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郑萃颖,编辑:沈霄戈,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关心、观看云南出走亚洲象群的新闻和视频,成了最近一个多月网络上持续火热的话题,通过村民拍摄、无人机监测各种视角,满足了人们观察象群的好奇心,也不失为一次绝佳的动物科普教育。


“随着中国生态环境的好转,在自然生态下去观测野生动物,这种体验未来可能成为新的看动物方式。”参与三江源生态体验规划的中国旅游协会旅游营销分会副会长葛磊说,今年在黄河源的探访中,他一天内就观测到了狼、藏狐、灰鹤、藏原羚等几十种野生动物。


“这更像是人到动物的家园去做客”,他说。而与此同时,动物关在笼子里或者圈养起来的传统动物园生存模式,也正面临着挑战。


有媒体援引动物园协会数据称,中国90%以上的野生动物园都处于亏损状态,盈利状况不容乐观。


有动物园业内人士告诉界面新闻,很多动物园在开业两三年时达到客流高峰,随后趋于平缓,同时利润率也从早期的50%下降到20%至30%。位于四川、山东和北京的几家野生动物园甚至近几年陷入亏损。


传统动物园困境 


2021年5月,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豹子出逃事件备受关注,动物园背后的投资方雄鹰集团也浮出水面。动物园是私人开的,让不少人有些意外。


其实国内动物园的运营管理,大致分为两个模式。


一类是1949年后早期建立的公立动物园,如北京动物园、杭州动物园、成都动物园等,大多借鉴苏联的动物园建设模式。这些动物园主要分布在省会城市,95%以上至今仍然是事业单位,属于园林局或林草局管理,收入上缴财政,所有支出按预算由政府划拨,主要依靠门票经济。


这类动物园一般都有珍稀动物,同时主要职责是教育科研,以及动物繁育保护。其区位主要在城市市区,没有扩建扩张的空间,同时门票价格受限。


一些公立动物园由于客流量不够,经营不善等原因,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划归到企业。2016年人民日报曾撰文指出某东北的一家“正处级动物园”改革滞后,投入一亿多元但门票年收入仅四五百万元。


另一类则是以“野生动物园”为代表的私营动物园。随着政策放开,民营资本可以进入动物园行业。由于市区很难再获得大面积土地,民营动物园往选在城市近郊开展建设,例如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这些动物园的门票价格和园区内的二次消费项目比公立动物园更灵活。


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超200家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含“野生动物园、野生动物馆、野生动物世界、野生动物欢乐世界”,其中近8成为有限责任公司。


2007年,野生动物园相关企业年注册量曾达到一轮小高峰,全年新增超30家,此后趋势有所放缓。到了2015至2020年,相关企业年注册量呈现回升趋势,其中2019年新增40家。而在今年截至5月11日,以工商登记为准,国内新增野生动物园相关企业为9家。


郑州野生动物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凯表示,除了一些大型综合型野生动物园(如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行业内的经营利润这几年在下降。“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观赏客流减少,其他游乐、演绎活动收入降低,而动物喂食等日常运营成本一直很高。一般每年需要一个亿。”


朵拉爱萌联合创始人、昆明朵拉萌宠乐园董事长刘春晖在调研国内动物园市场后认为,产品同质化、竞争激烈、园区体验感落后、管理者对动物繁衍保护的重视程度远大于对旅游服务的重视等,是野生动物园经营状况下降的原因。


一位在国企改制后的野生动物园工作的饲养员告诉界面新闻,民营动物园的基层员工薪资和福利有限,月薪三四千元,招聘流程也非常随意,对新员工的安全培训也没有以前详细全面,使得野生动物园管理问题日渐浮现。今年五一假期前,杭州野生动物园金钱豹出逃事件,也反映出野生动物园的管理漏洞。


另外,2010年住建部叫停了动物表演。一些以前地方性的马戏团,将其驯养的动物租售给旅游景区展示,也增加了管理风险。今年5月,河南南阳淅川县丹江孔雀谷景区通报了两只老虎出逃事件,过程中造成一名饲养员死亡,而老虎来源于安徽宿州市某马戏团。


另一大类民营动物园代表是海洋乐园,国内有两家已上市的海洋乐园企业,分别是大连圣亚,和海昌海洋公园。


海昌海洋公园在新冠疫情发生的2020年,全年净亏损14.5亿元,营业额减少近六成,但在管理团队的精细管理下,客流量已逐步恢复。受困于企业内部股权纠纷的大连圣亚,体现出趋势性的经营下滑,以及疫情冲击下的持续影响。


