？
◆陈洪捷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我国培养的博士数量还远远不够。譬如，高校专任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依然有限，前些年为百分之二三十，近年来虽有所提高，但总体而言仍比例偏低，仅仅补上教师学历这块短板就需要培养大量的博士。
◆周光礼
10年前，高教界就曾有说法称，我国博士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但事实上，当时超过美国的是我国的学术型博士。2011年，美国修改了博士生统计口径，将第一级专业学位（如法学博士）计算进来，我国突然发现，美国一夜之间年均博士生招生量增加了9万多。于是有专家反复呼吁，中国每年博士生招生量仅为美国的50%，应大力发展博士研究生教育。受其鼓励，教育部决定大力发展博士生教育。
在西方高校，学术型博士的培养目标是为其他名校培养教授。如果从这一传统教育目标看，我国的学术型博士数量已经够用，没有那么多学术职位提供给学术型博士。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社会职业的知识含量提高，一些传统职业逐步高端化，逐步需要接受过博士教育的人来承担，因此我国专业博士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李东风
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增加了100多倍，的确有些膨胀。但问题不在于数量，而是质量。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博士生导师与现在的博导有很大不同——当时的博导大多是解放初国家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或归国人才，他们的经历、报国之志乃至于学术底蕴与现在的博导完全不一样。加之当时招生数量少，研究生质量还是有保证的。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大学扩招，学位点大幅增加，博士生招生人数也激增。但与此同时，导师队伍在不同学校的差距也显现出来，博士生质量难免有所滑坡。在我看来，招生规模必须严控，质量必须重视。
◆赵庆年
从社会发展视角来看，社会成员受教育年限越长，其文明程度越高，社会发展进步越快。因此，就社会发展视角而言，不存在过度教育问题，也就不存在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过大问题。
从经济发展视角来看，虽然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并不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提升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需要大量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经济发展质量越高，对高素质创新型人才需求越大。
从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视角来看，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即高等教育培养人才需要周期，人才就业后真正发挥作用也需要一定时间。因此，高等教育的人才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不可能完全做到同频共振，往往需要高等教育提前储备一定量的人才。
我国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经济质量，在未来几十年内一定会不断向前发展。这就意味着，今后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即便是今天在博士生培养上存在一定的结构性过剩，我们也不应该降低博士生招生规模，而是要在强化质量的前提下，适度发展规模，并通过发展规模促进结构优化。
另一方面，通过适度扩大规模，也可以迫使一些博士毕业生降低就业重心，到中小型企业和一般地方高校就业，到相对偏远、落后的城镇甚至农村去创业。
问题二
博士生培养质量反映着一所大学的人才培养高度和学术创新水平。“为何中国盛产博士却多年都产生不了一位大师？”这是公众对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一种质疑。您认为这种质疑是否合理？在您看来，当下博士生培养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陈洪捷
我国的博士生教育虽然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毕竟才有40年的历史。在过去的40年中，我们重点关注规模问题和制度建设，包括博士生的培养制度和资助体系等的建设。
近年来，政府一再强调博士生的培养质量，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制度建设阶段基本完成，从现在开始需要在质量上下更大功夫，力争培养出更高水平学术人才。
◆刘振天
对于所谓“培养大师”的问题，我认为不宜急功近利。这一问题既有教育体制机制的原因，又有基础和技术条件的原因。
实事求是地看，我国的高等教育一直在进步，但我国整体生产力水平、产业技术水平还较低，对高水平知识和高科技的需要较少，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平台支撑。只有产业技术提高了，大学的知识生产才能真正提高，否则即如空中架楼，没有基础。
总之，不能忽视和脱离现实产业技术需要这一根本条件约束。教育与技术相互促进，不宜空谈创新及创新人才培养。
至于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以往是培养某专业领域的学者、大学师资或政府企事业专业管理人员，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培养目标范围在扩大，就业去向也日趋多元化。
博士生去基层政府部门或中小学都非常正常，这也说明了其他领域对专业技术及人才的需要，有助于提高不同专业和社会领域的水平与质量。
发达国家博士生毕业后，如果就业不很顺利，学生可能重新修习职业技术性课程，取得工程师或技师证后再就业，这没有什么稀奇的。我国正走在让博士生个人选择愈加宽松的道路上，这是进步的表现。
