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缪斯夫人（ID：Ms-Muses），作者：许琪，责编：靳永爱，原文标题：《学人说｜随父姓、随母姓还是新复姓：中国的姓氏变革与原因分析（1986—2005）》，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1. 引言
在《生育制度》中，费孝通曾将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描述为“双系抚育”和“单系继替”。“双系抚育”指的是子女抚育需要父系和母系共同参与，而“单系继替”指的是抚育工作完成后，家庭事务的安排完全以父系为中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的父系父权制家庭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作为父系父权制家庭的一个重要特征，子女姓氏只能沿父系传递的习俗却依然在延续。直到最近几年，才有零星的报道认为，子随父姓的传统在局部地区也已发生了变化。
具体而言，这种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越来越多的家庭考虑让子女随母亲姓（下文简称“随母姓”）；二是很多家庭将父亲的姓和母亲的姓结合起来构造新的复姓，以此来彰显母亲的姓氏（下文简称“新复姓”）。
对于这些新兴的起名方式，学术界的研究还非常有限。究竟随母姓和新复姓是仅限于个别地区的特殊现象，还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趋势？它们是一种社会变迁的两类不同表现，还是代表了两种不完全相同的社会现象？它们是社会发展或观念进步的必然结果，还是传宗接代观念影响下家庭的一种策略性选择？
很明显，仅仅基于局部地区的少量个案观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鉴于此，本文将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求更加全面地描述与分析随母姓和新复姓的变动趋势和产生原因。
2. 单系继替与子随父姓
与西方家庭相比，中国家庭有很多特殊之处，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家庭特别强调世系绵延和代际之间的延续性。个人的成功被视为得到了祖先的庇佑，与此同时，每个人在死后也希望得到子孙的祭祀和供奉。受这种文化影响，传宗接代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保障家族人丁兴旺、香火绵延不绝是每个中国人都致力于完成的家族使命。
为了保障家庭姓氏传承和香火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规定家庭的姓氏和财产只能由男性继承和传递。但是，沿父系传递家庭姓氏和财产有一个前提，即要求家庭中必须有儿子。在生育率很高的情况下，大多数家庭能够满足这一条件，但总有家庭因为不婚、不育或没有儿子而无法贯彻这一原则。
因此，中国文化也为这些情况提供了几种补救措施，其中比较重要的三种是过继、领养和入赘。过继指的是根据家族谱系寻找一个男性替代者来继承姓氏和财产，领养指的是在本家族之外寻找替代者。过继和领养依然遵循姓氏和财产只能沿父系传递的原则，而入赘则不然。通俗来讲，入赘就是招“上门女婿”，女婿一旦上门就要居住在女方家，所生子女也要跟女方姓。因为入赘违背了沿父系传递家庭姓氏和财产的基本原则，所以上门女婿通常会遭受很大的社会压力，一般来说，男方只有在自身家庭条件很差且有其他兄弟能够传递自家姓氏的情况下才愿意接受。费孝通认为，入赘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农村比较盛行，这主要是因为这一地区人口流动较大，外来的男性移民大量流入该区域，导致招上门女婿的难度大为降低。
最后，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还提到了另一种偏离单系继替原则的情况，即在给孩子起名时将父亲的姓和母亲的姓组合成复姓。费孝通认为，这种起名方式在本质上是由“双系抚育”和“单系继替”之间的张力导致的，采用复姓能兼顾母姓，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和父系与母系间的矛盾。但是，采用复姓依然偏离了子随父姓的基本原则，所以在传统中国社会并不常见，且一般只有比较开明的家庭才会使用父母双姓组成的复姓给子女命名。
3. 姓氏变革及其原因分析
在“单系继替”制度的影响下，子随父姓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普遍遵循的命名方式，随母姓和新复姓的现象较为罕见。然而，近年来的一些调查却发现，随母姓和新复姓在中国局部地区却呈明显的上升趋势。2021年初，江浙地区兴起“两头婚”的新闻更是在互联网上引起热议，特别是其中关于“子女既可随父姓、也可随母姓”的报道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综合这些调查报道可以发现，子女的姓氏至少在中国部分地区已不再遵循随父姓的传统，而是变成了一件男女双方可以共同商议的事情。那么既然如此，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什么？从已有研究出发，可以提出两种不同的分析视角。
首先，导致随母姓和新复姓随时间上升的第一个可能原因是社会发展和观念进步。如前所述，子随父姓的传统源于中国人对传宗接代的迫切需求和父系父权的家庭制度。然而，这种传统的家庭观念和家庭制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发生弱化。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个体会逐渐从大家庭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因此，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对人的影响会越来越弱。
此外，家庭制度中的性别不平等也会随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因此，女性希望子女随母姓或采用新复姓的需求也会随社会的发展和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而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总而言之，沿着现代化理论的解释逻辑，可以将近年来随母姓和新复姓的普及归因于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如经济的增长、城市化率的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文化观念的开放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人们对传宗接代的重视程度降低，同时也越来越能够接纳随母姓和新复姓等非传统的命名方式。
其次，与现代化理论的解释逻辑完全不同，近年来随母姓和新复姓的普及也可能源于家庭依然迫切的传宗接代需求。前文曾指出，家庭姓氏沿父系传递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每个家庭都有儿子。然而，自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来，中国的生育水平迅速降低。特别是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推出以后，很多家庭开始只生育一个孩子。家庭生育数量的减少也意味着拥有儿子机会的减少，如果很多家庭没有儿子，那么仅通过父系来传递家庭姓氏的制度安排就变得难以为继。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母系也赋予传宗接代的功能就会成为生育率下降背景下保持家庭香火不断的唯一选择。因此，沿着这一逻辑，近年来随母姓和新复姓的普及可能只是家庭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为实现传宗接代需求而被迫采取的一种策略性选择。
综上所述，近年来的姓氏变革既可能源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也可能源于依旧迫切的传宗接代需求。但本文认为，这种现象更可能是二者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很多研究发现，中国家庭在快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表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点，且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对那种简单的、线性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家庭变迁理论（如现代化理论）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判。
