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位 报道 | 公众号 QbitAI
一个话题标签，炸了整个德国学术圈。
#IchBinHanna
翻译过来就是“我是汉娜”。
起初，它只是一个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局（BMBF）发布的2分钟宣传视频。
从一个主人公汉娜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如何在德国学术圈立足、找到稳定的工作的故事。
结果没想到的是，一经发布，就激起了千层浪。
科学家们纷纷开始借着这个话题大诉苦水。
“几乎全是临时工”
“干了6年又6年，还是拿不到教职”
“逃离德国，另谋出路”……
啊这，不就是德国版的“非升即走”么？
但不为人所知的是，这样的矛盾，其实很早就已经存在。
并在过去四十年间悄然滋长，不断激化。
“临时工化”日益严重
先来看下这个《我是汉娜》中的具体内容。
汉娜是视频虚拟的一位生物科学家，她念完博士花了6年时间，现在要面临的是再次签订固定期限合同。
然后视频中针对汉娜接下来在科研道路上怎么走稳，给出的建议大致就是：
签合同，要早早地做好规划。
汉娜需要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再当6年的“临时工”。
那么这6年的大限到了之后呢？
若没谋求到教职，直接走人。
在这种大环境下，这个宣传视频内容描述得还非常“对啊，就得这样”。
于是乎，青年学者们炸了（视频已被下架）。
/#IchBinHanna这个话题也就随之走红。
网友们纷纷在此之下吐槽德国学术界这种“临时工”制度。
但在看“热闹”之余，也得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于是，德国康斯坦丁大学的一位教授George Walkden，便连发了30多条推文，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整理了出来。
他认为，在德国学术界，“临时工”是一个巨大的隐患问题。
除了正教授之外，其他科研人员基本上是没有稳定的工作。
而且这种情况在过去50年内日益严重。
来看下这张统计图。
从1975年以来，德国大学里的“非教授”（黑色曲线）和“教授”（灰色曲线）的差距越来越大。
说白了，就是德国整个科研人员体量在增长，主要是因为那些不稳定的“临时工”数量，而并非的教授人数：
1975年，教授占德国大学研究人员和教师队伍的24% ；2019年甚至不到13%。
造成这种局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德国将博士生和博士后混为一谈，也就是所谓的“Mittelbau”。
就在这种“混淆”之下，德国的科研人员在完成第一个“资格考试”之后，再来一个（即Habilitation）。
这实际上还是同一个领域的博士论文，只是主题不一样罢了。
这时你就会说了，那尽快升到教授不就好了？
不不不，没有那么简单。
在德国，教授这个职位并不是升上去的，用Walkden的说法就是：
必须通过一个漫长而又充满官僚气息的过程来申请。
因为在德国，教授相当于是公务员了。
当了教授，就意味着在医疗保险、养老金等方面，将拥有相当好的福利待遇。
但也正是如此，教授，很难当：
很多人要等到自己晚年，才能得到这样的机会。
例如2002年便有一篇文章直接指出，在德国第一次被评为教授的平均年龄是42岁。
这时你又会问了，那先一直干着“临时工”，熬到教授不就好了吗？
年轻了。
一个WissZeitVG，直接斩断这个念头。
这个政策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
博士，给你6年时间；博士毕业之后，再给你6年时间。
然后，拜拜。
现在知道为什么一个简单的话题，竟能让德国学术界如此“炸圈”了吧。
总结来说就是：
德国有个系统，可以有效防止“临时工”获得永久合同。
还有一条法律，防止个人重复获得临时合同。
但比起这些，还有更重要、更深层的一点。
刚才也提到了德国科研人员里面，“临时工”目前所占的比例之高，于是Walkden就认为，“这极大地加剧了德国学术界的不稳定”。
“这就是我离开德国的原因”
除了自述经历外，更多的德国学者纷纷声援进来。
他们齐声呼吁，想要改变这一套系统。
不要忘记那些被边缘化的人。
一位神经科学家则表示，
德国的学术体系正在毁掉人们的职业生涯，并通过定期合同将人们排挤出去。我希望这个系统能够改变。
也正因为这样的学术体系，就劝退了一波学者。
他们都纷纷表示：这就是我离开的原因。
“逃离德国，另谋出路”成为他们共同的选择。
正身陷囹圄的学者，也表达了自己的焦虑：自己想留德国，但是合同只有几年
不过，德国这波操作也不是特例。
知名科普博主@光头怪博士分享了自己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经历。
2007年，日本发起了World Premie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WPI，世界顶尖国际研究中心）的倡议。倡议的目标，不言而喻。
而实现途径就是选拔一些单位的学者进行补助，希望他们能在指定期限内完成一定的学术成果。
但在WPI之外，日本的大量博士生还是拿不到合理的补助，大量青年学者要做3-4期博后才能熬到一个稳定职位的机会。
国内“非升即走”
放眼国内，不免就回到了老生常谈的话题——
青年教师“非升即走”的困境。
这个话题此消彼长，讨论更是一波接着一波。
究其根源，还得跟Tenure-track制度有关。
Tenure-track，起源于北美，国内也叫做“预聘－长聘”制，目前绝大部分一流高校都采用了这一制度，以此来优中选优。
流程大同小异。
即新入职的教师以3年为一个聘期，试用考察期最长可达两个聘期。
6年之后，如果你能达到一定聘用条件，就获得终身教职，如果这段时间内没有完成竞升，则自动解除聘用关系。
这当中的聘用条件则包含了一些量化考核指标，比如论文、重点项目数量等。
对刚读完博士或者博士后来说，大概30岁左右才开始职业生涯，然而到了35岁左右，就可能面临失业的压力了。
如果没有成功拿到教职，再去业界找工作会比较难。
因此德国版的“非升即走”一曝光，就让国内的学术圈产生了共鸣。
怎么全世界的学术圈都在卷…
有网友认为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学者过剩，供过于求。
互联网科技博主@sven_shi就认为，博士相对稳定的教职供给量实在太大，各国都有这个问题，我国特别严重。
就拿清华来说，2021年授予3168人博士学位，除去疫情等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往年也都有两千多人左右。
从清华官网上看，当前教师数量为3641名，其中在岗博导为2836人，基本上是一个导师带一个博士生的比例。
什么概念呢？
拿今年UCLA来说，共有566名博士生毕业，Faculty有4300名，比例可以说达到了1:7.7。
而这样的占比，也是得益于清华允许进入Tenure-track的教师能直接带博士生的制度。
那该如何解决呢？
有网友认为，则从根源入手——减少博士生招生人数，实现博士培养的少而精。
但不得不承认，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国内科技才有了质的飞跃，实现弯道超车。
如何衡量这当中的度，值得我们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