◆李东风
博士数量多与大师多并不一定是因果关系。大师的出现与个人才智及学校、社会氛围有关。能否有创新性人才是孕育大师的一个条件。
当前，我国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仍存在很多问题。如何让博士具有创新能力是个大问题。以论文为导向、跟风式研究与关注科学问题和应用问题的需要背道而驰。
从博士生角度看，打好理论基础比掌握技术更重要，学生既要选准科学问题，站在科学前沿，还要有家国情怀。
从高校发展来看，博士生培养方案应有国家标准。就专业发展而言，要有长期规划，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分别设定好基础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赵庆年
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的确存在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难以适应经济、科技与教育发展的需要。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我国的博士研究生教育时间本来就短，总体而言仍处于探索阶段，在人才培养理念、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仍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在“先将规模弄上去，然后再提升质量”的发展理念下得到快速发展。正是这一急功近利的行为，导致博士研究生培养所需要的资源投入没有与规模同步增长。
再次，在国家政策和社会评价的导引下，高校尤其是重点大学的大量教师将主要精力集中到了科研上，尤其是那些短期内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项目上。
由于导师以产品、服务、论文为中心，研究生也只能围着其“打转转”，因此才出现了将导师称为“老板”这一怪象。如此，怎么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呢？
最后，博士研究生培养还存在毕业要求不高、把关不严的情况。
问题三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但博士生培养在资源投入方面和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例如较低的师生比。您觉得为保证博士生培养质量，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周光礼
如今，我们要从向管理要质量转变为向培养要质量。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督导部门要相信我们的导师、相信同行专家和高校；切忌用简单粗暴的问责性评估方式，否定博士生育人的全过程，这是极其不合理的，也容易“天怒人怨”。
◆包水梅
随着博士生教育规模扩大，越来越多在知识储备、方法训练以及对学术研究认识等方面准备不足的学生群体进入博士生队伍，他们需要在作为学科基础的理论和方法以及能力、品质等方面进行规范的教育和训练。
另外，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要使博士生更迅速、高效地掌握新知识，必须首先对知识加以选择和有效组织。
因此，新时期需要将导师指导与学生自由探究、规范的课程教学结合起来，以满足学生的现实需要，适应大规模博士生的培养。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破“五唯”的背景下，高校需要理性看待论文撰写和发表对于培养博士生科研能力、书面表达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等的重要意义，而不是盲目取消对博士生论文发表的基本要求。
◆赵庆年
首先，要严格按照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种不同类型人才知识、能力、素质的要求，实施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学术型人才培养坚持以理论问题为导向，由培养单位利用实验室或研究室独立进行，要依据知识生产模式变化趋势，大力推进跨学科人才培养。专业型人才培养则要坚持实践问题为导向，由培养单位与用人单位联合培养。
其次，要加大培养条件建设力度，包括实验室、研究室和数据库建设，严格控制师生比。
第三，要让博士研究生尤其是学术型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回归到学术的轨道上来，而不是产品、服务和论文。
第四，要坚持学术标准，行政管理部门需加大对博士学位论文的抽查监督力度和处罚力度，迫使培养单位和导师坚持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标准。
问题四
此前，有高教学者表示，河南一省的博士生招生指标数不敌清华、北大、浙大一校的半数。在您看来，在博士生培养数量方面，我们是否存在“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和问题？
◆陈洪捷
在传统意义上，博士点授权是以培养单位的水平和条件为依据的，而不是以大学所在地区的人口密度等作为衡量标准。所以，目前博士点的区域分布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东部名校多是博士生培养“大户”，中西部高校博士点则非常少。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今天研究生教育规模和构成发生了很大改变，我们在坚持质量标准的前提下，能否考虑一下均衡发展问题？我们目前在发展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其目标就是面向地方经济、面向行业需求培养应用导向的高层次人才。
这样，我们就必须在博士生和硕士生教育的布局方面，更多地考虑地区发展的需求。
把地区的均衡发展纳入博士点和硕士点的授权标准，有人或许认为这样会冲淡对学术质量的要求。
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我们其实有办法兼顾质量和区域均衡的标准。众所周知，近十余年来，我们统一以一级学科的口径授权博士点。
