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个叫王定保的人。他是南昌人,在公元900年,即唐朝灭亡的倒数第七个年头,考中了进士,随后到南方去做官。

  时值唐朝末世,王定保一路碰到数起农民起义,只好跑到广州避难,在节度使刘隐门下做幕客。

  刘隐死后,他的弟弟称帝,建立南汉国,成为五代十国中“十国”之一。

  王定保时来运转,一路高升,做到宰相(同平章事),可谓位极人臣。

  晚年,王定保潜心写作,写下了著名的《唐摭言》。其中关于唐代科举情况的记载尤其详细,是后世研究科举的必读书目。

  在书中,这名唐代进士出身的南汉国宰相,美美地感慨一句:

  

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此后,帝国的高官们,如果不是进士出身,不仅自己觉得人生有缺憾,别人也会看他少了点什么。

  就像现在的官员,做到了一定级别,也想拿个博士文凭。这种社会心理,原来是有历史传统的。

  已故史学大家何炳棣称,科举是帝国成功的阶梯,是阶层流动的通道。

  当做官越来越注重出身的时候,考中进士,逐渐成为当上高官的必要条件。

  这个时候,“你是哪里人”这件先天注定的事,就变得很重要了。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你要在对的时候,生在对的地方,人生的路,必定越走越宽。

  

01. 政治本位

  科举制度开始于隋朝,被唐朝继承并发扬光大。不像宋代以后有“科举名录”一样的档案簿,唐代没有科举及第的完整名单。

  在目前已知的极不完整的数据中,唐代籍贯可知的科举及第者,是648人。

  其中,关内道159人,河南道151人,河北道132人,进士人数位居前三。

  

  

  ▲唐代能考的地方都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寂寂无闻。

  看到没,唐代考科举最牛的地方,都是典型的北方中原地区,主要包括现在的陕西、河南、河北、山东这几个省份。

  这几个地方,产生了接近全国70%的进士。

  你要是穿越过去,千万别傻盯着东南沿海或长江流域一带。记住那时候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北方,黄河流域一带。

  唐朝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双首都制:西京长安和神都洛阳。

  这两个地方,正是最出科举人才的关内道和河南道的核心。

  原因无他,举国科举的政策照顾和教育资源,都集中在那里。

  长安所在的京兆府选送的举子,前十名被称为“等第”,坐等及第。据王定保说,十人中最后被安排中科举的,至少七八人。

  如果哪一年礼部不给面子,多让其中几个落榜,京兆尹(首都市长)就要发飙,给礼部写文书抗议,让考官好好解释为什么要让首都的考生落榜,这到底是几个意思!

  这种权力优势,是外地州府不可能有的。

  洛阳则主要得益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当时,武则天将洛阳当作实际首都,在洛阳、长安分别开考,录取进士,而洛阳的录取名额竟是长安的三倍。

  一直到安史之乱后十余年,776年,洛阳的科举才被停掉。但已为洛阳乃至河南道的举子,提供了诸多便利。

  唐代的科举公平性差强人意,基本是政治本位决定录取名额。

  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年),礼部侍郎崔郾被任命为科举主考官。

  一堆官员跑到崔郾家,向他推荐自己的门生。大名士吴武陵拿着《阿房宫赋》,向崔郾力荐杜牧:“此人不当状元,谁能当?”

  崔郾面露难色,说今年的状元名额早被预定了,只能给杜牧安排个第五名。

  有背景,最重要。

  

  ▲陕西在千年科举史上最早拔得头筹。图源/摄图网

02. 平民出头

  到了晚唐,王定保出生的江南道(包括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以及江苏、安徽、湖北之长江以南、四川东南部等地)在科举上开始冒头。

  原因是,安史之乱后,北方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传统的经济发达地区饱受摧残,人口日益向南方迁徙。这样此消彼长,南方就开始崛起,无论经济还是教育,水平都上了一个台阶。