韩国学者张庆燮认为，与西方家庭旷日持久的现代化和性别平等的发展过程不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东亚社会都在经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高度压缩的现代化转型。这种“压缩型”现代化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传统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尚未消除，现代、甚至后现代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就已经生长出来，因而在整个社会层面，表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的图景。
在“压缩型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上，计迎春进一步提出了婚姻家庭变迁的“马赛克”理论，认为中国的婚姻家庭变迁不会简单延续西方那种从传统向现代的单线进化的发展路径，而是会呈现出多元复杂的、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的混合家庭模式。我们认为，这两个理论的一个共同启示在于揭示了中国婚姻家庭变迁的复杂性和多元化。从这一观点出发，本文认为，影响中国姓氏变革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就像计迎春提出的“马赛克家庭主义”那样，传统和现代的因素可能相互纠缠、相互影响，并共同导致随母姓和新复姓等命名方式的出现。
4. 数据介绍和分析结果
本文使用的是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与其他数据相比，该数据不仅提供了所有受访者的姓和名，而且样本量极大，因此为分析随母姓和新复姓这两个稀有事件提供了便利。
出于研究问题的需要，我们基于家庭关系将同一户中的子女与父母匹配。由于年龄在20岁及以上的样本能成功匹配到父母的百分比不足40%，为防止匹配率过低造成的影响，我们仅保留20岁以下的样本（1986～2005年出生的人）进行分析。在删除父母姓氏相同的样本和少量既不随父姓也不随母姓的样本后，最终进入分析的样本量为276798人。
基于上述样本，我们发现，在1986～2005年出生的人口中，随父姓的百分比很高，为97.8%；随母姓和新复姓分别仅占总样本的1.4%和0.8%。虽然总体来看，随母姓和新复姓都非常罕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现象都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图1）。此外，随母姓和新复姓的百分比存在非常明显的空间差异。江、浙、沪随母姓的百分比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这与网络报道的情况相符，但中国也有很多省份随母姓和新复姓的百分比低于1%。所以，随母姓和新复姓的普及并不是全国范围的普遍现象，而且即便在江、浙、沪，随母姓和新复姓的百分比也不高，子随父姓依然是最主流的命名方式。
最后，我们还使用统计模型分析了随母姓和新复姓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随母姓更可能发生在江、浙、沪的农村和母亲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因此，仅从城乡和教育这两个角度来说，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和观念的进步可能并非导致这一现象日益普遍的主要因素。与之相对，我们发现随母姓更可能发生在丈夫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妻子的家庭，而且，当妻子没有兄弟而丈夫还有其他兄弟时，随母姓也更可能发生。
由此可见，随母姓更像是家庭在没有儿子情况下为实现传宗接代需求而被迫采取的一种家庭策略，而且与传统社会中的入赘婚类似，它通常需要以丈夫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妻子为条件。更重要的是，一旦在模型中控制了夫妻双方的兄弟姐妹状况，随母姓随时间不断上升的趋势就几乎消失了。
然而，我们对新复姓的分析结果却大不相同。研究发现，新复姓更可能发生于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和母亲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这与现代化理论的预期相符。与之相对，传宗接代逻辑对新复姓的解释力却比较有限。研究发现，夫妻之间的相对地位几乎对新复姓没有任何影响。父亲的兄弟姐妹状况也对此没有影响。虽然研究发现，当母亲没有兄弟时，家庭更可能选择新复姓，但是与随母姓相比，这种影响要弱得多。而且，当将父母双方的兄弟姐妹状况纳入模型后，新复姓随时间的上升趋势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这些结果充分说明，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和依旧强烈的传宗接代需求并不是导致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新复姓的主要原因。结合新复姓在城市更加普遍以及新复姓的发生比随母亲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上升的研究发现，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更可能源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观念变迁。当然，这一结论是否成立还需经受更多研究的检验。
5. 几点讨论
综上所述，中国近年来的姓氏变革在变动轨迹、地区差异和影响因素三个方面都是非常复杂的。这很好地验证了张庆燮提出的“压缩型”现代化理论和计迎春提出的婚姻家庭变迁的“马赛克理论”。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在时空维度上都高度压缩，这导致传统、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因素在同一时间、不同空间内产生高度复合的复杂影响。
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来人口转变的加速以及在空间上的差异性进一步增加了家庭变迁和性别发展路径的复杂性。因此，通过姓氏变革，我们既能看到与社会发展相伴随的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观念的进步，也能看到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依旧对中国人具有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我们既能看到母系地位上升、父系地位下降的总体趋势，也能看到这种趋势在不同地区以及在随母姓和新复姓这两种具体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性。
总而言之，中国的姓氏变革是多方因素共同驱使的结果，中国的父系父权制家庭在其他方面的演变也会呈现出类似的复杂性。我们认为，中国的姓氏变革是社会变迁与人口转变背景下中国家庭变迁的一个缩影，因而，从影响姓氏变革的众多因素中也可以窥见中国家庭变迁轨迹及影响因素的复杂性。
以往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很多研究已经围绕这一问题产生了很多成果，如：发现家庭结构或居住方式日趋多元化，代际交往呈现出双向并行和双系并重的特征，性别角色观念和性别分工的发展缓慢而曲折，等等。这种复杂性是传统与现代观念相互交织，人口与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本文对姓氏变革的研究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缪斯夫人（ID：Ms-Muses），作者：许琪，责编：靳永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