财报显示,2018年到2020年,大连圣亚的调整后营业收入逐年减少,从3.37亿元、3.19亿元,减少到1.14亿元;归属于大连圣亚上市公司调整后的股东净利润,从5026万元、4233万元,到净亏损6998万元。2020年还售出了44只企鹅,列报营业收入1876万元。


“卖企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动物的养护成本太高了。”朵拉爱萌联合创始人刘春晖告诉界面新闻,“以前海洋动物和它们的饲料绝大部分依赖进口渠道,疫情后进口渠道关闭,对海洋公园的影响更大。”


另外,海洋馆的动物表演也具有争议性,遭到国内部分动物保护倡导者的抵制。上海长风海洋世界的两头白鲸,在2019年被放回冰岛的白鲸自然保护区,白鲸表演馆宣布闭馆。


未来不同形态的动物园,该往何处去?


改造动物园 


2020年之后,国内动物园加速进入转型期。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营销分会副会长葛磊认为,随着人们出行半径加大、出行频率增加,跨省逛动物园不是难事,动物园面临同质化竞争和优胜劣汰。


“动物园都要更新理念,尽量不要让动物关在笼子里,注重动物的生存环境,并且提供更多安全保障下的人和动物的互动体验。另外,动物园要增加园内的二次消费率,比如动物文创,动物主题餐饮等延伸业态的开发。”葛磊说,例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给大熊猫提供了相对宽敞舒适、接近自然的生存环境。同时,人们去动物园不只是为看动物,“越来越多的研学科普、家庭休闲需求,要求动物园进行业态创新,比如开发研学课程等。”


郑州野生动物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凯认为,动物园需要增加动物主题的产品内容,来增加收益、增强互动性,比如增设萌宠区域与儿童互动,开发“线上喂动物”、“认养小动物”之类的会员制活动,增加消费者粘性,并开发线下多业态,如动物主题清餐饮料、动物主题书店等。


“国家林草局会对目前野生动物园的建设进行限制,动物园办理动物驯养证的审批会更严格,大型野生动物园项目的投资预计会减少。”邓凯告诉界面新闻,“同时,各地成立的文旅投公司,会对传统野生动物园进行提升改造。”


与此同时,在田园综合体、景区、文旅综合体里,轻资产投入的萌宠乐园正在成为标配。


天眼查App显示,目前全国有62家名称和经营范围涉及“萌宠乐园”的企业,其中安徽、广东、江苏、四川最多,大部分(36家)是在过去1到5年间成立的,1年内成立的有14家。


“贵阳、北京、安徽都有村镇做的田园综合体在进行提升改造,在其中设置了萌宠乐园,还有古镇景观、民宿业态等搭配。但萌宠乐园一定要注意动物的科学饲养、检疫防疫,以保护动物为主题做科普教育。”邓凯表示。


朵拉爱萌联合创始人刘春晖告诉界面新闻,萌宠乐园的投资规模要远小于野生动物园。在动物选型上,倾向于选择“颜值较高、性格好”的动物,适合与人近距离接触、投喂、互动,大部分为非保护类动物。根据动物的不同保护等级,等级越高的动物,在购买驯养时需要办理的手续审批越难,购买成本越高。


其次在于园区配套建设,户外萌宠乐园所需配套的场馆、设施也要远少于野生动物园和海洋公园。野生动物园、海洋公园动辄需要上千亩或几百亩土地,上亿的投资成本,萌宠乐园目前的投资成本大约几千万元,规模在几十亩到一两百亩地不等。通过选址在人口密集、亲子休闲游需求旺盛的大城市,这种户外、生态、互动式的体验模式正好满足了疫情后短途、周边游市场需求,项目能达到五年左右的回报周期。


不过,在疫情后兴起的萌宠乐园建设风潮中,低门槛、高回报,也容易吸引不规范的建设者。


刘春晖表示,办理萌宠乐园需要规范化。经营者需要经林草部门办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证、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如果饲养有一定比例的牛马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则还需要经农业部门办理畜牧证。除此之外,萌宠乐园的设计、建设需要满足立项、规划、环评、住建、消防等一系列前置审批程序,规划建设手续的不健全这也是近两年来不少室内萌宠乐园被关停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萌宠乐园的基础建设如污水处理,也极为重要。这是一般游客看不到的投入,但至关重要。一些小型萌宠乐园不舍得投入,造成气味难闻等难以消除的影响,破坏环境并造成污染,这种低成本低门槛项目生命周期不会超过三五年。”他说。


葛磊认为,公立动物园以追求社会效益为先,商业化动物园则需要注意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商业效益的平衡。


他说:“随着中国生态涵养和动物保护取得一定成绩,野生动物出没成为常态,未来中国有可能形成一批类似非洲马塞马拉这样的国家公园,人们到真正自然生态下去观测动物,体验自然原始的美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郑萃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