  韩愈曾说,大唐的财赋来源,十分之九来自江南。

  如果王定保早生个一两百年,估计进士的头衔就一辈子跟他无缘了,只能感叹自己,官做得再大,“终不为美”。

  所以说,人生的成功,时间和区域,都很重要,缺一不可。

  跟唐朝科举爱开后门、政策照顾明显等做法不同,宋朝科举一开始就讲究公平,考卷不仅要糊名,还要专人誊录,避免考官认字迹打分。

  科举真正成为平民阶层上升的通道,始于宋朝。

  宋太宗在位期间,宰相李昉的儿子李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的堂弟吕蒙亨、盐铁使王明的儿子王扶均,这三个人在同一届科举中,都考中了进士。

  殿试时,宋太宗发现了他们的名字,直接拍板说:“势家不宜与孤寒竞进。”

  意思是,你们这些官二代,就别跟寒门子弟抢了。

  于是,这三个人的名次全让给了寒门子弟。

  没背景,比有背景还重要。

  统计显示,整个宋代,布衣出身的进士占了一半以上。

  但是,宋朝科举有新的问题:南方人太能考了,导致北方人心里很不平衡,双方为此吵闹不休。

  最著名的一次,是山西人司马光和江西人欧阳修,为科举录取方法是否公平,大吵了一架。

  

  ▲欧阳修(左)与司马光。

  司马光说,北方有的路(相当于现在的省),几十年来竟然连一个考上进士的人都没有,可见全国一张卷统一录取,这种做法看似公平,实则太不公平,应该按照人口比例,给各路分配名额,逐路录取。

  欧阳修很不认同司马光的说法,他争论说,科举都是匿名考试,中榜后才知道籍贯,这么公平的制度去哪里找?北方进士少,只能说明北方人书没读好,说明不了其他问题。国家考试选进士,一定要在全国范围内把最好的人才选出来,而不要搞成地区间的分猪肉。

  双方的理论,各有道理。

  但最终决定政策走向的,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

  在同为江西人的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科举沿袭了全国统一录取的做法;到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上位,就开始试行“分省录取”。

  即便如此,整个北宋期间,南方人将九成进士收入囊中,北方进士仅占10%左右。南宋时期,因为北方基本沦陷,95%以上的进士都来自南方地区。

  从具体省份来看,福建、浙江、江西三省的进士人数高居全国前三。

  根据《福建通志》记载,宋代福建进士共7043名,排名全国第一。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

  两宋共有进士28933名(有籍贯者),算下来,福建一省就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左右。而且,比位居第二的浙江,整整多了2000多名进士,形势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

  当时人不无夸张地说:“龙门一半在闽川。”福建人绝对是当时全国最能考的。

  何炳棣分析说,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比较南面的省份受益于远离宋金边界,免受战争侵扰,经济与文化也更加稳定发展。浙江、江西和福建,因此崛起。

  福建在十二、十三世纪,由于早熟稻的推广,海上贸易的繁荣,以及如朱熹那样的大学者的移入,一下子成为文化先进的省份。

03. 科举改革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家祖上没阔过?但北方人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史实:唐代以后,在科举之路上,最阔的永远是南方省份。

  风水轮流转,只是转到南方哪个省的问题。

  元代常被称为文化的荒漠,不过,史学家发现,江西当时是全国书院最多的省份。这些书院为江西保留了无数的读书种子。

  江西在宋代,其实文化已很昌盛,人才辈出。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六位,其中三位是江西人: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

  换句话说,十一世纪的中国,执文坛牛耳的有两个:一个是苏轼他们家,另一个就是江西人。

  在科举上,宋代的江西,排名仅次于福建和浙江,稳居前三。

  明朝开国后的前100年,江西凭借这些文化积累迅速崛起,并超越闽浙两省,成为全国最能考的省份。

  尤其是赣江中流的吉安府,在明初100年间,产生了426个进士,以及33个巍科人物(巍科人物,特指会试第一名和殿试前四名)。这两个数据,分别占全国同一时期的1/12和1/4。

  在1400年和1404年连续两次科举殿试中,共有一甲进士6名,吉安人包办了5名。真的是全国科举看江西,江西科举看吉安。

  

  ▲明代江西地图。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整个明代的科举,可以分三段看:

  

前面100年,最能考的是江西人;

中间100多年,浙江人发力,比江西人还能考;

最后四五十年,江苏逐渐取代浙江。

  综合下来,明代全部24800多名进士中,产生进士最多的三个省份是:浙江3697人,江西3114人,江苏2977人。

  有来自福建的朋友问了:两宋最能考的福建人,这时去哪了?