而一级学科授权博士点就意味着申请的大学要建设多个二级学科，而且都要达到同样的高水平，否则就无望申请到博士点。
这种以一级学科为口径的授权规定对整体水平不高的大学来说是“不友好”的，这些大学可能在某个二级学科上有较高水平，且能够满足本地经济、行业需求。
对此，主管部门可以考虑以二级学科的口径授权，这将有利于尚没有博士点或博士点少、博士生培养数量少的高校。
如果我们一味强调一级学科，这些高校或许长期达不到一级学科的水平。而以二级学科口径授权，一批具有一定实力的大学就会加入到博士培养单位的行列。
◆周光礼
河南高教学者反映的情况是事实，但我并不认为这有何问题。博士生教育代表着国家高等教育的高度，首要价值追求不是公平，而是效率和卓越。
与其让没有学科基础和培养能力的高校培养博士，还不如让少数底蕴深厚的大学更多承担博士培养任务。
北京大学教授陈晓宇曾做过我国35所A类一流大学（不包括国防科技大学）为其他著名大学培养博士师资情况排名。
其结果显示，排名前三位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这再次证明一流的学术精英出自少数顶尖的大学。
问题五
这两年，屡屡曝出博士生毕业后到街道办、中学等工作的新闻，并引起公众关注。在您看来，在博士就业多元化的趋势下，未来博士生培养体系是否也要适应社会变化？
◆陈洪捷
在博士毕业生中，不从事学术教学、科研工作的比例越来越高，其比例大约是60%。这是中国的趋势，也是世界的趋势。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博士毕业生扎堆到中学任教应是中国特色制度环境下才出现的问题。
他们之所以宁愿去中学就业，也不愿意到其他城市的大学工作，是为了能呆在大城市并取得编制，这不是博士生培养的问题，而是就业体制问题。
当然，我们也应思考，如果有60%的博士生毕业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大学在人才培养中是否应当为其就业前景做点规划。这对大学传统的培养模式是一个挑战。
◆刘振天
关于博士生教育的结构，应该支持具备条件的高校发展应用型专业博士教育，如培养工程师的工程专业博士、培养医师的医学专业博士、培养教师和教育管理者的教育专业博士等。
清华、北大等研究型大学主要适合培养学术型博士，不一定要承担过多专业型博士生的教育任务，对后者，地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有较大优势。
过去一流大学曾先后办过高等职业教育、专科教育以及专业硕士教育，实践证明并不很成功，反倒是地方应用型高校办得不错。专业博士生教育也是如此。关键是分类培养、分类发展，不能拘泥于单一模式和观念。
◆包水梅
在博士就业多元化的趋势下，未来博士生培养体系必然要适应社会变化。博士生教育当务之急是要在继续保持科研优势的前提下，改革培养过程，使培养的人才更具适应力、综合素质更高。
“人必须有能力在一生几次更改其从事的领域”，这种足以使学生转换职业的可迁移能力培养才是我们应该迫切关注的。
博士生就业市场的多元化，对博士生培养模式提出了新要求。
一方面，博士生需要一些通用技能，如沟通合作能力、获取信息的能力等，无法依靠传统的“学徒式”模式培养，即博士生培养不能仅依靠课题研究或论文写作进行，而是要通过增加课程教学、实践环节完成。这就对传统的“学徒式”培养模式提出了改革要求。
另一方面，就业市场从主要集中在大学和科研单位，迅速向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部门扩展，这必然导致更多利益主体更关注博士生教育，评判博士质量的视角更加多元化。过去以学位论文的原创性作为唯一评判标准的评价模式无疑需要改革，除了学术创新外，博士生的团队合作能力、交流沟通能力等综合素质都需要作为评价标准。
声音
一位博士生的思考：规模扩张对个体意味着什么
作者｜刘湉祎
自2020年开始，我国每年博士生招生规模已经突破10万人，未来一段时间还将延续增长态势。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博士生规模扩张有利于提升国民整体素质，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培养，但作为一名应届博士生，笔者想谈一谈规模扩张对于我们个体意味着什么。
首先，意味着较低的师生比。如果按照每届两名学生计算，加上延期毕业学生，每位博导至少要带六七名博士生。众所周知，博士论文是一项工程，博导精力有限，所以，分配给每位博士生的指导也是有限的，培养质量下降与其相关。
其次，意味着越来越大的发表压力。目前，绝大多数高校对于毕业小论文发表是有要求的，然而认定的期刊种类数量有限，博士毕业需要文章、“青椒”成长需要文章、教授年度考核需要文章，“僧多粥少”早已是事实，每位被迫“内卷”的人都有所体会。
再者，意味着愈加激烈的教职岗位竞争。这两年，笔者身边的许多博士生都明显感到教职岗位非常有限，竞争愈加激烈，这其中既有国内博士生扩招的因素，也是后疫情时代大批“海归”博士回国的压力使然。
扩招对于博士生个体而言，结果是因人而异的。压力和竞争让每个人都更加勤奋，力争在短时间内做出更多成果。但脱颖而出者毕竟只是少数，多数博士是踩着毕业合格线、最后从事科研要求不高的职业，近些年更是出现“街道办博士”“辅导员博士”等。
这就存在一个“过度教育”的现实问题——许多单位的招聘门槛无形中被大幅抬高，导致更多的人想攻读博士学位，群体规模越来越大，培养质量却无法保证。
也许有人觉得高学历有助于在看似与科研无关的岗位上发挥大作用，但在笔者看来，不论从哪个角度，培养一名博士的成本都是巨大的，大批博士从事与科研无关的职业，的确造成了一些浪费，因为许多方面的素质提升也能通过大力发展终身教育实现。
博士是最高学历，是知识创新的最前沿。如果这种优质教育资源没能有效集中，而是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造成短时间内太多个体挤在一座独木桥上，我们能否进一步追问：目前，博士规模扩张速度是否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如果相适应，配套的博士学位分类发展制度、博士生导师队伍建设、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等是否合理到位？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2021届博士生）
《中国科学报》 (2021-07-13 第7版 视点 原标题为《怎样算多，如何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