  明代福建以2374名进士,排全国第四。总数是比前三名省份弱一些,但不是弱在考试能力,而是弱在人口总数。

  

  明代福建的人口仅有170多万,比起动辄五六百人口的浙江、江西、江苏,显然吃了大亏。

  所以,如果按人均进士数计算,福建人依然是全国最牛的。

  这个省每万人平均拥有进士13.26人,是浙江的两倍,江西的2.85倍,堪称一骑绝尘,无人能敌。

  

  对于整个帝国而言,老问题又来了:人才都出自东南,其他地方的人还有什么奔头?

  早在明初,朱元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这名开国皇帝是南方人,这逼迫他必须向北方士子释放更大的诚意,从而凝聚整个帝国。

  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会试放榜,考上的51名进士全部是南方人,无一北方人。

  北方士子群情激愤,高喊有黑幕,联名向朝廷状告主考官刘三吾,说刘三吾是南方人,所以偏心。

  这件事惊动了皇帝。

  为了有效收买北方人心,朱元璋诛杀了新科状元,并亲自出题阅卷,增补了61个进士。这61人,全部是北方人。

  此后,明朝的科举制度迎来重大改革。

  大约从1425年起,明朝会试开始试行“南北卷”制度,针对南北方分别录取进士,比例为“南六北四”,即南方占60%,北方占40%。

  后来,又增加了中卷,把全国划分为南、北、中三个区域,分别录取进士。比例为南卷55%、北卷35%、中卷10%。

  这项改革影响深远,直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实行分省录取制度,“南北卷”制度才最终被废除。

  

  ▲明代浙江,是全国最能考的省份。图源/摄图网

04. 资本时代

  明代历时两百多年未能破解的南北人才失衡问题,到清代,总算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

  1712年,已经做了50年皇帝的康熙,突然意识到“南北卷”制度虽然可以相对调和南北方的人才结构,但无法解决省份之间的人才比例问题。

  他说,我观察这些年来的进士录取名单,有的省进士很多,有的省进士很少,这不科学,以后干脆“按省取中”好了。

  所谓“按省取中”,原型来自于北宋司马光的“逐路取士”,跟我们现在高考制度中的分省录取基本一致。

  简单来说,就是按照每个省的大小、人口多寡,分配每个省的举人名额。比如,浙江、江西都分到了94名,以后这两个省每届录取举人就都是94人,再由这94人去参加国考(会试),按一定的比例录取进士。

  

  这种录取方式,对文化欠发达省份是一个极大的利好。

  举个极端的例子,在实施分省录取制度前,甘肃连一个进士都没有,实施后,甘肃一共出了200多名进士。

  但对科举大省则不是好事。分省录取最大限度地把考试竞争压缩到了省内,你一个省中举名额就那么多,考生都很强的话,竞争肯定就很激烈了。

  不过,经过这轮制度调整,清代进士的南北分布,相比明代均衡多了。

  在清代总计26800多名进士中,排名前四的省份及其中举人数,分别如下:

  江苏2933人,浙江2803人,河北2707人,山东2249人。

  

  两个南方省,两个北方省,是不是比明代前四都是南方省看起来舒服一点?

  因为进士名额基本都是按省分配,这个时候单凭一个省的进士数来判定这个省的人能不能考,已经不太准确。

  更为准确的数据,要看巍科人物(即会试第一名和殿试前四名)的分布。

  从理论上讲,殿试的名次是中举者完全自由竞争后分出高下的,这才能代表全国的水平。

  清代产生巍科人物539人,排名前四的省份及其人数,分别如下:

  江苏169人,浙江125人,安徽41人,河北38人。

  

  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士人数,还是巍科人物,江苏人都是当之无愧的全国考霸。

  早在清初,翰林院里几个文人闲聊,大家谈起家乡的土特产,说来说去无非山珍海味、象牙犀角。轮到苏州人汪琬,他慢吞吞地说:“苏州特产状元。”举座瞠目结舌。

  后来的历史证明,汪琬真没吹牛,清代114个状元中,有24个苏州人,占比超过1/5。

  江苏和浙江,这两个最典型的江南省份,清代一共出了69个状元(江苏49个,浙江20个),占了全国的一半多。这对于全国,尤其是北方,形成了智商上的降维打击。

  

  有时候连皇帝都看不下去,要出手干预,平衡一下。

  1750年的殿试,内推第一名是江苏人赵翼,第二名是浙江人胡高望,第三名是陕西人王杰。乾隆一看,问左右:国朝至今,陕西出过状元吗?大臣们说,还没有。

  乾隆说,从今天开始就有。

  说完,把王杰从第三名调到第一名。在乾隆看来,江苏、浙江的状元已经够多了。

  苏浙两省为什么能在最后一个科举朝代独占鳌头?

  说起来,科举在清代已经进入了拼资本的阶段——拼经济资本,拼文化资本。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有能力搞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教育氛围。

  就单个家庭而言,也相对更有钱让孩子多读书,多买书,多请名师。再不济也有家族互助组织帮忙,上义学,送路费。

  学者沈登苗说,“在科举时代,有否真正的资格应试,主要取决于父、祖辈的经济条件;能否在场屋中胜出,大多靠的是本人的禀赋与后天的努力。实力——经济实力与自身智力决定人们在科举道路上能走多远”。

  事实证明,阶层流动的大门,越到帝国晚期,关得越紧。

  宋代超过一半进士出身平民,明代这一数据减至47%,清代继续下降至37%。到了晚清,进士基本被官宦子弟垄断了。

  

  ▲科举最后一个朝代,经济最富裕的江苏最厉害。图源/摄图网

05. 千年变迁

  帝制时代,科举实行了1200多年。每个时代,最能考的人都来自不同省份。

  

唐代:陕西人

宋代:福建人

明代:浙江人

清代:江苏人

  唐宋之际,进士人数有一个南北易位的过程,此后,北方人再也撼动不了南方人在科举上的优势。

  历史上考试最强的南方三省,恰好集中于东南沿海,且随着时间推移,有一个由南往北越来越强的过程。

  就历史进程而言,除了个人努力,每个时代,科举的终极决定力量也不一样。

  

唐代:陕西人胜出,主要靠地理区位+政治优势;

宋代:福建人胜出,主要是赶上北方普遍沦陷+科举平民时代到来;

明清两代:浙江人和江苏人胜出,主要靠经济资本+文化资本。

  可见,影响科举的主要因素中,政治因素有一个由强到弱的过程,与此相反,经济因素则有一个由弱到强的过程。

  最后闲扯几句。

  江西科举在宋明两代,尤其是明初的100年,有过闪耀全国的表现。这得益于北方士人南迁,江西靠近水路和相对中央的位置,对他们形成了吸引力,成为其最早的落脚点。

  江西由此成为南方最早跨入文化发达省份的一个。

  文化南传,由此兴盛。

  福建科举在明清之际的相对没落,跟郑成功长期割据东南沿海,与清政府对抗,导致福建战乱、人口内迁、贸易中断有关。

  等到清军完成征服,东南的贸易中心已南移到了广州。在拼资本的时代,经济比不上江浙的福建,科举能力自然也就退化了。

  科举时代最后的赢家——江苏和浙江两省,其在经济与文化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延续至今。

  长三角迄今仍是中国最有活力的经济圈,而这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高等教育水平、经济辐射能力,均为全国最强。

  一项关于中国两院院士籍贯分布的统计显示,1955年至2017年间,江苏籍院士共463人,浙江籍院士共395人,远远高出其他省份(第三名,山东籍院士157人)。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长三角地区自明代以来重视科举、发展教育的当代福报。

  为什么说“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答案了!

  参考文献:

  王定保:《唐摭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邓小泉:《唐代科举人才区域分布的教育因素》,《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

  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总第26期,1999年